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汇报皖南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的动态：“皖南惨案发生后，他们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由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的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合作共同进行民主与反内战运动，他们已与我们交换意见，我等深表赞同。第三党近因当局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提出联苏、联共，主张与我党更亲密合作，还派出章伯钧、丘哲同我们谈判，表示合作诚意，盼我们给予切实援助，我们已表示赞同。”
在时局逆转之时，周恩来竭力扶持中间党派进一步组织起来，促进其发展壮大。在周恩来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原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于1941年3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第三党作为发起者之一，在建立这个组织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第三党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对此，中共中央在1941年3月的政治情报中指出：“救国会及第三党，是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刚刚建立，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矛盾非常激烈。青年党是同盟内的右翼，蒋介石企图通过青年党钳制、利用民主政团同盟。青年党则仗着党员多、力量强，由左舜生以同盟秘书长的身份把持中央盟务。这个新的政治联合团体面临破裂的危险。章伯钧在这段时间，天天与左舜生谈判，回来又向周恩来谈当天的情况。周恩来说：“只要有一点点进展，也应该跟左舜生谈，尽量争取他。”章伯钧每天两头奔跑，有一次，他跑得饿了随便在重庆的小饭店吃了一顿饭，不久，就得了痢疾，大便出现脓血，发烧很厉害，昏迷不醒，生命很危险，要用盘尼西林（青霉素）抢救。那时，盘尼西林很贵，而且只有从美国军队那里才能买到。周恩来及时赶到医院看望章伯钧，并说：“一定要治好伯钧，买盘尼西林的钱由我们出，再贵也要买，救人要紧！”在打了几针之后，章伯钧终于得救。出院之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他：“今后千万要注意，别在小饭馆吃饭，那儿不卫生。”章伯钧病愈后，继续为维护民盟的团结而奔波。虽然青年党、国社党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后来还是相继从民盟分化出去，但是，对他们的争取，在当时是必需的，起到了稳定局势的积极作用。而第三党、救国会等进步党派，则始终坚持民盟宗旨，成为民盟的中坚力量。
民盟与共产党领导人在重庆经常就抗日、民主、团结等问题进行密切协商，加强协调行动。例如，民盟和共产党密切配合，开展了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龙云等人的工作。他们都是民盟的秘密盟员，通过民盟的联系，加强了地方实力派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1942年2月，周恩来、章伯钧、罗隆基与刘文辉在机房街吴晋航宅进行秘密会商，讨论团结西南实力派联合抗日的问题。5月6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他曾通过杨杰和章伯钧的介绍，与左舜生、罗隆基同西南地方势力刘文辉、潘文华面谈两次。1943年9月17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提议通过章伯钧联络龙云，在龙云的行营中建立电台。1944年5月23日，民盟左舜生、章伯钧、张君劢、沈钧儒在章伯钧家宴请中共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及翦伯赞，就当时战局及国共两党谈判等问题进行交谈。
1941年10月29日晚，在第三党创始人邓演达逝世10周年之际，章伯钧委托方荣欣在重庆朝天门味渝饭店举行纪念活动，由章伯钧宴请中共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王若飞、王明、徐特立、徐冰，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民主党派沈钧儒、曾琦、左舜生、梁漱溟、余心清等。周恩来即席发言说：“邓演达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很有才干，但是过于自信。他做过黄埔军校教育长，有许多学生做官带兵，比如陈诚等，于是他就认为他出面一说，这些人就可追随他革命。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正是这一点，导致他放松了警惕，被杀害了。”各党派人士畅所欲言，纪念活动气氛热烈。
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欣欣向荣，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更多地了解解放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周恩来的联系下，1942年5月，第三党中执委张云川代表民主政团同盟和第三党由重庆前往苏北解放区考察访问，历时1年多。张云川访问了新四军军部和第2师、第4师所在地，受到陈毅、罗炳辉、谭震林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并进行了多次交谈。张云川离开新四军军部后，代理军长陈毅给他写了亲笔信表示感谢。张云川还深入地方政府、连队、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7月中旬，周恩来向章伯钧表示，欢迎民主党派人士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政权，并探讨了合作形式。
1943年6月，张云川返回重庆，向董必武叙谈解放区之行的情况。为了使大后方人民及国际舆论界了解解放区的真实情况，经陈家康、王炳南的介绍，张云川接受塔斯社和路透社记者的采访。同时以“刚文”的笔名，在新华社的《群众》双周刊上发表《苏北见闻》。后又赴昆明、桂林向当地知识界广为宣传。
周恩来在重庆还多次与第三党领导人单独会谈。1943年6月某日晚9时，第三党在半山新村3号该党中央机关联络点约请周恩来会谈。半山新村为战时新建的小楼，马路通至山腰还要爬几十个石阶，再穿小径才能到达。为求地方僻静，选定了这个地点。会晤前，由第三党成员杨逸棠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迎接，周恩来乘坐他常用的汽车到达半山新村。会谈地点在2号楼，参加会谈的有章伯钧、丘哲、张云川、王一帆、庄明远、杨逸棠等。
在会谈中，周恩来指出：“目前在中国的两大矛盾中，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仍处在从属地位。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是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的。坚持抗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要任务，为着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必须有广泛的团结，对国内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哪一阶级都要采取联合和协商教育的方针，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内顽固派进行反共，甚至制造皖南事变。我们经过有理有节的斗争，击退了狂妄的反共高潮，并由此暴露出国民党真实面目，降低了他们的政治影响。相反，共产党为民族生存，团结抗战，影响深入人心。目前危机仍然潜伏，日本准备对华大举进攻，国民党反共仍未休止。争取民主，团结抗战，是当前主要工作，要从各方面广泛地争取大量人民参加，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宪政，说明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政权是维持不了当前危局的。民主政团同盟在当前可起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作用，而且要在全国展开，在各省区组织起来，这样做不单是当前抗战的需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也可起醒觉和变革作用。民主运动当然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要有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团结抗战。在民族危险关头，非抗战不能保民族生存，非团结不能抗战，非民主不能团结，争取民主，团结抗战是大家的共同事业。”
听了周恩来的精辟见解，在座诸君无不兴奋。当时张云川刚从华北、苏北回来，对于所见所闻，也简要地作了介绍，中间提到在苏北新四军和当地豪绅地主有矛盾，一些豪绅地主与新四军对立，暗地里与伪军勾结。据闻苏北有些地方执行政策有偏差。他在苏北时已将情形面告陈毅军长，陈军长表示有偏差必纠正，一切待遇皆有政策可据，对于豪绅地主，中共的政策以不做汉奸、安分守己则一视同仁，尽量使他们站过来。周恩来听说后指出：“我们党对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一般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对于豪绅、地主和一般的开明绅士、地主也是有区别的。为了进行抗战，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以斗争求团结，团结比较可靠。这里有条界线，死心塌地的汉奸，制造摩擦、反共的专家、顽固派，绝不是团结的对象，而对中间派还是争取的对象。”会谈结束时，章伯钧代表第三党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并说道：“在民主运动的进程中，难免会有错误、缺点，希望今后能随时得到贵党的提醒和帮助。当前民族危机日深，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团结抗战。”周恩来的指示是对第三党在政治方向上的启示，使第三党“从崎岖小路走上康庄大道”，更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心。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第三党决定增派成员到广东、江西、香港等地工作，扩大抗日民主运动。7月，第三党中执委李伯球应邀到重庆时，周恩来、叶剑英面示李伯球返两广建立民盟组织，开展民主运动。
周恩来与第三党等中间党派友好相处，以坦荡无私的胸怀和亲切、诚挚、谦虚的态度，教育和感动了许多中间党派人士，留下了许多非常感人的往事。1945年1月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宴请第三党的章伯钧、郭则沉、韩兆鹗、刘宗宽等人。在宴会中，周恩来分析了抗战胜利在望的形势，要求大家走团结和民主的道路，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他非常坦率地检讨了中共过去所犯的关门主义错误：“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党中央，对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而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错误地认为是所谓‘最危险的敌人’，认为由国民党分化出来的第三党比国民党还要坏，采取了关门主义，拒绝与之合作。这样把一切愿意革命和可以争取的朋友，一概拒之于革命大门之外，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在福建事变时，如果我们当时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和发展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可迫使蒋介石首尾不能相顾，趁此机会就可以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可是由于‘左’倾主义者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竟然错失良机，使敌人从容调兵东下，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从容掉转头来，全力重新对我中央苏区大举‘围剿’，使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周恩来又表示，抗战已7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前要加强团结，积极开展抗日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配合同盟国，迎接新形势的到来。接着，周恩来十分亲切地说：“邓择生（演达）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今后我们希望同第三党的朋友加强联系，紧密合作，有事多商量。”周恩来诚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出席宴会的第三党人士，至此，进一步消除了历史隔阂，增强了真诚的友谊，两党成为相互可以更加信赖的友党。
（作者曾任农工党重庆市委研究室主任、参政议政处处长、宣传处处长，现任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本文成文于1989年）
我记忆中的半山新村
章诒和
1942年秋，我出生在重庆李子坝的半山新村。
新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每幢可安置两家。第一幢里，1号住的是庄明远，2号住的是邓初民。第二幢内，3号住的是我们全家，4号住的是翦伯赞夫妇。所以，章、翦两家是紧挨着的邻居。
如果说我从娘胎里出来，第一眼是认识了父母的话，那么，我的第二眼就是认识了翦伯赞。
有一天，在温暖的阳光下，姨妈和戴淑婉（即翦夫人）把我抱到院子里，仔细端详。母亲突然发现我的左眼角有个小小的黑点儿，以为是早晨没把脸洗干净，便让姨妈抱着我，自己跑到卧室找了块湿毛巾，给我擦洗。可那黑点儿，怎么也擦不掉，翦伯母看了，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间，举着一把白色鬃毛的小刷子出来，对母亲说：“可能是毛巾太软了，我拿干净的刷子试试。”
母亲用两只手，将我的头固定住，戴淑婉就用小毛刷在我的眼角蹭来蹭去，结果，黑点儿依旧。还是从事幼教事业的姨妈看出来了，说：“这是块记！”
后来，小黑点儿变成了一片树叶形状，颜色随之越来越淡，父亲（即章伯钧）和翦伯伯（即翦伯赞）还对它做过讨论。
父亲说：“女孩子的记挂在脸上，不如长在屁股上。”
翦伯赞瞪着眼睛，说：“小愚的记挂在脸上，有什么不好？还不容易搞丢呢。丢了，也好认。”
以后，我长成了大姑娘，翦伯赞见到我，也还要搬起我的脑袋“辨认”一番，严肃地说：“这丫头是小愚！”
重庆当时又称陪都，党、政、军、学、文各界精英，于1940年前后到达。天下之士，云合雾集。起初，翦伯赞居无定所，在重庆市内搬来挪去，是父亲的安徽老乡陶行知介绍他来半山新村的。
乍一听房子建在半山，山高坡陡，上下要走三百个石阶——体力欠佳的翦伯赞有点发憷，可陶行知说：“房子虽在半山腰，但你有好邻居呀！”
“谁住在那里？”
“紧挨着你的邻居是章伯钧，还有邓初民。”
“去，去，我去。”翦伯赞为了邻居而不惜爬山，立即搬了过来。
新村三面环浅山，一面临路（由北碚至重庆的公路）。四周树木稀疏，梯田层叠，大多种植水稻和红薯。翦伯赞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山路行走方案。即上山时，每走三十台阶，歇一次，共歇十次；下山时，每走五十台阶，停片刻，需停六回。经反复实践，很有效，亦不觉得其累。于是，到处推广，父亲效仿，果然灵验，尽管行走、间歇的规范性和精确度远赶不上翦伯赞。
那时的翦伯赞和父亲都是活跃人物。父亲忙着抗日民主运动，忙着把第三党的人拉在一起。翦伯赞除了忙于动笔撰写《中国史纲》之外，还担任冯玉祥的历史教员，还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讲课，还应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之邀，去做学术讲演。但两人再忙，也总要凑在一起聊天。搞政治的父亲，偏偏喜好文史，翦伯赞家若有史学界的朋友来做客，父亲是一定跑去掺和。去时揣上一包香烟，既不看看里面还剩几支，也不管烟丝有多劣质。抽到烟雾缭绕，山穷水尽时，聚会才算结束，各自散去。
1943年，翦伯赞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翦伯赞的文好，诗也好。他常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彼此唱和。这让站在一边却不会作诗的父亲欣羡不已。当然，翦伯赞也有败笔，败笔就是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的《杜甫研究》。“此文刊出，读者大哗”，“对杜诗的误解以及这样那样的硬伤，不胜枚举”。有人写了文章，一一指出其中的失误。翦伯赞不作答辩，始终保持沉默。
1944年3月中下旬，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以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跟着4月15日，翦伯赞拿出了《桃花扇底看南朝》。他还写了极富革命战斗性的《评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文章是为批判胡适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