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春节刚过，明神宗朱翊钧就突发重病，眼看将要命不久矣。于是他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进宫交代后事。
在这次君臣见面的过程中，明神宗提到了朝廷下派矿监到地方收矿税之事。他说，原来设矿监收矿税也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大殿维修需要钱。现在可以停下来了，派出去的太监也都召回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万历皇帝是源于良心的发现，还是顾惜自己身后的声名，抑或是对因果报应的忧惧，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决定撤回矿监税使，以此来终结为害帝国多年的矿税之祸。
口说无凭，明神宗还亲笔写了一张谕旨当场交给沈一贯。沈一贯压抑住内心的喜悦，只等第二天颁诏天下。可等到漫长的一夜过后，沈一贯就再也笑不出来了，他愤怒了。
第二天，万历皇帝的病突然好转。作为臣子的沈一贯本应该为君王龙体康复而感到高兴，他的愤怒又是从何而来？原来否极泰来的万历推翻了前夜自己亲手拟定的谕旨，皇帝说话不算数了。明神宗生怕沈一贯抢先颁布出去，连续派出二十多名太监向沈一贯索要谕旨。
太监到了沈一贯那儿，值班的官员坚决不同意，君无戏言，既然说了，我们就下发。
这时候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有20多人。宦官们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无奈之下沈一贯只好交还圣旨。
皇帝说话如同儿戏，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两天后，朱翊钧又给内阁重新下了一道谕旨：“朕前日头晕目眩，召卿面谕之事，且矿税等项，因两宫三殿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见今国用不敷，难以停止，还着照旧行，待三殿落成，该部题请停止，其余卿再酌量当行者拟旨来。”帝国正在用钱之际，又怎能取缔矿税，撤回矿监？除非皇帝将死，脑子不好使了，才会犯下前日的错误。
对于朝臣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朝令夕改。
这里提到的矿监，是万历时期权力结构中涌现出来的权力新贵。这些人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宦官，是皇帝派往地方督领开采金银等矿的宦官。与早期的宦官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此时的宦官分工呈多元化趋势。由于分工不同，宦官的权力格局也不仅仅限于皇宫内院。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宦官，更像是中央驻地方税务部门的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找人开矿或者是为别人开矿办理手续，从中抽取高额利润。
宦官越过宫墙本就是僭越大明祖制，如今他们又被明神宗指派到地方揽矿敛财，这更是一件疯狂之事。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全权接手帝国大权。没过多久，大明王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亏空。
导致明朝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庞大的皇室俸禄开支，拖垮了中央财政。明朝的皇室宗亲，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明朝刚建国的时候，朱元璋的子孙还不是很多，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生息，皇室人数越积越大。人一多张嘴吃饭的就多，由此宗禄就成为大明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
也就是说，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够皇室宗亲所需粮米的一半。在这里还没有加上朝廷官员们的俸禄和官兵的军饷，没有加上并不代表不用出。
二是运行庞大的权力结构，让帝国财政步履维艰。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机构，各有一帮官员。这样就导致机构臃肿，官员队伍庞大，各项俸粮达到了数千万，而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隶额派的夏税秋粮2668万石，出多入少。这就造成了王府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塞地区缺军饷，各省缺廪俸。
三是万历时期的建设和开发，拖死了帝国财政。万历末年，由于皇家大兴土木，导致内府经费吃紧。没有办法，只好暂时挪用济边银来补充亏空。
明朝的皇帝很讲究自己的居住环境，但是谁也不愿意去做“房奴”。他们拿出国库里的真金白银先后兴建了南京、北京、中都（临濠，今凤阳）宫殿，每一项都是大工程、大项目，花的也都是大价钱。光是修建自己死后的住所——定陵，就耗费掉白银800万两。
明神宗之所以派出身边的宦官去采矿收税，除了内府严重缺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当时的经济大环境影响。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非常迅猛的势头，让整个帝国的官僚地主阶层都患上了财富狂热症，他们纷纷将自己权力管道打造成为一个抽水机，当然抽的不是水，而是钱。
万历皇帝就算没有追逐财富的强烈愿望，但在那样一种风气之下，他那敏感的神经也会有所触动，更何况他的帝国财政也的确需要更多的真金白银来填补巨大的亏空。
在这种情况下，明神宗下令全国只要有矿的地方都可以开采，以便从中收税。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派出第一批矿监开始，一批批太监被派往各地，开始采矿。
明神宗是顶着大臣们的一片反对声，实行矿监制度的。为什么大臣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因为明神宗的这种做法，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种皇帝直接派人深入民间收税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帝国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万历越过官府衙门和地方精英集团的做法，既违背了朱元璋的“祖制”，又破坏了权力系统的层层分肥法则，在利益管道中强行截断了中间环节。这样的话，就必然会遭到来自于朝臣和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同时在民间也难以获得认同和有效合作，这样只会加剧权力系统内部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
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各地都能见到矿监的身影。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个叫陈增的矿监被派到山东去开矿。但他在山东开了两年后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矿。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创造性地把矿税改成了店税。陈增向明神宗汇报，山东做生意的多，商铺多，可以逐店取税，肯定会大有收获。
万历皇帝觉得这的确是一条生财之道，就因势利导，同意在下面的矿监可以同时开征商税。当然并不仅仅限于商铺，只要能够列出名目的税都可以一并征收。下面取税的宦官编制不够的，明神宗又加派税使。
只要能列出名目的，都可以开征。万历皇帝的这个口子开得太大了，有些像在开玩笑。
万历二十四年（1596），坤宁宫发生一场特大火灾，由于没有及时扑灭，连乾清宫一起被烧为灰烬。
修复两宫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这样一来导致国库再次吃紧。于是万历皇帝又一次将抽水管道伸向地方，有管道，还得有水源。明神宗命地方四处开采金银矿和原砂矿，只要发现矿源，就立刻派个宦官下去管理。
明朝的税收本沿用两税法，是由户部(财政部)主持，但皇帝又另外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征税系统，由他亲自指派的宦官来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老百姓就戏称他们为：矿监、税监、盐监、珠监等等。太监，也的确太能监，无所不监。
太监税使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他们只管税收而不管其他地方事务。他们的顶头上司只有一个人，也只对一个人负责，那就是皇帝。他们的政绩也仅仅体现在税收的量化上，以数字说话。与地方的官府衙门相比，他们的权力行为只看重眼前，只对上负责，不需要对下有所交代。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权力手段往往是杀鸡取卵式的。
我们就拿矿监为例，按道理说，派个矿监就是1个宦官，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挂实职的是这一个宦官，但屁股后面最起码还要带上百个随从。在这上百个随从里面挑选出来负责干实事的就那么十来个，其他都是喝茶看报吃闲饭的。这还不算，这十来个官吏也不是单架子，每个人起码又要带上100多个手下。这样本来是几个人就可以搞定的活，跟滚雪球似得滚来滚去就滚成了一个庞大的矿监集团。粗略一算，就算每个随从5个家人，一个矿监就解决了5000多个人的吃饭问题。比如说矿监税使每年盘剥近千万两白银，上缴内廷的只有百万，也就是说，只有十之一或二的数目作为任务被上缴，而十之八九的数目都要落入了矿监、地方官员、各级胥吏的个人腰包。
万历二十六年（1598），明神宗又向全国各地派设税监。矿使、税监往往是二位一体，主持开矿者，同时也兼征税收。此外，有的太监是专职征税。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各路矿使、税监共搜刮三百万两，并隔三岔五地向皇家奉献金珠、貂皮、名马等。皇帝下派太监到基层搜刮地皮的做法，激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对。吏部尚书李戴在当时就指出了其中的猫腻，他说：矿使、税监到地方征税，如果以十分计算，落到皇帝手里只有一分，矿使税监本人私入腰包的二分，他们的随从人员就地分取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占去了四分。
这帮家伙一向是以“搜刮天下之民脂民膏为己任”的，而且来头还不小。一个个披着权力的虎皮深入地方，“口衔天宪，手握皇纲”。表面看上去他们是替中央在收钱，实际上干的更多的是个人敛私财的勾当。这些“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大堆人在集体祸害权力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