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我也许应该承认，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可能真有轻微的自大狂症状。
没有一些批评我的人所说的那么严重，但也许比我当时意识到的情况更糟糕。
我当时自命不凡，而且，我觉得还很有理由。
甘奈特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报业公司。
《今日美国》成为全美阅读最广泛的报纸。
我已经承诺在65岁的时候退下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接下来的一代领导人也已经安排就绪。
我当然想在把桂冠挂到壁炉上之前再往上面增加几粒珍珠。这就是我的自我意识超出常轨的原因。
自我意识对于大交易是重要的。它经常会使人们聚拢，或者让人们四分五裂。
在业务交易中，很多人的自我意识都会发生作用，公司拥有者、管理人、算计者、银行家、律师。
有节制的自我意识能够达成交易。自我意识失控就会使交易砸锅。
我的职业生涯处在模棱两可的界限内，达成交易和使交易砸锅这两种事情我都干过。
我的一场大败局
1985年年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处在敌人的围攻之中，该公司老板汤姆·惠曼明显抵挡乏力。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友好的追求者获得该公司。
惠曼接任这份吸引人但又十分费力的工作才刚刚5年时间，就在两条战线上遇到大麻烦：
在公司外面，亚特兰大的媒体大王泰德·特纳已经向该公司发出邀约，从而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收购事务提上日程。很多人低估泰德的能力，然而他自己却并不服气。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也在想办法召集保守党人，让他们去购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大宗股份，由此而“成为丹·拉塞的老板”。
在公司内部：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由于员工及预算的大幅削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重要的新闻部门差不多都要造反了。
要么得放弃什么东西，要么得放弃什么人。这对任何一个拥有较大媒体基础，也有大笔钱可以花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诱人的目标。
现在到了我们采取措施，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时机了。
我们考虑此事已经有些年头了。跟特纳不一样，我们不会采取敌对的措施，只会做友好的交易。
在任何媒体公司兼并案中，联姻最好是双方情愿。敌意收购可能会把最好的一部分主要资产吓跑，而恰恰就是有创造力的一些人。
我在惠曼身上实施的“救世主”战略进展极快，就连我本人也吃了一惊。8个星期内，我们看来就快要站在几小时内宣布一项共达90亿美元的兼并案的消息的边缘了，假如成功，那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媒体兼并案。但更快的是，这笔交易流产了。
我把最大的交易弄砸了。自我意识让我犯了滔天大错。惠曼的软弱又一次战胜了他自己。
帕雷更换总裁的狂热
汤姆·惠曼个子高，人长得也帅气。在纽约社交界，在高尔夫球场和舞厅里，他都是一副完美的形象。在以黑岩山著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公大楼里，他却是一个忙乱不堪失去了分寸的人。
惠曼如何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得知这件事情就能让你明白很多关于他和威廉·帕雷这位传奇式创始人的事情。
惠曼是1980年年初在一次社交场合引起帕雷注意的。几个星期之后，帕雷给在明尼阿波利斯州的皮尔斯伯里总部的惠曼打电话，请他去长岛汉普顿过周末，那是帕雷的隐居所。
“帕雷打电话来，我以为是邀请我周末去那里打高尔夫球。”惠曼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在他的书房坐下来，他开始认真地谈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业务上的事情，我以为他准备请我去当他们公司的董事，谁知话没出口，他就请我去当首席执行官了。”
帕雷在这方面并不是新手。他长期以来的助手弗兰克·史丹顿博士作为总裁于1971年退休之后，帕雷在9年时间里换了3位总裁。
尽管帕雷有雇用总裁然后又炒掉总裁的不良记录，尽管惠曼对媒体业务毫无知识可言，但是，听到帕雷的邀请后，惠曼还是很高兴。
“我甚至都没有请他给我一份合同，”惠曼告诉我说，“我以为他只是在制造一个借口，好让我离开明尼阿波利斯那个地方，然后在纽约找一个好工作。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惠曼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5个月后我就认识他了。我和他以及另外10多名客人参加过扬&鲁比堪姆公司主席艾德·雷举办的一次聚会，11月25日在“21”俱乐部共进晚餐。当晚，次重量级拳击手苏加·雷·里奥纳德和罗伯特·杜兰为这个级别的名号进行第二场比赛。
晚餐后我们步行到无线电城音乐厅，通过闭路电视看那场比赛。打到第8回合，杜兰坐在凳子上不起身，我们就回到“21”俱乐部，庆祝苏加雷获胜。
睡前喝饮料的时候，我和凯伊·格雷汉姆跟惠曼坐在一起。我试着谈起媒体业务上的事情。他很逗人喜欢，也容易接近。他一点不懂他管理的那家公司，也不懂我们很感兴趣的业务。
惠曼临时在联合国广场弄了一套公寓，凯伊去纽约的时候也在那边住一阵子。他们两个人都需要搭车回家，因为几个小时前就已经让各自的司机回去了。有些首席执行官经常干这一类的傻事，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吹嘘，说自己如何在为公司省钱。
只要有助于把工作更轻松有效地做完，我从来都不会因为多用了轿车或其他的什么事情而感到内疚。这个政策在那个晚上又起作用了。我主动提议送惠曼和凯伊回家，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私下里谈一谈业务上的事情。这也有助于让惠曼记住我。
第二天，我在一次报界会议上看到凯伊，她大谈惠曼如何迷人，如何有趣。她根本没有提到她所注意到的惠曼迷人的一面在于社交活动，而不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业务上，也不是在媒体业务方面。
第二天我跟惠曼打了例行的招呼，并建议我们保持联系。
惠曼很客气地作答。在接下来的4年半里，我们两个时不时见面，有时候是社交场所，有时候是媒体界的会议。
我一直忙着让《今日美国》起飞的事情，他也在忙着清除公司内外敌手的事情。但是，我十分关注他的活动，远远超过他对我的活动的关注程度。
泰德·特纳：一个难缠的家伙
1985年4月，泰德主动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收购邀约。机会终于来了。甘奈特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也正好在那段时间召开，在那次股东大会上，我们批准了修改次要法规的提案，作为防止收购行为的防范措施。
尽管第二大股东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但我们还是做了，因此，我们就登了整版广告，对自己大肆赞扬一通，同时也让收购高手和偷窃公司的人别起歪心思。
我给惠曼寄了一封信，把整版广告也附在里面。“里面的一些内容也许有助于击败特纳，”我写道，“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在别的任何方面帮上什么忙，捎个口信给我，或者给我打电话。”
3天之后，回信寄到。惠曼对我表示衷心感谢：“下次到纽约来，请通知我一声，并且过来一下。我很想跟您好好谈些事情。”
大门打开了，我一分钟也不想浪费。我给他打电话，说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会在纽约。我们约好星期一上午找个时间一起喝咖啡。
我们在黑岩山35层他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半小时。惠曼的挫折感十分明显，但他谈得很随意，很坦诚。
“特纳真是个难缠的人。他一天到晚缠住我，浪费了我几乎所有的时间。每天花时间对付这些鲨鱼，要把自己的后背盖好，根本就没有时间管理公司业务。”惠曼很是烦恼。
他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赶跑特纳，我却想在这次谈话中涉及尽量多的话题，因此我最终把话题转到了甘奈特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面。
“你还在忙些别的什么事情吗？是不是在购买或者销售什么东西？”我问。
“目前还没有。但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打消这些人的收购企图。”惠曼说，“一个办法是资本调整，大笔借钱回购公司股票。我考虑的另一个办法是跟另一家大公司进行合并。时报公司的迪克·曼罗（首席执行官）跟我是好朋友。我们谈过，看看能否把两家公司弄到一起。但是，时报公司的有线电视业务跟通信委员会的条款形成冲突，因此，我们谈来谈去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时报公司想甩掉有线电视业务呢？那样一来，你们两家公司不是就可以好好合成一团了吗？”我一副极想帮一把的样子。
惠曼大笑。“我提过这样的建议。我也觉得这个点子不错。这会使他们成为较小的公司。这样一来，明显地就会由我们来主管兼并公司。但是，迪克和他的手下不愿意这样。”他说。
惠曼发出了两个信号：
与另外一家大型媒体公司合并对他有吸引力，因为这是抗击特纳收购威胁的好办法。
在这样一种兼并中，他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希望成为控制性的公司。
对于前者，我感到十分激动和兴奋；对于后者，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谈一谈，那就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是第一次面谈，我不想显出很急迫的样子。但是，由于他谈到时报公司的事情时十分坦诚，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按照计划进一步谈下去。
“你知道吧，汤姆，你想把两家大型媒体公司联合起来的想法有很多好处。我知道，现在开始认真地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甘奈特公司的合作事宜为时过早，但是，其中的概念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不会存在冲突或重叠的问题，至少不会像你们与时报公司的问题那么大。”
“是啊，这我知道，”惠曼说，“我也考虑过此事。”
我又一次小声地问：
“那我们是否可以让我的办公室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详细了解一些贵公司的运作及我公司的运作项目，看看我们能否解决通信委员会或司法部的那些问题？我们来弄一张覆盖图，看看整体的情景。之后我可以把一个大致的框架凑起来，看看你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决定是否需要严肃认真地商谈下去。”
“那我们看看吧，”惠曼说，“我不想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
这是一次热情和友好的会见。我对他说，我会在一两个星期内打电话来。
回到华盛顿后，我打电话给约翰·克雷，当时他是甘奈特公司的总裁和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道格·麦克柯金戴尔也到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销售了。如果我们足够聪明，可以把这家公司弄过来。”
我们着手工作。麦克柯金戴尔的办公人员把资料整理出来，看看甘奈特公司的哪些报纸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哪些电视台或无线电台必须要甩掉才能满足政府要求。我和克雷把精力集中在这项有可能成功的交易中的心理与运作层面上。
抚慰他的厌烦情绪
由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特纳之间的斗争事实上已经白热化，我们只好加快了速度。
特纳现在已经宣布公开的出价为每股150美元，但只有40美元的现金，110美元是垃圾债券。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股市上的买卖价格是115美元左右。
华尔街开始认真对待特纳的投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虽然在公司内部十分担心，但在公开场所仍然保持不理会特纳的样子。
但是，特纳继续发动攻击。“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么傲慢的。”他说。
我觉得，这可真是锅说壶难看，乌鸦笑猪黑啊。
惠曼回骂，他说特纳缺乏管理大型电视网络所需要的“良知”。
公开对骂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在与惠曼见面才10天后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对他表示同情，说特纳的确做得过分了，之后我告诉他说，我们的研究已经做好了。
“我想到你那边去，让你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双方都不会失去什么的。”我说。
“我不能肯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但是，再谈一次也无妨。”他说。
我们说好我第二天早晨到他那里。他问我是否可以一直留到午饭时间。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得直截了当：
“我们得做些什么事情了。我觉得特纳不可能拿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不想把此事拿到股东那边去说，因为到那个时候，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表明自己的烦恼：“我整天都在想办法甩掉这个王八蛋。有时候，我觉得还真不如原来卖青豆的好。”他这么说的时候没有笑。
很明显，惠曼的工作已经干得很烦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根基，他对绿色大王和皮尔斯伯里的回忆对他意味着更多，比爱德华·莫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的吸引力大得多。
对他来说，管理一家受人尊敬的网络公司只是换了一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没变。他不喜欢这里的压力，尽管能够享受的快乐让他开心。
“汤姆，你得想出一个终局办法来，要跳出目前的困境。”我说，“我们为何不认真谈一谈，看看如何在我们两家公司的头上都撑起一把大雨伞？这样一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和我们两家公司都会有好处。”
他的反应比我想像得更快，而且更积极主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事情的确让他受不了。
我建议，我们应该把关键人员弄到一个小组里，看看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样子的。之后，如果事情有眉目，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进行交易商谈了。
我们同意，接下来的那个晚上，我们到沃道夫大厦38一H的甘奈特套间进行1小时的特别会面。那是很大的一个豪华套间，处在极有名望的一个地段上，我们定期使用那个地方，让业界同仁在那里得到娱乐，并给他们留下印象。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方参加了汤姆和我之间的特别会面的人员包括：
简·詹考斯基，广播集团的总裁。
弗莱德·梅耶，负责财务的资深副总裁。
甘奈特公司一方的参加人员有：
总裁克雷。
负责财务的资深副总裁麦克柯金戴尔。
在封闭的阳台上，套间内的服务人员端来了第一轮饮料。之后，我让这个侍者离开了。我亲自给大家倒酒，确保我们谈话的私密性。因为以前有很多商业交易就是被侍者或清扫房间的服务人员泄露或偷听走的。
我们一行6人在套间里走来走去，看着楼下曼哈顿的灯火。我们在闪闪发光的镀金台球边上走动，在甘奈特公司接手这个套间以前，巴伦·希尔顿和弗兰克·辛那特拉经常在这里玩8个球袋的台球。这给惠曼和他的副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见面约有1个小时，大部分都是些闲谈。会面结束的时候，我和惠曼达成一致，接下来的那天我们将在他的办公楼共进午餐。我们对其他人说，如果此后大家还保持接触，财务人员、法律人员和运营人员都会参与进来。
101兼并案
我越来越有信心了，觉得此事有可能办成。但是，我掩饰住内心的情绪，我不想显出性急的样子。我以前打扑克牌时锻炼出来的性情现在开始产生效应了。
比较而言，惠曼急得多。他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每天在公开场所都要承受特纳和赫尔姆斯参议员的骚扰。
第二天，我去了惠曼的办公楼，建议我们集中精力处理任何兼并案都必须要处理的三项基本问题：
谁来管理它？
公司叫什么名字？
谁为此把钱交给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