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被捕，当然是由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但他又确是经庆龄劝说才返国的，庆龄既愤怒又不安，拼命营救。据说，史沫特莱曾向另一位外国记者透露，庆龄甚至采取过非常的步骤，打破自己决不求蒋介石做任何事情的誓言，亲自到南京会见了那位她深为憎恨的妹夫，一再要求他释放邓寅达。但是，蒋介石既彬彬有礼，又不动声色地让她讲了半天，直到她精疲力竭，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才盯着她冷冷地说：“遗憾，我已下令将他处死了。”
蒋介石这种欣赏对手痛苦、并以其痛苦为乐的做法正是蒋本性的流露，与“四·一二”血腥镇压共产党人，与目前残忍屠杀爱国学生，与疯狂迫害一切进步力量完全一致；不同的只是他处死邓寅达的方法更为残酷，刽子手是用细铁丝将他慢慢、慢慢勒死的，过程长达半个小时。
卑鄙，一般来说，只能使得正直的人蔑视。但有时，卑鄙甚至也能使面对它的人感到痛苦。因为高尚的人很难设想，更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卑鄙和残忍到如此没有人性，甚至不如野兽的程度。
蒋介石此举，给庆龄造成的痛苦，直到十年后她在著文悼念邓寅达时仍炽烈如初：
“邓寅达同志的印象，还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者的心坎中，虽然他成为国殇已经十年了！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决不妥协，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会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地对之不屑一顾。
他后来的殉国，在他并非意外，因为他将踏上回国旅途的前夕，他说道：‘我们的争斗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都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
果然，在他回国后不久就如他所料的那样被残忍地杀害了。庆龄沉痛地说：“从此，我就再没见邓同志了。”
蒋介石杀害的何止是一个邓寅达！而国民党，由孙中山缔造的、以革命救国为宗旨的政党竟被蒋介石糟蹋成这样，又牢牢掌握在他手中。这对以救国为己任、又是孙中山的同志和妻子的宋庆龄来说，其伤心和愤怒的程度真是既刻骨铭心又溢于言表：
“当做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
一向温柔敦厚的宋庆龄大声疾呼，表现了她十分犀利与透彻的另一侧面。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的《宋庆龄宣言》中，更是无情地揭露蒋介石国民党个人独裁、争权夺利、剥削群众、残害革命的种种反动行径：
“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盖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至于死。邓寅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却在‘党’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
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在宣言中，庆龄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之流所叫喊的“和平”，“不过是和平地分赃”；叫喊的“统一”，“不过是对群众进行统一地掠夺而已”。她痛心疾首地说：
“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
庆龄的宣言唤醒了千千万万沉睡的灵魂，激励着正在战斗的同志。但是，庆龄并不满足于话语的掷地有声，鉴于当权的反动势力进行的是恐怖活动，她必须组织一切力量，以革命的行动来对付反革命的行动。
1932年11月3日，当时北平《民国日报》所发的《宋庆龄的新志愿》，透露了庆龄向外报发出的专函：“……予现拟参加组织一团体，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及清共时被牺牲者为职志。予盼中外知识阶级及朋友参加是项运动。”
旋即，和蔡元培、杨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在上海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庆龄任主席，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首先阐明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及为保障和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性，指出：“本同盟不是一个政党，它的行列可以容纳一切真诚支持我们斗争要求的人们。”“它的目的不在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但，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又都是政治性的。”
此后，庆龄全力以赴，用实践完成她的宣言，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共党员和反蒋爱国人士，如罗登志、廖承志、陈赓、丁玲、马哲民、侯外庐、许德珩等多案多人，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营救陈赓等同志时，因蒋介石坚持要杀害他们，庆龄亲自赴南京，当面斥责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一役一直跟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蒋介石被骂得俯首无言。
由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力量日益壮大，反动派对宋庆龄等同盟领导人恨之入骨，监视、威胁、恫吓，无所不用其极。据当时在她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李云同志回忆，宋庆龄接到过“蓝衣社”的恐吓信，信中附有子弹。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义愤，但夫人处之泰然。
也许，一个人和死神打交道的次数越多，对个人生死就越能置之度外。耐人寻味的是，越是对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对同志和朋友的生命就越发珍惜。
宋庆龄正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遇刺时，虽然自己的生命也处在险境，却执意前去亲视入殓并发表声明，继续痛斥蒋介石及其特务的暗杀手段。只有这样的人，在得知鲁迅病重时，才会写出她给鲁迅的那封感人至深的著名的信：“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院医治！”“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焦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从来厌恶夸张、感情深沉的宋庆龄在这封信里运用了一连串的惊叹号和一连串的恳求，表现出感情的极度诚挚与浓烈，仍然为的是同志的生命，是中国革命的大业。因此，当1936年发生“七君子事件”时庆龄率众自请入狱的壮举就是顺理成章、毫不出奇的事了。
从“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狂轰滥炸，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之后，如何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已成为人们政治态度的分水岭。中国共产党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一致号召全民抗战，而蒋介石则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大肆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因此“打日本”是做给人看的，真正的精锐部队要留着对付共产党。
但是，无论是对进步人士的逮捕、暗杀，还是对共产党的反复围剿，都掩盖不了蒋介石苟且偷安的不抵抗实质。人民群众对此极为愤慨，屠杀和镇压都无济于事，要求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组织纷纷建立，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是，救国会的七位领导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都遭逮捕，于1936年11月22日被送进苏州监狱。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宋庆龄义愤填膺。11月26日就发表《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奔走呼号。国民党当局顽固不理。于是，庆龄和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名同志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宣言中指出：“我们准备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质问蒋介石国民党说：“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只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严正宣告：“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为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有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并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1937年7月的一天，男男女女一队人，带着铺盖、包裹、脸盆……直奔苏州法院门口，二话没有，就往里闯。看门法警忙上前阻拦，喝道：“干什么的？也不看看这是哪儿？”“我们是来自请入狱的。”法警看着这些先生、小姐，有老有少，斯斯文文，不像罪犯，觉得蹊跷，骂骂咧咧地说：“这年头还真什么都有。自请入狱？犯了什么罪？”“爱国罪！”一个年轻人说。法警听着越发不对了，不敢那么厉害了，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一位先生说，“这位是孙夫人。孙中山夫人，要见你们院长。”法警看着这位严肃、美丽的夫人，突然明白她就是报上常见的宋庆龄。那不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母吗？不敢怠慢，快请他们进会客室坐下。法院院长没有想到宋庆龄会亲自到来，不知如何是好，假说不在，派了一位庭长接待。
“我们要见法院院长。”胡愈之、胡子婴、张天翼等同志一起愤怒地喊道。法院院长只得硬着头皮走进会客室。他刚一落座，宋庆龄就义正词严地质问：“爱国究竟有罪无罪？如果无罪，七位救国会领袖应该立即释放……”院长十分惶恐，这个问题他根本无法回答，只好罗织罪名说：“他们不是因为救国入狱，而是因为煽动工潮……”“什么叫煽动工潮？”一起去的同志纷纷责问道，“动员全民抗日，是煽动工潮？要求收复国土，是煽动工潮？还是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是煽动工潮？……”
问得法院院长张口结舌，众人又说：“如认为七君子有罪，那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有爱国罪，请将我们同样关起来吧！”
宋庆龄等“自请入狱”的消息传开之后，得到各方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是日到苏州高等法院递呈状要求入狱同服“爱国罪”者，就有姜源等三四十人。消息越传越广，一时，全国各界人士纷纷要求释放“七君子”，形成一个“自请入狱”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加上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形势大变，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7月31日无罪释放了“七君子”。
是的，如果爱国有罪，那么庆龄罪不止此，还有千桩万桩。但是，人民的眼睛和蒋介石政府全然不同，正因为宋庆龄爱国爱民，万人景仰，远在“自请入狱”之前，上海“女声社”发起选举中国现代伟人的民意测验时，她就被选为现代女伟人的第一名。
五湖四海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宋庆龄所致的悼词中有这样两段：
“在国际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交往，进行了艰苦卓绝和富有成果的斗争，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世上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人的荣誉、职务和称号，往往并不与他在世人眼睛里的形象相符，这对世人和他自己都不是愉快的事。
宋庆龄同志从来不尚虚荣，她跟随着历史的脚步，朴实自然地生活着。她的魅力不仅在于“她的容貌、气质与她命运之间的惊人差异”，还恰恰在于她的形象与人民给她的称谓总是那样的两相符合，那样和谐一致，使人在她面前总是情不自禁地心悦诚服。
中国人如此，国际友人也是一样。因而，她不但赢得了国人的尊敬，同时，也赢得了五湖四海的倾心。
看看那些外国名作家、名记者对她那样情动于衷的赞美，往往令人不自觉地会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与深深的感激。她不但确实为国争了光，而且成为中外人民友谊的桥梁与纽带，许多人因她的关系，从此爱上了中国，甚至终生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解放而竭尽心力。
埃德加·斯诺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斯诺认识了宋庆龄，就使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提高了一步。他在《复始之旅》中写道：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是她使我明白了，中国人民是能够剧烈地改革他们的国家，并能够很快地把他们国家所处的底层地位上升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口所决定的、应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庆龄也可以说是斯诺的老师。斯诺一直向往访问苏区，他曾将刚刚编辑完毕的翻译的短篇革命小说集《活的中国》献给宋庆龄。他的题词印在卷首，并用以下这种形式来强调它们的用意：
献给
宋庆龄她的正直、勇气、忠实和精神之美是活的中国最佳象征。
四十年前，一本书震动了世界，它就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世界人民因它而认识了红色中国。中国红军和斯诺并因此而名扬天下。但很少人知道，这本书之所以产生，也就是斯诺能够掌握到写这本书的第一手材料，离不开宋庆龄适时与巧妙地安排斯诺和马海德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冒险进入苏区。
马海德在他的悼念宋庆龄同志的文章中曾记录了这段史实：
“由于宋庆龄同志直接的教育和培养，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日益深厚，支持中国革命的思想也更加强烈，曾多次要求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但一直未能成行……1936年春末的一天，我接到了宋庆龄派人送来的信，约我晚上到她住所去一趟。我到她住所，她在客厅里接见了我，非常高兴地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夙愿实现了。’‘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听到这天大的喜讯，我非常高兴。后来我才知道，当1934年，我第一次提出要求到根据地看看时，宋庆龄当时没有同意。她让一个人传话说，现在还不能去，还得等一等。此后，宋庆龄同志一直利用各种活动在培养教育我，观察考验我。我非常感谢宋庆龄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是她老人家把我送到陕北，使我从一个革命的同情者变为一名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