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生存法则。
—康德
历史写作已经有些年头，越来越觉得现象的描述已经失去意义。在这本书里，我再一次将目光锁定在皇帝、官吏和平民之间的利益博弈上。
如果让我们用一种色彩来为古代官僚集团的生存状态贴上一个识别度很高的标签，没有比灰色更适合的了。透过历史的烟尘望去，封建官家的活动地带是一片被灰色覆盖的区域。这个区域介于合法与非法、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之间，经常在黑与白之间摇摆不定，正式规则常常失效，而潜规则往往在其间大行其道。官家制度的正式权力并不能做到无处不在，如果真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那么整个社会也就成了令人恐怖的极度专权。所以非正式权力作为辅助枝节，在很多时候参与社会治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这本书里，我将解读的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隐藏于历史深处的灰色地带。
君主专制框架下的权力运作机制就好比一个由众多周密程序组建成的系统（当然再周密的程序也会存在漏洞），生存在其间的每个人就好像是系统里的程序。“对的”就是运作正常的程序，“错的”就是扰乱、破坏系统的程序、病毒。执法者是维护员，负责修复出现故障的程序和消灭病毒。可偏偏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深谙权力的游戏规则，创造了另外一套程序，其作用既不是修复也不是杀毒，而是屏蔽，让你看不清楚到底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可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都明白，权力管道出现了堵塞。即使有些怀揣着清明理想的官僚想要摆脱这种生存状态，但裹足于这种暧昧不清的权力程序当中，他们就是有想法也没办法。
古代权力系统内的灰色地带往简单了说，其实就是权力的一种分肥机制。官僚是通过制度性授权，获得权力的，他们往往只对上负责。所以无论监督怎样绵密，都无济于事，监督也同样可以变成分肥。比如说，晚清官场上出现的种种 “规礼”，就是照规矩送的礼金，分为常规性的和临时性的两种。常规有“炭敬”(取暖费)、“冰敬”(降温费)、“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临时的有“程仪”(路费)、“使费”、“部费”(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钱)等等。诸如此类的灰色收入，在老百姓的眼中就是一种腐败，但在潜规则横行的官场上，就成了官员难以摆脱的灰色生存状态。
在中国的官家文化中，向来不缺乏算计人的智谋。这也就难怪今人解读的历史往往只注重那些浮于表面的谋略，而有意无意地去回避兴衰变化的深层原因。即使有人关注，除了简单地贴上道德标签作为总结之外，也很少有人会拿出规律性的、带有技术含量的东西。皇帝拥有天下的全部产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了管理这万里江山，皇帝就需要委托各级官员代理并支付代理费用。既然道德是因为皇帝为了谋取自身利益而提倡的，所以对于官员来说并不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对于帝国的官吏来说，最具外部约束力的往往还是皇帝派发的“权力”，而官吏与皇帝的博弈规则奉行的是一种灰色的章程，而不是书面上的“正式规则”。 这就容易让时人迷失于偏颇的价值观中，使他们辨不出权力世界的真实面貌。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从来就没有以德治国之实，真正治天下还是最高权力约束下的利益博弈。所以也才有了古代官员们在书上读到仁义道德，却在现实世界学会男盗女娼。就好像我们在翻阅那些泛黄的历史卷宗时所发出的疑问，灰到什么程度是黑？灰到什么程度又是白？黑与白之间那道灰色地带又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它好比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能做而不能说。
其实“灰色地带”更像是一个“灰色基因”，它隐藏于历史这个DNA的深处，时常在暗处决定着历史的方向。而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灰色规则”也像遗传物质一般从历史深处流传到了今天。所以抓住这个“灰色基因”用它来“诊断”历史，我们看到的或是将是历史乃至人性更为真实的一面。
窗外又是一年春来到，从文字里抽离出来的我恍如隔世。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重庆决定图书的编辑黄伟先生，没有他的辛苦付出，这本书不会这么快得以面世。我还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宗为正先生，不论我写出怎样粗鄙不堪的文字，他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认真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