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灰色地带
忽必烈说过中书省是朕的左手 枢密院是朕的右手，御史台是医治朕的两只手。要是皇帝的脑子生病了怎么办？就是要靠丞相和给事中及其谏议大夫来医治。
而朱元璋废除相权，一再打破皇权的灰色界限，引发了一系列风波和动荡。他虽然是权力之主，但也要遵守权力上层的灰色地带。如果没有灰色地带的制约，制度越突破和创新，就会对国家造成越大的伤害。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的某天，大明王朝的独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突然涌出了甘泉，于是散布天降祥瑞的消息。为了显示自己不敢独享祥瑞的端正态度，胡惟庸邀请自己的皇帝朱元璋前去观赏此等稀罕事。这事有点蹊跷，不过既然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作为皇帝的朱元璋又焉有不去之理？
天下之大，只要我们稍加留心的话就会发现，全国各地每天都会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而在那时，无法解释的事都会与天王老子扯上关系。皇帝是天子，上天捣鼓出来的玩意，天子又怎能不去捧捧场。就在朱元璋走到西华门时，突然有个太监闯到他的车马前，紧紧拉住了缰绳。太监像个天外来客，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朱元璋的銮驾，半天没说出一句话，却急得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询问之下，才知这名太监名唤云奇。
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小小的太监胆敢冲撞当今皇帝的圣驾。缓过神来的卫士们立即扑了过去，将云奇按倒在地就是一通乱棒，差点没把他活活打死。可无论怎么打，云奇一直用手指着丞相胡惟庸府邸的方向。这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警觉，他感觉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其中必有隐情。他当即让车队返回，自己亲自登上宫城向丞相府邸方向望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看见了什么呢？，按照史书记载，朱元璋发现了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皇帝的眼神比我们普通人不知道要犀利多少倍，居然可以穿透厚厚的墙看见藏匿其中的刀兵，比红外线还要厉害。朱元璋当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并于当天将其处死。
这里有一个天大的疑问，那就是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惟庸的府邸非常近，既然他事先已经知道胡惟庸想要谋逆，可为什么不提前告发。非要等到事发前一秒，才冒着杀头的风险拦驾阻止？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设下埋伏，怎么会堂而皇之地将刀枪亮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朱元璋登上城墙就可以一览无余。丞相谋反这么大的案件，当天就被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不得不让人心生疑虑。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也就在事发四天前，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发胡惟庸谋反，以朱元璋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冒冒失失地去胡惟庸家看子虚乌有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是不可信的。
但无论过程怎样，胡惟庸谋反案却成了板上钉钉之事。这件事前前后后长达十余年，诛杀了三万余人，成为洪武年的第一大案。事后朱元璋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帝国的文武官员们，做臣子莫学胡惟庸，不会有好下场。
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布局，还是丞相胡惟庸真就有了谋反之意？
开国之初，朱元璋对自己的权力系统还没有完全腾出手来认真梳理，只是在自己的王朝体制建立上照搬元朝时期的那一套，在中央仍然设立中书省作为辅佐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中书省的权力结构设置是左、右丞相（后改名丞相），秩正一品，左、右丞，秩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属官有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官员。
在当时看来，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可以说是总领百官，工作事务涉及方方面面，就连帝国的一切命令及章奏也需要中书省呈转颁发，不然就视为违法和无效。除了人事任免权、决策权、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等大小不等的权力，中书省还同时掌管军权、军务。也就是说，靠着中书省一个权力机构的运转，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了。
在这种权力背景下，皇帝坐在那里，不像是一个人，倒像是一个震慑人的牌位。丞相的权力也极大，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后来盛极一时的六部长官也下辖于中书省，成为其属吏。自洪武元年起，中书右丞相徐达就还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可谓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直到十七年后他死在北京城。
从秦朝创立丞相制度起，排除一些历史时期出现的波折，丞相的权力时大时小。丞相制度天生就有个缺点：那就是皇帝和丞相的权力分配问题难以平衡。别小看这个问题，因为在王朝的制度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独裁统治，官家集团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皇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给皇帝打工的。丞相的特殊性质就在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就会引发许多麻烦甚至危及江山社稷。如果皇帝太强势了，丞相就会经常换人，而且有可能是换一个杀一个；皇帝太软弱了，皇权就可能为相权所架空。
一旦这种局面形成的话，朱元璋所能做的就只有根据丞相的建议发发圣旨就可以了，自己根本不用操什么心。时人可以不知道他朱元璋是谁，但一定会知道当今的丞相是谁，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朱元璋出身于草根阶层，但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他还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底子薄，知识结构非常不合理。他在学习前朝明君圣主们治国的经验的同时，也以一个草根阶层的立场来观察自己的帝国和臣子。比如说这时候他就会想起宋朝的王安石、司马光、秦桧这些实权派大臣，这些人在掌权时都是说一不二，风头有时候甚至盖过皇帝。他还会想到，丞相因为权力过大就有可能干预到皇帝的意愿，甚至威胁到皇帝本人的权力和地位，搞到最后自己的地盘自己也做不了主。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吗？
这应该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忧虑，这种忧虑促使着他将会对本朝的权力结构做出重大的改革与调整。
新朝刚立，朱元璋就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
作为新皇，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还是很有起色的，也充分展现了他裁决如流的相才，是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算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
在年龄上，李善长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不应该算是同辈中人。李善长并非草根阶层出身，史料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由此可见，他是一个读过书，修习过法家思想，深谋远略的底层知识分子。但李善长又与通常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爱"习法家言"的人往往是封建世道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信奉的“为政以德”那一套过于柔和，不足以为政治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在性格上有相似之处，朱元璋登基后在自己的权力系统推行的铁血政策与法家 “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让权力成为嗜血的猛兽。
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身逢乱世，他们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能够找到博取权贵的机会。读书是为了破解生存的密码，在他们眼中，普世的家国情怀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游戏。而他所使用的计谋和手腕，也是为功名利禄服务的。儒家推崇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其头脑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洪武初年，明朝权力系统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同乡，也就是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同饮淮水，操着同一方言，有的甚至是他儿时一起放牛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而淮西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李善长。
也正是因为这种地方势力的抱团，才帮助朱元璋从民间社会的最底层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这种权力结构中的“地缘效应”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可以说“淮西集团”个体之间结成了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在明朝初年的官场上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中国的熟人社会讲究差序格局，打个比方说就好像我们把一块石子丢在水面上，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私人网络越多，也就是分离出来的子系统越多，那么这个时代的权力私有化成分也就会越重。盘根错节的网络关系就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它的目的指向性就一个，那就是把正式权力资源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来使用。这也是为什么在封建政治制度中，官与民在对权力的认识上会产生激烈地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地方势力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淮西集团”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也转化为官场基因的一部分。
李善长作为“淮西势力”的领军人物，在他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时候。朱元璋就曾经问过他，如今乱世当道，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天下。
李善长的回答是：你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汉高祖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一介草民，但是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也就只用了五年时间，便成就了帝业。您是濠（今安徽凤阳）人，距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将会在您身上得到应验。只要您效仿刘邦，将来的天下就一定是您的。
朱元璋对李善长这种既有马屁效应，又具有前瞻性的回答很是满意。于是李善长也就长期留在朱元璋的身边做了一名谋士，同时负责军队的后勤补给工作（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汉代萧何就是靠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头功，并进而荣升丞相，也就能够明白此时的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有何等重要。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就封其为右相国。因为元朝是以右为大，所以说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是帝国的大管家。他并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文案工作。更主要的功绩是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能够安心作战。同时他还以元朝制度为基础，取利弃弊，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经营盐，立茶法，立钱法，开矿冶炼，定鱼税等等。
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生产繁荣的景象。吴国元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如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也就理所当然被拜为左相国。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刺刀见红获取卓著的军功，但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他高看一眼。褒奖他的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上面这些优厚的待遇，朱元璋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也就是说凭此铁券，李善长本人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在朱元璋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在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做汉代的萧何，其风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这时候的右丞相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东征西讨，朝中实权基本上是掌握在李善长一个人的手中。以他为首的淮西集团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炙手可热，这种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也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满，所觊觎。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驾护航之下，就算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将羡慕嫉妒恨暗藏于心。
淮西集团的权力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国权力要塞，由他们释放出的熏天势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权力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那么帝国的权力纷争也就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朱元璋的一手扶持之下，淮西勋贵的权势被推至最高点。而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浮出水面。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力空间。淮西勋贵又既能容下其他势力集团与自己利益分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团体。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前后十七年的时间，淮西权力集团竭力挤压非准人的权力生存空间，根本不给非淮人包揽大权的机会。正如明史专家吴晗所说：“对不是自己系统中的人排挤，从乡里观念出发而演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随着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皇权。李善长位居左丞相，地位仅次于朱元璋这个帝国一把手。加上他又是皇帝的同乡，权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光其个人权势到达巅峰，就连亲友的势力也遍布朝堂内外，人事关系盘根错节。
对于这样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既用之又忌之。用是因为确实好用，忌是因为功高震主。有一次，朱元璋斋戒过后，与李善长有过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这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臣子要时时检点自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理，那么就可能会前功尽弃。
聪明如李善长，又怎会听不出朱元璋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是皇帝在向自己敲响警钟，让他做人要低调，不要过于张扬。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李善长就以“患病”为由向朱元璋递交了辞职报告。
朱元璋没有与他多绕弯子，就顺势批准了他的请求，然后将其打发回老家安徽定远。虽然中央朝廷赏赐给李善长土地若干顷，并赏给150户人家为他守冢，佃户1500家，仪仗卫士20户。可物质上的丰足远远比不了权力带给一个人的精神满足，虽然是荣归故里，可李善长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五十八岁就被提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远离了权力的核心地带。
在李善长回乡的第二年，无官可守的清冷岁月让曾经执迷于权力的他寂寞难耐。他偶尔会站在淮水岸边，遥望着南京的方向，徒留一声叹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与显赫，更多是来自于精神层面的强大。不甘就此谢幕的李善长连着向朱元璋发了几道奏疏，汇报说自己病早就好了，希望能够继续为帝国服务，发挥一个老同志的余热。
朱元璋看着奏疏苦笑连连，这个老伙计想要重新回归权力中枢的想法显然是过于天真。朱元璋担心他再次进京，就在凤阳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活干。委托他在凤阳主修宫殿，接着又将江南14万户富裕人家迁到凤阳，在家乡再造一座皇城。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李善长像钉子一样锲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琪，并封李琪为驸马都尉。在准备操办喜事时，他通知李善长可以进京。
当年的丞相，如今又成为皇帝的亲家翁，此等荣耀绝非一般人能够享有的。他进京以后，虽然被朱元璋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想要东山再起亦是枉然。这时候的他只能面对昨日的荣耀空叹，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再次染指帝国权杖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