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智
象征封建王朝权力的印信，大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是研究地方历史的实物例证。这里介绍的宋代印牌和官印，就是两件具有甘肃地域特征的文物。
一、熙州管内观察使印牌
这是一件呈长方形，中间厚两边薄，上端有斜肩，穿一系孔，经过打磨抛光的铜牌。质地厚重，规整光洁。牌高22．7厘米，宽5．5厘米，正面刻“熙州管内观察使印牌”一行九字，背面刻“牌入印出，印入牌出”二行八字。楷书苍劲，镌刻亦佳。此牌是1956年从本市废品站拣选出来的，当属甘肃境内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检阅史籍，唐代以前不见印牌之名。据《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记载：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西川监军田令孜“夜入（王）建军，以节度、观察牌印授建。”此“牌”显然是印牌。可知至迟到唐代晚期，朝廷在授与节度使、观察使本印的同时，也授予印牌。
宋王朝承袭了前代的牌印制度，并有所发展。据《宋史·舆服志六》记：“诸王、节度、观察使、州、府、军、监、县印，皆有铜牌，长七寸五分。诸王广一寸九分，余广一寸八分。诸王、节度、观察使牌涂以金。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又云：宋神宗熙宁五年，“诏内外官及溪洞主合赐牌印，并令少府监铸造，礼部给付。”宋王朝对印牌的形制、等级都作了明文规定，并要求内外大小官员一律奉行。
印牌是为监印而设，对其使用也有一定的程序。《宋史·舆服志》记宰臣王旦对真宗问：“节度州有三印，节度印随本使，使缺则纳有司；观察印，则州长吏用之；州印，昼则付录事掌用，暮则纳于长吏。”又云：“六部印藏于官，以牌出入。”可以看出，各级官印的掌管和使用是分开的，办事官员白天取印，夜间归印，皆以印牌为凭，严格执行“牌入印出，印入牌出”的交接制度。从而防止印鉴的滥用或丢失，印牌起了监督的作用。
熙州观察使印牌虽未署年款，但从本身的铭刻可以看出是北宋中后期之物。观察使之职，始设于唐，中经五代至于宋，是当时节度州三要员之一，无节度使之州亦有设置，通称某州管内观察使。
熙州即今甘肃临洮县，秦、汉时为陇西郡，唐置临州，吐蕃时称武胜军，宋、金时置熙州。据《宋史·地理志》和《金史·地理志》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收复吐蕃武胜军地置熙州，旋置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即金太宗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金人占有熙河路，仍称熙州。至金熙宗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乃改熙州为临洮府。此后更无熙州之设。可知这面印牌的相对年代，不出宋、金两朝。
查阅《金史》，不见有关印牌制度的记载。而将这面印牌与《宋史》所记对照，无论在其形制、刻文和行使方面，都相符合。第一，印牌实测数据折合宋尺，正合《宋史》观察使牌“长七寸五分，广一寸八分”之制；第二，印牌虽不见涂金，但从表面光洁无锈看，当是经过长期使用，磨掉了涂金之故；第三，印牌刻文与《宋史》记载小有出入，但不相龃龉。根据宋朝“印藏于官，以牌出入”的制度，印牌刻“牌入印出，印入牌出”，显然是正确的。较之《宋史》“牌出印入，印出牌入”的记载为优。因此，我们认定这面印牌是北宋之物。
印牌是和官印同时颁发，相互为用的。迄今为止，发现宋代的官印较多，发现的印牌却极少，这可能同印牌使用的年代不太长久，且不大为人们重视有关。从历来公布的材料看，牌子多是信牌、符牌之类，故印牌的形制和用途，鲜为人知。这面自名为“熙州管内观察使印牌”的问世，对研究宋代的印牌制度和甘肃的历史地理，都是很有裨益的。
二、武卫第六十七副指挥使朱记
五十年代初，甘肃省博物馆征集到一方宋代铜印。印作碑形钮，通高4．9厘米，印面纵5．3厘米，宽5厘米。正面铸叠篆“武卫第六十七副指挥使朱记”，印背刻“元丰六年，少府监铸”楷体二行。铜印制作规整，保存完好。叠篆屈曲缠绕，圆浑刚健，流动自然，中行上首融“六十七”三字为一体，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别具一格。这是一方很有价值的北宋甘肃地区军事指挥官的印章。
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极度加强中央集权，收四方劲兵归皇室掌管，或守卫京师，或驻防边州，称为禁军。“武卫”原是屯戍京东路、河北路禁军的称号。由于封建王朝的重视，其编制不断扩大。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只辖十六指挥，仁宗庆历时增至六十七指挥，后更扩大为七十一指挥。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改制，富国强兵，武卫军的编制和屯驻地域又有新的调整。据《宋史·兵二》记载：“熙宁五年，并沧三为二，真定府各四各为三，赵州、振武各一共为一。六年诏岷州置一。元丰三年，河州武卫二为一。”可知，熙宁六年在熙河路的岷州已置有武卫指挥。同时，我们还发现上述记载有脱误之处。例如，“真定府各四各为三”，语气不顺，新刊标点本《校刊记》称此处“疑有脱误”，但未具体指出。在此之前，武卫军的编制是“真定、定、淄各四，所以减并为三的还有定、淄二州。又如，”赵州、振武各一共为一“，是指赵州原设武卫、振武指挥各一，而振武军赵州条下无省并，故判定为并武卫于振武。至此，屯戍京东、河北的武卫军已减并为六十六指挥。再如，与熙宁六年”诏岷州置一“的同时，显然漏记了”河州置二“，否则，元丰三年”河州武卫二为一“的记载，就成了无本之木。至此，又增置了河、岷二指挥。经过重新调整，元丰年间，京东、河北、熙河三路武卫军共有六十八指挥。
武卫军增设于西北，是同当时军事形势的转变分不开的。第一，宋初征辽，屡遭失败，主要威胁来自北方，防御辽邦侵扰，是用兵的重点。禁军多屯集在京东、河北、河东诸路。至宋仁宗宝元年间，西夏李元昊建国称帝，战祸连年，西北战局日趋紧急。而辽国自中期以后，国势由盛转衰，宋辽之间的争斗相对趋于缓和。于是，宋王朝的军事重点由北方转向西北。第二，宋神宗于熙宁四年谕文彦博等：“京东武卫素号精勇得力，不减陕西兵。”表现出朝廷对武卫军的重视和对西北防务的关注，为武卫军扩置于西北作了思想准备。第三，宋神宗、王安石采纳了王韶《平戎策》提出的“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的对西方用兵的策略，于熙宁五年攻取吐蕃武胜军地置熙州，次年又取河、洮、岷等州，拓地一千二百里，置熙河路，为在西北置武卫指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这方“武卫第六十七副指挥使朱记”，正好包括在武卫总编制六十八营之内，同时又发现在甘肃境内，我们认为它就是河州武卫或岷州武卫的印信。由此还可进一步推定，武卫第六十七、六十八指挥是屯戍在熙河路的。
熙河路，自熙宁六年建置后，随着地域不断扩大，先后改称熙河兰会路、熙河兰岷路、熙河兰廓路等。屯戍之军有武卫、振武、蕃落、保捷、保宁、蕃部等，分禁军、厢军、乡兵三级。熙宁五年，“王韶招纳沿边蕃部，自洮、河、武胜军以西，至兰州、马衔山、洮、岷、宕、叠等州，凡补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得正兵三万，族帐数千。”熙宁七年，“置凤翔府简中保宁六指挥三千人，专备熙河修城砦。”元丰五年，兰州置保捷指挥二、置保宁指挥二。绍圣三年，熙河增置保宁指挥四。绍圣四年，兰州金城关置保捷步军指挥四。元符元年，天都砦、宁羌砦置保捷步军指挥各一。各指挥以五百人为率，每十指挥为一军，该路总兵力当不下四万人。
这方铜印铸于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则是因为当年熙河路经略制置使李宪奏言：“本路虽有九将之名，其实数目多阙，缓急不给驱使……若将本路九将并为五军……于事为便”（《宋史·兵二》）。曾对军队编制加以整顿，此印可能就是整军后颁发的印信。
此印自名“朱记”，是同史籍记载相一致的。《宋史·舆服六》云：“又有朱记，以给京城及外处职司及诸军将校等，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印之长宽折合宋尺，不爽分毫，又是给驻军将校的，可谓若合符契了。
这枚副指挥使朱记，对研究宋代武卫军的建制及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熙河路的军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甘肃文史》199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