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的大小京官，很多人都是出自翰林院。我们就拿翰林来说事，对于一个初涉官场的人来说，能够混上一个翰林身份应该说是无上的荣耀。一方面可以得到时下知识界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恩宠。这两方面可以使得自己获得官场升迁的资格。
翰林作为皇家人才的储备基地，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们打交道，经常出席朝廷各种重大典礼，是个让人感觉很有面子的职业，地位显赫自不必说。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收入却与自己地位极不相称，时人常有“穷翰林”之谓。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一个七品京官的年俸是四十五两。乾隆体恤京官们的日子过得有些捉襟见肘，就将京官的工资标准大幅度提高，实行的是例支双俸。就是说，每个月为京官开双份工资。这样七品京官的工资就增加到了每月九十两。另外再发一些粮食，“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 。钱和粮食加在一起就是七品京官的全部收入。按照当时一石粮食值一两五钱四分银子换算，他们的收入也不过就是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这些钱粮放在一起，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也就二万五千多块钱。
作为一个七品京官一年收入二万五千多块钱，那么他一年需要花去多少钱呢？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为七品京官们算了一笔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这话就是说，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七品京官每天也需要花一两银子，一年算下来要花销三百多两银子。收支对比，一个七品京官每年要欠下二百多两的债务。如果真是这种境况，做京官成了一桩赔钱的买卖。而在这一点上，似乎也不难找到佐证。光绪年间的京官李慈铭在日记里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住的房子漏水，因为缺乏营养脸有菜色。当时也有翰林做诗来哭穷：“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唯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京城的老百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话：“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小京官的嘴脸，走路上班，还要迈八字步摆架子造成交通堵塞，急坏了跟在后面有急事要办的主，只有在心里诅咒他们。
其实“低薪制”对于官员们来说只是绣花枕头，中看并不中用。虽然打着为朝廷节约开支的旗号，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它伤害到的往往是那些奉公守法的清官。清官们买不起房，住在京城外围的棚户区，一个个面有菜色。
对于那些贪婪的食权者而言，“低薪制”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搜刮灰色收入的充分借口。朝廷俸禄如此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这话就连皇帝听了，也觉得有七分道理。在这种心理驱使下，皇帝也不得不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保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由此使得明清时期的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可以原谅的行为。
当然像翰林院这样清水衙门里的京官是个特例，因为他们手里可供支配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那么，通过权力来获取灰色收入的基本条件也有限。但是为了能够在这条食物链上存活下去，京官们也会学着在钢筋水泥的权力丛林里四处打洞找出路。有想法总会有办法，许多京官的智慧还是无穷的，他们能够从一些不是机会的机会里发现有机可乘。
清代中后期，京官通过替外官（地方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能够搭上地方这条权力管道，无异于从权力结构的上层插下了一根隐形的供血管道。很多人靠着地方的供给，也活出了不一样的精彩。虽然在他们的诗文里和抱怨里还是在不停地哭穷，可不知不觉哭出了“幸福的味道”。
小京官们在为自己的生计发愁的同时，朝廷往往也在有意无意地为他们解决生计之困。清朝的政治体制中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那就是“得差”，我觉得将其改为“得钱”更为恰当。就是将翰林们下派到地方上办理公务，在办公务的过程中，这些离开京城的翰林们才算真正得到权力的滋润。虽然他们在京城只是个小角色，但是到了地方却是皇命在身之人。
那些地方官员对大京城来的“小角色”丝毫不敢怠慢，就算不求他们回去后为自己美言几句，也要避免他们回到京城之后对自己的祸害。
京官们都希望能够得到这样一次出公差的机会，可以发一笔横财，何乐而不为。况且这笔横财还不是小数目。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即外放为各省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
朝廷下派翰林们的差使大多是乡试主考。国家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颇厚。担任主考，可以先从户部领取部分路费。主考官的灰色收入也是因地而异，标准不一。比如说，乾隆三年（1738年）规定各省路费标准：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六百两 。……嗣后乾隆六年又规定，户部每人先给二百两银子。
正如混乱的薪酬制一样，差旅费也是一笔糊涂账。所谓预支，就是说剩下的也无需缴还。而考官出行，都是由沿途的驿站付给夫马，并不需要自己掏钱，所以朝廷发的差旅费也基本上进了个人腰包。
乡试结束的时候，地方官场按照规则还会送给主考官员一笔价值不菲的“辛苦费”。这笔收入，对于一个穷翰林来说，无异于买彩票中了一次大奖，往往会使他们一夜“暴富”。此外还有中举者的贽敬（为表敬意所送的礼品）等灰色收入。另外作为主考官，衔皇命选才，既是一种荣誉，又可以成为这些举人的“座师”，也就是说翰林是赚大发了，不光有钱收，而且还能收获官场上的潜在人脉，可谓一举多得。
清朝光绪年间做过户部司官的李慈铭曾经在他所著的官场日记《越缦堂日记》里，对自己的京官生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构。李慈铭当时在户部任郎中，户部是总管全国钱粮的一个油水部门，被称为“富部”。能够在户部谋上一官半职，应该是京官们梦寐以求的事。
李慈铭所在的江南司是户部的第一司，也称“头司”，因为它主管着全国赋税最多的江南省。李慈铭的郎中是个多大的官呢？应该说不算大，也不算小，正五品，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司的司长。能在户部捞到一个司长当，应该说李慈铭在京城里混得也不算差。更为重要的一点，他所占的位子是令京官们羡慕的肥缺，权力能榨出油水。可就算身居肥缺，也挡不住李慈铭哭穷。按照李慈铭的官场日记里记载，他一年的收入主要来自四个方面：正俸、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还有书院的束修等工程项目。
在日记里，李慈铭详细记录了自己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收入情况：这一年他得到的工资收入是135两银子（俸银加上养廉银）和大约1200市斤（7.8石）的糙米。按照当时的京城米价大致是一石3两银子，如果按现在的米价和人民币折算，大约是当时一两银子值现在的100元钱。这样，135两银子就折算为13500元人民币，月工资只有一千来块钱。而李慈铭一年的总收入高达2061.2两、米7.8石，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可达30万元。李慈铭一年的工资收入和实际收入之比为1: 15，两相比较着实令人震惊。
在李慈铭的灰色收入中，我们就拿馈赠和印结银来说，这两项灰色收入主要是指外官的赠送，这也是李慈铭灰色经济来源的主要渠道。换言之，如果官家制度能够有办法将这两个渠道堵死，在当时的低俸制下，京官们想要活得滋润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可惜，官家制度在这里玩的却是故意一漏。堵不上，也堵不了。
清代京官与外官的收入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因为京官在死工资之外的灰色管道很有限，而外官们在地方上可以拥有吸纳灰色收入的各种权力管道，名目不一。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吹气球，掌握不好技巧，我们会将气吹向一端，使得局部膨胀，结果没等气球吹到最佳状态就爆掉了。如果我们掌握好技巧，将气吹得分布均匀，气球会吹得又大又圆。同样的道理，通过权力管道吸纳的灰色利益，不能只肥一端，这样就会使权力管道局部肥大造成堵塞，而不能自由流通。何况食权者都是在官僚体制里过日子，只肥局部，也不合规则。
如果说权力是自上而下的贯通，那么权力所能够产生的灰色利益则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吸纳。外官需要在京城各部衙门建立关系网，所以他们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点礼。这种送礼的方式还有着听上去很不错的名字，夏天孝敬京官买冰消暑的钱称为“冰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称为“炭敬”、官员离别京城就任地方时的“分手礼”称为“别敬”。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 这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
如果认真归类，这固然是官场腐败的一部分，但是混迹官场之人，似乎还没有听说谁会拒绝这笔小小的“灰色收入”。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受之坦然，实际上这只是清代官场诸陋习之一。
即使那些生财无门的清贫官，逢年过节，也要想尽办法给自己的座师等人送上节日红包。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京官都在张着欲望的大口等待送上门的馈赠，其中的清廉者也不是没有，不过太少。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计算，自己并不是一个见钱眼开之徒，也不是一个官迷。可他们总要为属下着想。
古代做官，裸官者很少，基本上都是组团赴任。屁股后面跟着家丁、童仆、跟班等等，他们大老远跟着你千里赴任，不是观光旅游，而是为谋生计。还有那些鞍前马后为你服务的书吏、衙役、门子，他们也是为了能跟着你风风光光，狐假虎威捞油水。就算京官自己不要一分钱，你又怎能让人家一分不取？如果官员都去学了海瑞，他们也跟着吃不起肉，官员身边早就没有一个帮手了。
李慈铭在自己的官场日记里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能够扯上关系。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去攀附，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所得的这一类收入总共是418两。
我们再来看一看印结银，这项费用又是从何而来？清代各省人士到京城办理捐官等事宜，要请同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印的保结文书——印结。这个印结不是白拿的，而要花钱去买，所花的银子就是“印结银”。李慈铭在这一年得到的“印结银”达346.1两，算是比较多的一年。
李慈铭在这里吃的是灰色收入，也称为“陋规”。官场陋规是按照权力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与对方级别无关。在李慈铭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除去那些在编不在岗的（候补京官），光是在职的京官就有近6500人。
李慈铭在当时是个正五品的郎中，在他上面还有四个品级，下面也同样有四个品级，而正五品刚好处于九品官制的中央地带。
洪振亚先生在他的《亚财政》一书里就以李慈铭为例子去推测京官集团在一年时间里所收受地方官馈赠礼银的总额。按照李慈铭在光绪十三年里的收入来推测，剔除那些实物型礼物，也不算绝大部分官员都没有的特殊工程项目，只算馈赠礼金、印结银和乡贤祠外官捐银（即团拜银）等项目的真金白银，这三项合起来就是962.1两。这个数字作为所有京官平均每年收受的工资外收入应该是不算太离谱的。
如果我们以这个数字为基数，6500名在职京官收受的灰色收入竟达到640万两白银。这可就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数目了。
李慈铭一年20万元（折合人民币）的收入的确使他幸福得像花儿一样，而事实上，他在日记里走了两个极端：一边在哇哇地哭穷，一边又在日记里炫耀着自己在京城里的幸福生活。
京官哭穷，难免会让人生出疑惑。要知道那些京官基本上都是文人出身，其中“为赋新词强说愁”者不在少数，能够不抹辣椒水就哭出眼泪已经算是对得起观众了。这样的京官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又形成了自己的习气和做派，而维持这样的生活习气和做派，俸禄肯定是不够用的，这就要求京官们开动脑筋，想出突围的办法。办法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外任，二是办差，三是接受外官礼银，四是贪污受贿。
与收入相对应，李慈铭本年度的支出高达2000两银子，基本上是收支平衡，而能略有盈余。从其支出项目来看，李慈铭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消费中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不过是250两银子，只占到总支出的八分之一。
如果我们把这些支出视为消费结构中的生存消费，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其实并不高，对李慈铭来说没有任何压力。
从李慈铭的账目支出中可以看出，像他那样的京官是普遍存在的，他的支出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享乐性消费上。他用于馈赠上级等社会交往花费200两，在外面消费时打点的小费（犒赏）100两，与朋友饮宴花去160两；到戏园子听戏（娱乐）消费 60两；购书花去200两；包了一个二奶（买妾）花去180两，还有其他30两。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李慈铭的日记中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他对自己下的定论是，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按这种逻辑，如果交际圈子大，不知还要到何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