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呆若木鸡，既不敢相信这消息是真的，又没有其他有利消息可以证明这个消息是假的。他似乎挨了重重的一击，瘫坐椅上，做声不得。
蒋介石人在广州，心却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原子弹的阴影笼罩着他。蒋介石明白苏联不大可能会在他头上扔下可怕的原子武器，但非常明显的，美国所谓“独占优势”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大战的可能性也随之相应递减，国民党依赖美国的可悲心理简直全部破产！
失眠的蒋介石突然起床，引起侍从一阵紧张，儿子与秘书闻讯前来，疲乏困顿的蒋介石苦笑，又问起有关苏联原子弹的情报是否可靠，如今又有什么新的消息？
半小时后，蒋经国安慰他道：“爹爹，这个消息是杜鲁门公开宣布的，不过苏联是不是真有原子弹，很多专家在表示怀疑。大使馆刚才发到这里的报告说：苏联有了原子弹的消息，比美国估计的早了三年，这使各方面都感到惊异，美国官方已经郑重指出：美国专家们认为苏联不可能赶上美国；这次爆炸是不是原子弹则认为不可能是，即使是也赶不上美国，美国一切远胜于苏联。华府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认为苏联于1943年间，便在西伯利亚的乌克塔镇设立了一个原子能研究机构，其规模与美国田纳西州奥克立治城最大的原子弹制造厂相仿，至于实际研究站，则是1947年之后才开始的。”蒋经国手里拿着电报，找重要的读给蒋介石听：“这是美国新闻处有关苏联原子弹的消息，它说，大战时期领导曼哈顿计划的推行，结果产生第一颗原子弹的将领格鲁夫斯说：他对苏联的发展并不感到惊异。”
蒋介石马上问：“他的意思是说，苏联这一次的原子弹试验是真的了？”
蒋经国回答说：“这个还得看明天的消息如何。”
蒋介石长叹道：“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大，这比共军攻下一个大城市还可怕。”他几乎落泪了：“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原子弹身上，如今又是一场空！”
蒋介石突然想到：“原来杜鲁门早已发表声明，可是我为何没有见到？”
蒋经国忙着叫人拿来那份声明电稿，念给蒋介石听：“这是9月23日那天，杜鲁门总统的声明全文：‘我认为极端关切国家安全的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原子能领域中的全部发展，这便是我发表这个公开声明的道理。我们已经获得证据，指出过去几个星期之中，苏联曾发生原子爆炸。原子能首次为人类发现之后，其他国家之将继起钻研自在意料之中，我们对于这种可能性经常予以重视，四年前我曾指出：
科学界的意见，几乎一致认为原子制造理论早为众所周知。而且一般认为外国对原子能的研究，不久便可和我们并驾齐驱。又在1945年11月14日英、美、加三国宣言中，美总统、英首相及加总理曾明言无一国能独占原子武器，这个新的发展越发强调真正有效的国际原子能管制实在绝不可少，这也是美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所支持的主张。”
消息越来越多，蒋介石一天到晚注意着苏联原子弹新闻的发展。口头报告和文件报告整日川流不息。有的说杜鲁门在发表声明之后，新闻记者们围住了国防部部长詹森，问他苏联掌握原子武器后，美国的武力部署有什么变更？詹森回答没有。
有人报道美国已经十分紧张，国会联合原子能委员会23日召开紧急会议，研讨杜鲁门的声明，保守任何秘密。会议过程也极端保密，里里外外的百叶窗全部拉下来，免得外面窥见出席人员。
有人报告美国军方的意见说：苏联有原子弹消息并不新鲜，美国军事当局在今年7月间曾告知西欧同盟当局，说美方测得苏联有原子弹爆炸的秘密，地点在亚洲。
据说美国有一种高度精密的地震探测仪器，可以探得远距离的巨震。美国在他处设有好几个探测站，供给情报。
蒋介石实在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昏昏沉沉打道黄埔，说是去度周末。可是他坐卧不安，茶饭无心，常常长吁短叹，频叫“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蒋介石的这副样子谁也劝不得，也不敢劝。只好任其发作，只是小心伺候着，以免招来横祸。
这时候汤恩伯从厦门拍电报至广州，说李宗仁公开发表反对他担任福建省主席的声明，使其丧失威信，无法指挥部属，故不能再驻厦门作战，“决自今日远行”云云。蒋介石觉得此时厦门已在共军三面包围之中，危在旦夕。临阵换将，厦门哪里守得住？厦门、金门一失，台湾亦将告急。他觉得此事实在不能怠慢，赶忙去电劝慰汤恩伯，要他死守厦门，不得辞行。他决定第二天（10月3日）一早动身去台北，然后转赴厦门见汤恩伯当面劝慰。
蒋氏父子按计划行动，于10月3日清晨6时乘飞机离开广州，上午10时，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飞机降落后不到半小时，谁知天公不作美，强台风呼啸着直袭台湾岛。蒋介石不能立即飞赴厦门，心情更是沮丧，总觉是老天与他作对。直熬到两天后，台风歇了，蒋介石才在基隆港登上“华联号”轮船要去厦门。这天是中秋佳节，蒋介石不想露出家破之相，在开船前，还是把蒋氏在台家人召到船上过节。
“华联”轮下午2时起航，蒋氏家人就于中午太阳正盛时在轮船上吃了一顿“团圆”饭。吃罢饭，妻儿们下船返家，蒋介石则在蒋经国的陪同下往厦门航行。船过台湾海峡时，已是晚上。一轮明月高悬于海面，月光凉津津的，缓缓泼进窗来。蒋介石无心赏月，早早躺下；蒋经国则望月兴叹，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为中秋佳节，如果是太平盛世，人们必在家园共享天伦之乐。今则世乱时危，已无这等清福。母亲在美从事国民外交，尚未返国，我乃携同妻子乘车前往基隆，上“华联”轮陪父过节。下午2时启碇，我亦抛妻儿，独自随父去厦。父亲此行目的在解决汤恩伯将军之任命问题，予以劝慰，并部署闽厦军事也。夜间在船上赏月，想起父亲身为全民领袖，如此仆仆风尘，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重要节日亦不能在家稍息，而一般人尚在醉生梦死，争权夺利，良可叹也。
蒋介石在台湾的全家福照“华联”轮驶抵厦门时，已是第二天上午10点多，在港口已经听到远处炮声隆隆，港口与解放军相隔不到9000米。下午4时，蒋介石在汤恩伯陪同下登陆，在汤恩伯寓所召集团长以上官员训话。当晚8时回船，与汤恩伯话别，嘱咐其继续作战，击退共军，“巩固金门、厦门，为公私争气，再言其他也”。
当晚“华联”轮离开厦门港。蒋介石在船上得到消息，韶关已失守，白崇禧所部已全部向广西撤退。
10月14日，花城广州换了主人，解放军的军旗飘扬在城头。李宗仁政权由广州迁往重庆。中国十多个沿海城市，只剩厦门还为国民党军占据着。
两个当事者竟是表兄弟
在9月下旬的时候，台湾省参议会举行每周驻会委员会议的例会，黄朝琴议长曾作时局的扼要报告，说汤恩伯部队已从上海撤退厦门，而在大陆被共产党军队追击败退入闽的刘汝明部队，也撤至厦门重整。于是他宣布说，当局要由省议会、省政府和各界团体代表共同组织一个“金厦慰劳团”，携带白银30万元，前往厦门和金门前线慰劳军民同胞，由省参议会率领，他希望参议会应该推派一位较为年轻的参议员担任慰劳团团长。黄朝琴此语一出，坐在他旁边的秘书长连震东立即笑着直指谢汉儒说：“谢参议员最为适当。”谢汉儒也笑着说：“这是秘书长的预谋吧。”大家就在一片笑声和掌声中，通过了谢汉儒代表省参议担任慰劳团团长。
慰劳团起程的日期，原定10月14日，全团由台北出发前往基隆，搭乘“继光号”运输船出发，但当团员抵达码头时，“继光号”船长说船发生机件障碍正在修理，要等第二天才能起航。时已近午，慰劳团只好回到基隆，找一家餐厅用餐。就在这个时候，副团长李翼中夫人和家属赶到，坚持不让李翼中随团前往，声泪俱下，令在场的人，心里都感到沉重。
第二天下午，“继光号”轮修好，慰劳团全体团员在基隆码头集合，但副团长已另派社会处一位科长黄镇球代理。当船离开基隆港时，天空晴朗风浪不大，但入夜以后，风浪大作，船开始摇摇晃晃。谢汉儒在海上航行，整夜不宁，难以入睡。
直到破晓时分，但见天色黯淡无光，海上浪潮起伏，大家随便闲聊一阵，打发这类似“豆腐掉到灰堆里”的时光。
上岸后，慰劳团被招待安置在厦门市大中路的大中旅社。有关官员告诉谢汉儒在厦门的活动日程安排：当晚汤恩伯总司令在虎头山总部会见全体慰劳团，并邀请厦门市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官员作陪。第二天上午9时，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民众欢迎大会，中午由厦门各界头领宴请。下午2时半，前往前线劳军。谢汉儒把安排的日程时间转告全体团员，希望大家留意。
到了晚上，天色转暗以后，汤总部的副官处长派了几部轿车接慰劳团到虎头山的总部。这里原来是谢汉儒家乡邻村后坑的菲律宾侨商杨德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的别墅，颇为气派。谢汉儒少时在集美中学读书，周末时常和同学来到厦门鼓浪屿游玩，曾数次在鼓、厦之间往来。今天到此，别墅已经变成了汤恩伯的总部，谢汉儒也无心览物，心中一片凄然。
当慰劳团一行抵达虎头山总部，进入别墅的大厅时，所有国民党厦门市党、政、军、警、工、商各界领袖都已到齐。酒桌已摆好，谢汉儒被安排在汤恩伯的对面座位上，其余团员被安排在其他筵席座位。人员坐定后，立即端上菜肴，谢汉儒不会喝酒，以茶代酒，先向汤恩伯致谢，然后向各界领袖表示谢意。席间气氛颇为严肃，宾主间多谈些台湾和厦门的时局。当上第二道菜肴时，突闻炮声隆隆如在左右，而且是若断若续的发射。慰劳团的代表，因初到此间，猛听得炮声隆隆，心中惶惶不安。“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立即笑容满面向大家说：“没有关系，炮击是常事，但炮是打不到虎头山的，大家可以安心。”听雷这么一说，大家只有装成安心了，桌上的话都少了许多。
只是过了几分钟，炮声仍然不断地发射，楼上有人疾速下楼向汤恩伯耳语。汤恩伯以沙哑的声音笑着说，他要到楼上听电话马上回来。果然，他听完电话又下楼来了。这时候炮声不断响着。汤恩伯倒是若无其事，谈笑风生，态度非常镇定。当送上第四道菜的时候，楼上又有人来向汤恩伯耳语，他们又再度上楼，而在这关键时刻，炮声忽然停止了。汤恩伯第二次上楼之后，久久未见下来。而炮声又起，发射过来的炮，有“啾啾”的声音，好像越过了虎头山，紧接着，电灯全部熄灭。宴会无法继续，赴宴人员急急走出别墅，东张西望，颇有点慌乱。
汤恩伯再也没有下楼来，大家猜想凶多吉少。
幸好汤恩伯总部的副官处长仍然用几辆轿车，摸黑将慰劳团的人员送回大中旅社，并且安慰他们好好在旅馆休息，万一有紧急情况，会叫人把他们送安全地方。
事后，慰劳团才知道，汤恩伯二度上楼后没有再下来，是因为前线军情告急，传闻那时共军已占领了鼓浪屿，而且已在厦门市高崎方面登陆成功，汤恩伯已离开总部前往前线指挥。
谢汉儒回到房间，心情十分沉重，面对微弱的烛光，独自躺在床上，思绪起伏。
他看看表，已经是深夜11时。突然有人叫他听电话，是厦门警备区司令打来的，他说：“很抱歉，让大家受惊了，请大家放心，如遇紧急情况，我们已有万全的措施。”谢汉儒谢过他，同时把情况逐一告诉慰劳团的成员们，以便缓和紧张气氛，打发时间。慰劳团守在旅社里，把安危全部交给了汤总部，心里暗自思量，并乐观地想：“我们慰劳团带来了30万块白花花银元的慰劳金，而且全体团员都是台湾各界的代表，即使在最危急的关头，应该在安全上有优先考虑吧。”外面的战况如何，慰劳团的团员们蒙在鼓里，但听着这炮声不断，心中总是生疑。
直到深夜12时许，副官处长才来电话告诉谢汉儒，要慰劳团立刻在楼下集合，马上派汽车接他们到安全的地方。
车队在午夜1时左右离开了旅社，不开车灯，也不按喇叭，在夜路上疾驶。
看来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党政军的家属都集中准备撤退了。有些上了年纪的慰劳团员经过整夜的劳顿，疲惫不堪，多已躺在车上睡觉。车队把他们送到厦门岛东边的地方，已是凌晨4时许。他们都站在民宅的屋檐下，等候“发落”。大约10分钟后，一位军官让他们马上上船，大家听他一说，顿时心花怒放：因为一上船，就是离开厦门战地了。
经过两天的紧张惊恐，人人都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谢汉儒因是带队的，感受自然更深一层。后来他知道是共军打到了厦门。但当时他不知道攻击厦门的兵团司令竟是他的表兄叶飞将军。
叶家与谢家祖上都是闽南人，谢汉儒的母亲与叶飞的爸爸是亲兄妹。当叶飞在厦门中学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将军时，谢汉儒为了逃婚也来到了厦门，并在那里成家立业。可以说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从厦门开始的。1945年，台湾光复后，谢汉儒全家移居台湾，成为台湾政界要人。两人虽同在一座城市里，但从未谋面。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1990年的初夏。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叶飞在北京会见了台湾民社党元老谢汉儒，可以说他们是为共同寻求祖国的和平统一之路走到一起的。
谈起往事，他们惊奇地发现，1949年10月16日那天，两人都在厦门。有人打趣地问谢汉儒：“如果您知道率军打过来的共产党军队的司令官是您的表哥的话，那么，您还会跟着国民党军队走吗？”
谢汉儒既风趣又坦然：“当时我根本不晓得‘共军’的司令官是我的表哥。就是知道了，我还是要走的。”
当时叶飞是如何指挥攻击厦门的呢？
10月15日，攻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战幕。
鼓浪屿，顾名思义，它形似海风鼓起的高高的浪头。这是块弹丸之地，全岛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风景却优美如画，终年郁郁葱葱，凉爽整洁，故有“海上花园”之称。鸦片战争之后，诸国列强纷至沓来，争相在这里划租界，开洋行，建教堂，设领事馆，一时间这里成了“万国租界”。如今，说到厦门，没有不提鼓浪屿的。鼓浪屿与大陆只有一水之隔，最近处仅有一公里。汤恩伯的两个团驻守在那里。
正值秋季，本该秋高气爽，不知何故，到了下午4时左右，将按计划发起攻击时，天气一反常态，突然由晴转阴，东北风从海上刮来，越刮越大，海空聚集的大块乌云翻滚盘旋，很快笼罩了海峡。炮兵按原计划提前半小时实施摧毁性炮击，一时间，大批炮弹呼啸着朝厦门岛、鼓浪屿倾泻。敌军阵地顿时火光冲天，浓烟腾起。
虽说命中率并不高，但因为炮火突然而猛烈，国民党守军就一下子陷入惊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