在战斗中，李世民果敢骁勇，所向披靡。但这也只能算是初历戎阵，小试锋芒。及后他见隋室将亡，便“潜图义举”，他的军事才能在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不过从李世民少年时期的表现看，其聪明机灵和“少年老成”的用兵之能已远非常人所能及了。
明经4压乱当恩威并重
“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爱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
——李世民
武德初年，天下未定，各地割据势力蜂起作乱，刚建立起的李氏政权仍然很不稳固。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压乱当为唐室最为紧迫，最为艰巨的任务。然而压乱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诉诸武力，以暴制乱有时会带来诸多的不利；如果在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的前提下再适时施以恩泽，不仅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为重要地是会避免或减少无谓的牺牲。唐王朝在平定各路割据势力的过程中，既有这方面成功的经验，也有过血的教训。
武德三年五月，平定刘武周后，“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夏县民吕崇茂迫于官府的焚烧政策，曾起兵以应刘武周。吕崇茂被杀后，余众继续据县拒守。李世民以大军屠杀之，无论怎么说，这总是一桩罪过，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一面。据《高祖实录》记载，李渊认为：“平薛举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后患。”所以下诏：“胜兵者悉斩之。”这恐怕是把唐太宗的罪过推诿于唐高祖吧！
第三次大战役结束后，唐王朝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处置明显不同：一个赦免徙蜀，一个则惨遭杀害。这充分地表现了李渊父子的封建统治者立场是何等鲜明。李世民虽然把被俘的建德部众五万人“即日散遣之，使还乡里”，但对河北地区并未作出妥善安置。“唐官吏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于是，刘黑闼起兵“报仇”。李世民为了平定刘黑闼起兵，在决战时，竟先派人堰塞沼水上流，待黑闼部众渡水而阵，决堰助战，大水深丈余，淹死数千人，斩首万余级，真是残忍！皇太子的幕僚魏征指出：“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戳，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由于实行高压政策，又惹起了刘黑闼的第二次起兵。据说，这时李渊大怒，“命太子建成取山东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驱其小弱妇女以实关中。太宗切谏，以为不可，遂已。”此事可靠与否，不得而知，但透露了这样的事实：李世民、李建成包括李渊已经意识到“杀不能止乱”，而必须改变对河北地区的杀伤政策。所以，李建成到达河北地区后，魏征建议：“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果然是个好办法。因为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农民群众也都想过安定的生活，恢复农业生产，所以，“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当时刘黑闼部众犹盛，但在安抚政策的感召下，“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河北社会秩序终于安定下来了。
事实证明，杀不能止乱，而只有恩威并施，才能使天下臣服。李世民不但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做到这一点，就是他登基后在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中，也是力主用“恩”来感召他们，尽可能地避免他们挥戈相向，所以他能成就四海一统和民族大融合的空前伟业。
明经5待机而动，克日起兵
“不贪天方动之机，不乘人妄动之气”，“以远祸而缴福”。
——李世民
隋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之下，隋朝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渊、世民父子目睹了天下形势，开始产生叛隋的思想，这是晋阳起兵的主要动因。李渊在起兵之前，就曾说过：“当今天下贼盗，十室而九，称帝图王，专城‘据郡”’。正是基于这种形势，他才“适欲起兵”。
实际上，农民起义已为李渊、世民父子起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不过，李渊、世民父子并没有立即跟风而上，而是等待时机充分成熟后，再一举起兵发难。所谓时机，主要指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外面够“乱”，即隋室完全孤立和农民起义浪潮席卷全国；二是内部够“实”，也就是自身的力量是足够强大。以当时晋阳起兵前的情况看，内外部条件都还不十分成熟，所以李渊、世民父子选择了“待机而动，克日起兵”，这无疑是明智之举。
展开隋末纷纷扰扰的历史画卷，我们更能全面深入了解到李渊、世民父子反隋的特定时代背景。
自从隋炀帝南下江都，带走大批骁勇后，“东都空虚，兵不素练”。这为农民起义军发展提供了机会，河南地区的瓦岗军乘势打败了河南讨捕大使张须陀，消灭了隋朝在中原地区的主力部队，使“河南郡县为之丧气”。之后瓦岗军又围困王世充于东都，从而切断了两京和．江都的联系。江淮起义军和河北起义军，也先后打败了隋右御卫将军陈棱和隋涿郡留守薛世雄，消灭了江淮和河北地区的隋军主力。这样就进一步将隋朝政权肢解和分割，使隋炀帝对全国的政治局面失去的控制。正如隋右侯卫大将军酒泉赵才所说，当时天下“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大唐创业起居注》也记载：“炀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绝。”其实，炀帝政令不行的情况在大业十二年初已经出现了。《资治通鉴》记载：这年“春？正月？聚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隋朝的垮台已是历史的必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渊父子和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一样，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必然要寻找一条最好的出路。同时，在李渊之前已有罗艺、刘武周、薛举、梁师都等人起兵。
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也进一步促使李渊父子下决心走起兵反隋的道路。
李渊起兵反隋，同李渊与最高统治者炀帝之间有潜在的矛盾有关。李渊之妻窦氏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杨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隋朝时，她就曾为此而流涕，并且“自投于床曰：‘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窦氏对隋朝的刻骨之恨，不能不对李渊有所影响。杨坚以宫廷政变的形式夺取北周政权，政权的变易也在李渊的思想深处打下了烙印。杨玄感起兵反隋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加剧。“时炀帝多所猜忌，人怀疑惧。”有一次，炀帝召李渊到行宫去见他，恰巧李渊有病而未去谒见。当时李渊外甥女王氏在后宫，于是炀帝问王氏说：“汝舅何迟？王氏说有病，炀帝却恶狠狠地说：“可得死否？”李渊“闻之益惧，因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由此可见，炀帝对李渊也有所猜忌。李渊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时时有一种自危之感。大业十一年二月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字金才），因“其门族强盛”，遭到炀帝的忌恨，恰好有一个方士对炀帝说：“李氏当为天子。”因而“劝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当时在民间传诵着歌谣《桃李章》，“炀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故诛李金才”。
结果李浑一门三十余人被杀。这件事对李渊也有极大的震动。因为李渊也“自以姓名著于图沪，太原王者所在，虑被猜忌，因而祸及”。这年四月，李渊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发河东兵镇压农民起义。他请夏侯端为其副。夏侯端颇知“玄象”，对李渊说：“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圣上晓察，情为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李渊“深然其言”，即对这一精辟的分析完全同意。由此可见，李渊对炀帝的猜忌也早有戒心和防范，这也是李渊起兵的重要的政治原因之一。
其实李渊的反隋之心也非自一日始。引日唐书·宇文士及传》载，唐朝建立后，字文士及便来投唐，并与李渊谈及往事说：“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当时，李渊笑对裴寂说：
“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宇文士及降唐是在武德二年二月。由此推算，李渊与士及密论时事当在大业九年上半年。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九年正月，“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这时，李渊任卫尉少卿，督运于怀远镇，路经涿郡，才与宇文士及有此次密谈。据史籍记载，李渊与裴寂等人在太原所“言天下事”，都是起兵反隋之事；李渊在涿郡与士及所论时事，自然也是指反隋之事。李渊敢同宇文士及论及这种大事，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事实也是如此，当李渊为殿内少监时，士及为奉御，并与李渊“深自结盟”。李渊与士及这次“密论时事”，也许与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隋有关。杨玄感于大业九年六月起兵于黎阳，许多贵族官僚子弟都依附于杨玄感，而参加起兵，可见当时在上层阶级中，反隋的思想是较为普遍的。也许李渊、士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论及天下大事的。但杨玄感的起兵很快被镇压下去，李渊只好把反隋的心事压在心底。如，当李渊受命为弘化郡留守，握有关右十三郡重兵，他的妻兄也曾劝他，于玄感起兵时“可乘其便”反隋。但李渊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便以“无为祸始，何言之妄也”，加以推托。由此可见，李渊的反隋思想显露于大业九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李渊同炀帝潜在矛盾的加深，到了大业十一二年时，他的反隋思想进一步明朗化，并最终成为晋阳起兵的思想动因。
李渊、李世民父子反隋的思想变化轨迹，同时也是他们等待时机和创造起兵条件的全过程，充分反映了他们心怀高远，又稳成持重，虑事周密的性格特点。“不贪天方动之机，不乘人妄动之气”，“以远祸而缴福”，正是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成功之道。
明经6收罗人才，壮大自己
“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成得其欢心。”
——李世民
当李渊、李世民父子的反隋密谋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其起兵发难的内外部条件已日趋成熟。在李世民等人的多方活动下，李氏父子周围已聚集了一大批“英俊豪友”，随时供其驱策，同时他们又募集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其起兵之势已如箭在弦，不可不发了。
在李氏父子收罗人才，壮大自己的过程中，李世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少在太原，善群聚博戏，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这一点在有关史料中多有记载。
据《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李渊十分注意网罗人才。他指示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建成、世民则“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手鬻僧博徒，监门斯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当时，地主阶级中一些有，政治眼光的人，他们认识到了隋朝的灭亡已是必然之势，因此纷纷寻找自己的依托和靠山。而李渊父子则是最佳人选。
如刘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汪”。文静又见世民“而异之，深自结讷”，并对裴寂说：“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又如晋阳长姜善，他评价李渊说：“隋祚将亡，必有命世才”，“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于是，“深自结纳”，投靠了李渊。又如唐俭，与世民关系密切，并劝说世民，“以隋室昏乱，天下可图”。李渊也曾向唐俭密访以时事，俭说：“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取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又如右勋卫长／顷德，右勋侍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左亲卫窦琮，“亦亡命在太原”，他与世民原有矛盾，而世民对他却“加意待之”。这些“背征三卫，所犯当死”的隋朝官吏，李渊却加以网罗，显然有其政治用心。这样在李渊父子周围便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成为晋阳起兵的基本队伍。
但还有一点尤不可缺，那就是李渊虽然身为太原留守，握有重兵，但要密谋起兵，手中还必须有一支私自指挥的军队，才能在发动兵变后牢固地控制住太原及其西北地区。于是，扩充兵力就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公开招募军队目标太大，况且他现在还受炀帝的亲信、太原副留守高君雅、王威的监视和牵制，弄不好会带来杀身之祸。为此，李渊要世民去找刘文静商量对策。经过策划，刘文静假造诏令：“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结果消息传出后，“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鼓动人心，激起人们的反隋情绪，并达到结集队伍的目的，这事发生在大业十三年之初。二月，马邑、刘武周起兵，杀太守王仁恭，据郡反隋，自称天子，国号“定扬”，并引突厥率兵南攻楼烦，进占汾阳宫，还将进逼太原。这时，李世民对其父说：“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于是，李渊便以讨伐刘武周为辞，召集将佐商议。并说：“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以婴城腮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必不全矣。进退维谷，何为而可？”面对如此情况，王威等人则说：“公地兼亲贤，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在这种情况下，李渊提出了“先当集兵”的要求。于是李渊就命李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远近赴集，旬日近万人”。接着李渊又调整了军队的部署，使“兵铠仗，战守事机，召募劝赏，军民征发”等大权，均由李渊和李世民亲自掌握。这支队伍便成为由李渊、李世民父子私自控制和直接指挥的军队，并成了晋阳起兵的主力军。之后，李渊派遣使者到河东和长安，令建成、元吉以及女婿柴绍等急赴太原。
至此，万事俱备。只剩最后一搏了。而经过李氏父子多年苦心积虑地精心策划和准备，特别是随着他们周围人才济济，自身力量已是够强大时，这所谓“最后一搏”，其胜负当在意料之中了。
（下）
明经7蓄势待发，深藏不露
“但不必露出行迹。稍有不密，更不若明而行之。”
——李世民
大凡举大事者，都会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来展开全面攻势，只有选准了最佳时机，才能产生最大和最好的效应。
而在这个时机到来之前，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蓄势待发，不露行迹地静观其变；如果行迹一旦败露，最明智的办法则是“明而行之”，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中奥妙全在于统率者的精确把握。李渊、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前夕，就面临着这样艰难的决择。
就在李渊、李世民父子加快起兵的步伐时，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见兵大集，疑渊有异志，二人“密伺帝（李渊）隙”。尤其是李渊重用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更引起了王、高等人的怀疑。他们私下对武士美说：“顺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当死，安得将兵！”王、高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的确，顺德、弘基是逃避兵役而亡命太原的。窦琮也是因犯法而避居太原，按理应予治罪。李渊父子不仅不将其绳之以法，反而委以重任，授以兵权，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但当时武士芰早已投靠了李渊，曾私下劝过李渊起兵，并向李渊“进兵书及符瑞”。所以武士芰便袒护李渊说：“此并唐公之容也，若尔，便大纷纭。”由是王威等便疑而不发。留守司兵田德平亲见李渊父子大量募兵，也起疑心，欲劝王、高追查募兵之事。
这事为武士芰所知悉，他找田德平说：“讨捕之兵，总隶唐公，王威、高君雅并寄坐耳，彼何能为！”于是田德平也不追问这件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