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阶层之间，很难形成沟通的渠道。因为大家都固守着自己一方的利益，若是形成沟通之势，必有一方做出妥协和让步。妥协和让步意味着利益的消减，这是谁也不愿见到的。
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年），轰动一时的徽商吴养春“黄山大狱”冤案就是奴仆与主子的一次“刺刀见红”的较量。
吴养春是南直隶徽州歙县西溪南人，早在万历年间他家就是雄踞两淮的大富豪。其产业覆盖范围，北到京津、南至两浙，各大商埠均有商号，经营范围涉及盐业、典当、钱庄、珠宝、绸缎、木材等。可谓家资钜万，富可敌国。祖孙三代又都是书香门第，家筑藏书阁，一边经商一边苦读。日本入侵朝鲜时，明朝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捐银三十万两助饷，万历皇帝一高兴，特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赐其父吴时俸，“文华殿中书舍人”；吴养春本人和其他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荫官中书。这在当时是一件盛事，史书上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安徽的黄山，那时就是他家的私产，方圆三百六十里，三十六峰囊括其中，占地二千四百亩。这一片山上树多，每年采伐树木的收益据说有十二万两。这吴养春财大，本身又有官衔，所以他有权有势，按照正常的逻辑，吴家的权势无人可以撼动。
一般来说吴家不会有任何问题，可事态的发展还是超越了一般。
俗话说，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吴养春与从弟吴养泽因黄山的产权起了纠纷。两人之间的诉讼经年不息。黄山这片山场，是吴养春的父亲吴时佐留下的。哥儿俩争讼时，地方官府曾有“一半入官”之议，但奏报上去后留中未发，也就是不知为何皇帝压下了没批。
最后因为吴养春财大势大，赢下了官司。吴养泽则因为败诉一气之下就病倒了，不久抑郁而死。这样的事情，不要说在“衙门口朝南开”的皇权时代，就是发生在今天也不难理解。他吴养春错就错在不懂“退一步海阔天空”，况且是自己的亲属。他非要赢者通吃。
吴养泽是“人为财死”，人虽然死了，可事情却远没有结束。他有个心腹家奴吴荣为自己的主子打抱不平，接过革命的枪继续告状。主子都歇菜了，更别说你一个小小家奴。吴养春根本没把吴荣这个家奴放在眼里。凭借自己在地方的财富和权势，他也的确有这个资本。他没费吹灰之力就以“奴仆告主人罪”，把吴荣这个不识时务的愣小子送进了监狱。
吴荣进了监狱，吴养春以为万事大吉，也就没有花钱再去上下打点。其实凭着他的权势再花钱收买个监狱长应该算不上什么难事。通过监狱长找几个狱吏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合法伤害权”，将吴荣弄个“躲猫猫死”、“激动死”、“冲凉死”，应该不成问题。从这一点上看，吴养春还算不上心狠手辣。也正是因为他人性中的善，为他惹下了无尽的麻烦。就在他认为可以睡安稳觉的时候，监狱里传来消息，吴荣跑了。
吴荣瞅个空子从监狱里跑了出来，越狱成功的吴荣并没有远走他乡，隐姓埋名。他发下毒誓，要为自己的主子报仇雪恨，也为自己讨个说法。这个铁了心要放倒吴养春的奴仆一口气跑到了北京城，他并没有直接跑去找皇帝，而是通过各种门路，找到了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吴礼嘉。
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任何人，吴荣之所以奔吴礼嘉而去，是有原因的。原来吴礼嘉与吴养春是徽州老乡，两人不光是老乡，还有仇隙。
吴礼嘉一听说有此等事，知道自己报仇的机会来了。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领着吴荣到东厂告状。估计状子也是这位翰林先生写的，上面头头是道。一是告吴养春“家资巨万，为富不仁，一向结交缙绅，霸占黄山，砍伐树木货卖年久，获利何止数十万两……近因大工肇兴，采取黄山木植应用，养春胆敢遣家丁文节到京打点，停寝采木旨意”。这一条，是告吴养春心疼皇家造宫殿从他那里白拿木头，因此活动有关部门到别再征用。
二是告“养春不遵明旨，巧立名目，创崇文书院，招朋聚党”。这可是犯了官家大忌。区区一个盐商，怎么会和党争，和政治扯上关系？吴礼嘉不愧是官场中人，他知道对于官家集团来说，最忌惮的是什么？
明末的盐商是非常有势力的群体，犹如今日的房地产大鳄。当时的盐商多出自安徽、山西和陕西一带。这些盐商发达之后，都愿意举家迁到杭州去住（要住就住到人间天堂）。但是明朝政府有一项规定，没有户籍的子弟，不能进入当地府学读书，更没有资格参加乡试求功名。这些外地来的盐商子弟，家中虽有钱财，却因户籍问题走不了仕途。这是严重损害富人利益的体制弊病，后来被一个叫叶永盛的官员给解决了。
叶永盛是明朝万历三十年（1603）前后的巡盐御史。他很是同情这些盐商子弟们的遭遇，就向朝廷奏议，请求给盐商另置商籍，等同落户。皇帝觉得有理，就批准了，自此，盐商子弟的身份与浙籍学子们一般无二，不再是低人一等的移民，可以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这个爱惜人才的叶永盛是徽州府泾县人，其人不详。他是万历十七年（1589）的进士，曾经先后当过两浙巡盐御史、江西按察使。在御史任上共9年，上疏数十道，声震天下，后来官至太仆寺卿。
叶永盛为徽州老乡兴办教育的积极性非常高，索性就在杭州借了一套别墅为盐商子弟办起讲堂。那些在杭州的盐商们心存感激，纷纷送孩子前往就读。因为有的人家离讲堂较远，需要坐小船前往读书。叶永盛干脆租了条小船作为流动课堂，自己有空就到处去授课。这种奇异的授课形式，在他身后，就成了杭州四十二景中的一景，也就是“崇文舫课”，一直延续到清朝时期。叶永盛任满离开杭州后，盐商们集资买下了这幢别墅，改称“紫阳崇文书院”，又在书院后面为叶永盛立了生祠，早晚供奉。不搜刮的好官就已是“父母官”，像这样体察民情的好官，当然就等同于祖宗了。
所谓“崇文书院”，就是这样一个来龙去脉。其宗旨固然是为富人服务，但也不失为好事一桩。可是在这敏感时期，只要是告你“聚党”，那就百口莫辩。总之，这一状的要害，是说吴养春私占黄山，得利千千万，富比石崇，图谋不轨，另外还贪赃六十万两。当时正是宦官魏忠贤得势之际，他虽不以贪著称，但有这般大富豪进入他的权力樊笼，他又怎能不摩拳擦掌？
天启六年（1626）八月，北镇抚司接到圣旨：“吴养春赃银六十余万两，著行抚按照数追解。其山场木植银三十余万两，工部即差官会同抚按估价解进，以助大工。山场地二千四百余亩，并隐匿山地、拖荒地土未收册者查出升科，尽归朝廷，不得仍前隐瞒。”这就是说，当局责成地方官追赃，除了追赃六十万两外，还要把黄山现有木材作价三十万两，由官府直接变卖，以助“大工”。修宫殿正等着用钱。
这个案子，还牵连到当地的富户程梦庚和吴君实，也被追赃十三万六千两。这几笔加起来，共一百多万两。这样多的银子，魏忠贤不可能一口吃下，他准备公私兼顾。此外因为这一案件，魏忠贤立下“发奸剔弊”的功劳，并捞了一个荫锦衣卫指挥的封赏。
吴养春知道了这消息，原以为自己不曾犯法，朝廷无非是从他身上榨取油水，于是便放手使银子去打点。其下狱之初，他的老婆汪氏为了救他，四处托人说情，不惜钱财。等到抚按追解时，家中资产已去大半。
虽然钱如流水似的花了出去，可还是挡不住吴养春和他儿子们最后被官府抓到京师，关进诏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当时的锦衣卫堂官田尔耕亲自主审，此人是活阎罗。他在狱中三下两下就把吴养春等一干人给拷打死了(入狱者连亲族共8人，仅有3人生还)。
人死了，钱还没缴够。魏忠贤不肯放过，既然人死了，那就罚没其家产。
当年年底，魏忠贤派其爪牙、工部主事吕下问，前往徽州府追查吴养春的家产，并负责变卖黄山木材。这是一个肥差，吕下问带了小妾、仆人共30余人，浩浩荡荡开进徽州，准备大捞特捞一把。
那时候办案，不光是主审官要敲诈，他的随从也可以明目张胆地参与敲诈。红脸白脸地唱一气，不愁没人送钱。所以贪官也特别喜欢办案子，办的案子越大，捞取的好处就越多，大案子油水足。这一帮人到了徽州，了解情况后，全都傻眼了。原来吴家经过这么一折腾，早就宣布破产了。不光没有钱财，就连家里的人也死得一干二净。妻子汪氏感到没有活路可寻，投缳自尽；两个女儿也相缢而死；老母亲气绝身亡。
曾经风光无限的黄山之主，转眼之间就落得家破人亡。看来在当时，富人也没有生存安全感。
既然来了，怎么办？吕大人是奉旨前来的，追查不够数，自己还要吃罪。本来以为有大油水在等着自己，谁料自己还有可能赔本。要知道这次吕下问能够捞到主持勘卖黄山木材的美差，事先就送了魏忠贤一万两银子；此外还找的中间人，办完差还得送人家一万两。除了这二万两银子的成本外，吕下问自己也得捞足了，不然得不偿失。
经过一番利益计算，他只有走无中生有这条路。既然吴家没有多少油水可榨，吕下问就另辟蹊径。他费了一番周折，将徽州富户的情况摸排得一清二楚，然后开出名单。他强迫富户们买木材，议价纳银，任意索取。在原指标三十万两之外，又多加了二万余两（用来支付成本费）。此议一出，当地大户人家立刻就炸开了锅。
这次办案过程中，吴养春的族人吴献吉也被牵连进去。吴献吉一看要被诈财，三十六计走为上。涉案人员跑了，吕下问就让当地衙门的公差去向吴献吉的亲戚潘漠要人。恰巧这期间潘漠外出不在，稀里糊涂的公差找错了门，跑到了邻居潘家彦的家去砸门。赶巧了，这家的主人潘家彦也不在家，家中只有一妇人。两个公差如狼似虎，破门而入。受了惊吓的妇人大声呼喊：“公差强奸啦！”众乡邻早就对衙门敲诈富户愤愤不平，闻讯之下都赶来搭救。俩公差吓得扭头就跑，一不留神，踩着门口的一块青石滑倒了。众人一哄而上，盛怒之下将两名公差活活打死，而后又焚尸灭迹。
当地老百姓打死了两个公差，仍余怒未消，又大书“杀部安民”的标语到处张贴。歙县的知县倪元珙见事态要闹大，就赶忙去见吕下问，告之以其情可悯，众怒难犯，应以疏导为佳。吕下问是打着“魏忠贤”的字旗号来的，有恃无恐，又怎能听得下一个小县官的话？
当天夜里初更时分，当地大姓煽动百姓万人，包围了吕下问暂住的察院公署，呐喊攻击，声言要杀吕下问。还放了一把火，把官府衙门的大门也给烧了。吕下问这才知道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慌忙之下，翻墙而出，狼狈逃窜。幸而身边还带有银子，就买通了隔壁做竹丝器具的人家，躲在人家的屋里。他是没被百姓逮着，但是苦了他带去的一个宠妾陈氏。陈氏年方十八九岁，美貌绝伦。吕下问仓皇之间也顾不上她，结果美貌小妾被众人从公署内揪出。同时被抓住的，还有三个同来的吕氏家人的女眷。暴民们为泄愤，就把这几位女流上下衣裳尽行剥去，令其当街裸走。
羞辱完女眷，闹事的百姓还不解气。他们还想抓住吕下问，也照样羞辱一番。一直寻到日落时分，仍没找到，老百姓才渐渐散去。知县倪元珙见众人散去，连忙派人找到吕下问，安慰一番，劝他连夜带家眷走人。经过此番闹腾，吕下问是不得不听，倪知县当下就差人将其护送出境。吕下问灰溜溜掏出徽州城，恨不得插翅飞离是非之地。他怕在路上被民众查出，把随身带来的圣旨都给烧了，一天之间狂逃200余里。
受了惊吓的吕下问一直跑到绩溪县，还是心有余悸。最后他居然爬到官署空房子的梁上躲了一整天，见确实没人追来，才战战兢兢地下来。事情闹大了，肯定要由地方官来处理。徽州知府石万程不愿替魏党的这帮混账官员收拾残局，就告病挂冠而去，最后隐居在寺庙出家当了和尚。
虽然这个案子是由家奴替自己主子抱不平引发的，但其案情的本质却与此无关。吴养春作为地方财主，用财富摆平了自己的家门兄弟，扩展了财富版图。作为家奴的吴荣只是一个小人物，他也的确是小人物。吴养春本来完全可以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可他却大意了。在这个案情的发展走势中，小人物却起到了大作用。他知道在地方上，一个家奴与一个财主的博弈，无异于蛇吞象。于是他选择避开吴养春的权势范围，远走京城。这是事件发展的拐点，在地方上富甲一方的吴养春，财富并没有让他的权势影响到千里之外的京城。
从古至今，权势与财富之间就好像是狼与狈的关系。当二者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时，它所指向的目标猎物就会无处遁逃。但是吴养春的财富与魏忠贤的权势并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相反在魏忠贤和吕下问所代表的官家集团看来，吴养春的财富完全可以为我所有。如此一来，京城权势与地方财富就无法合二为一，狼依旧如狼，但狈却从此寂寂。财富压在权势与贫民之间，就像肉夹馍里的肉，谁都想咬一口。权势者认为自己拥有财富是理所当然，当吴养春在权力的压榨下家破人亡的时候。吕下问依然不肯放过，还想从中大做文章。而这一次权势将压榨的对象指向了平民百姓，而这一次他选错了对象。同样受到权势欺负的穷人和富人，富人的柔然度要大于穷人。主要是因为富人有太多的利益牵扯，这就注定了他们是一块好捏的软柿子，吴养春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他以为用财富就可以摆平权势，结果却是财富与家人的性命一同走向末路。最后将吕下问赶出徽州城，让知府宁愿辞职当和尚也不愿意搅和到地方利益之争中的还是受到欺压的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