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特赦的一刻，原先坚持顽固立场的杜聿明、宋希濂等都屏住了呼吸，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儿子就坐在上面，父亲杨伯涛却视而不见……大厅里空气跟凝固了一样。
“特赦”的酝酿过程
解放之初，昆明、抚顺、北京等地，关押了大量国民党战犯。1950年春天，周恩来召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部长史良前来中南海，说有要事相商。待他俩坐定，周恩来告诉他们，今年2月间，他随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那条文早已公布了。在会谈中间，中苏双方还商定，被苏方俘获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继续押在苏联已经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已成立，理应把这些家伙交给中国作为主权国去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处理。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密，决定这件事不对外公开，以防移交期间发生种种不测。
罗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个性格直率、活跃的人，他希望能将这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予以审判，量刑处置，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国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来，仿佛透视了兴奋的罗瑞卿和沉默的史良的内心语言，特别郑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
“我们把这一批战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周恩来又从《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讲起，说，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包括这些战犯。我们的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旧中国的西太后、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都不能容人，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不会“大公无私”、胸怀宽阔、高瞻远瞩。
两位部长注意到，周恩来对“一个不杀”没有明确，总理是用了“将来”二字，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转眼到了1956年初。这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
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完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后，把话题转到国内战犯：
“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已经六年到七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又经过六年到七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关于战犯，人们的感情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戾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在此事上也很慎重。
他的顾虑来自人民：“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中共中央甚至向各省、市党委及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党组发文，征求对溥仪等汉奸满奸罪犯和康泽、杜聿明、王耀武等内战罪犯的处理意见。《通知》
中的语气极为诚恳：究竟是从严处理，并且把其中罪恶重大的杀掉一批为好，还是从宽处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的较大的战犯，把他们当做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但《通知》又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从大道理上讲：估计采用后一种处理办法，会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首先会有助于孤立蒋介石集团和解放台湾的斗争；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还抱有疑惧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过政治劣迹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通知》又从“小道理”上说：从这批国民党犯人本身的情况来说，他们过去虽然多是一些“死反革命”，有过重大罪恶，但多半是高高在上、同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群众的恶霸土匪头子等那样，不杀掉一批，群众就不敢起来。再说他们已经被关了六七年（蒋军战犯）或者十多年（日伪战犯），在关押改造过程中，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有些并且要求立功赎罪，重新做人。因此，现在对这些罪犯并没有一定杀一批或者从重处刑的必要。
《通知》认为：从总的方面权衡利害，中央觉得似以这样处理为好。
再生之狱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务将官级共二百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造成监狱，北京军阀时代，这里是著名的全国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座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特赦的几百名高级战犯中，不少人是黄埔生。而黄埔生是靠蒋介石栽培的，这些人“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之后，也没有泯灭过。
一期生杜聿明可以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宠将。国共双方三大战略决战，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实际指挥了一个半，可见蒋介石对其的倚重。在淮海战役中，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他想化装逃跑，可跑不出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
绝望之时，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杀。幸亏跟随他的副官眼疾手快，把手枪夺了下来。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没有认出他时，他谎报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叫高文明。可他连十三兵团六大处处长的名字一个也写不出来。他深知罪大恶极，系中共权威人士宣布的43名罪犯之一，被查出后，必死无疑。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为蒋介石尽忠。他乘警卫人员离开之机，捡起一块石头往脑袋上乱打，顿时血流满面，不省人事。幸好看守人员发现及时，送到卫生处抢救，才免一死。
为了防止他自杀，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
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宋希濂兵败大渡河畔，最后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走投无路。他觉得被解放军俘虏可耻，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警卫排长一把夺下手枪，才没自杀成。
就像是事先统一口径，宋希濂也说自己是一个军需官，叫周伯瑞。
当他被指认出是宋希濂后，他认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时刻准备着死。及至被带到乐山县城时，解放军的随军记者要给他照相，他极为反感，决心捣乱。当记者对好镜头，准备按动快门时，他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不让对方照。如此反复四五次，气得记者没办法。宋希濂当时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廖耀湘，这个指挥着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两支主力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兵败后化装成商人，想逃出去。眼看跑不出去时，想到了自杀。可自杀连手枪也没有了，准备天黑后在一棵树下吊死。幸亏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苦苦相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洛阳城里，邱行湘举起过手枪……
襄阳城中，康泽也曾将手枪对准了脑袋……
但他们一个也没有死成。不是因为自己犹豫，就是被忠实的部下们阻拦。
把这样一批“死硬派”改造好，可能吗？
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
毛泽东、周恩来似胸有成竹。
按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管理人员向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二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管理所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一步步地清理思想；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一些身体好的还被安排到北京远郊五云山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施加影响，加快他们改造的步子。
张治中、邵力子这两位周恩来黄埔时的同事，更是惦念他们昔日的学生。几位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刘嘉树、韩浚、周振强等人，知道两位老师要来，早早地就盼开了。虽然他们身为囚犯，思想也时时飞出高墙，他们也惦念昔日师长。当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出席万隆会议时，他们听说因台湾特务机关事前的阴谋破坏，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功德林里的黄埔生以为他们敬爱的周老师也在机上，全都哭了，就连陈长捷、梁培璜这两位非黄埔生，也流下了眼泪。后来，真相大白。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专机，台湾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些年近半百（有的已过半百）的人又像孩子一样破涕为笑；尤其是宋希濂，天真得不好意思起来。
来到功德林的张治中见了这些学生和部属，一时颇为动情：“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
他这一说，几位久居囹圄的学生也流下泪。
张治中今天是要转达中共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改造政策：“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代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给你们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既往不咎，一律宽大处理。”
张治中环视一下周围：大家的目光都看着他，听得很认真，他继续说道：“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张治中自然说到以往黄埔的历史：“我们过去是拥护和响应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号召，而投身黄埔军校的。曾在正确的革命道路上作过奋斗，但不幸后来走上了歧途。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提高。全国上下出现政治清明，团结一致，各业各界发达兴旺的气象。
孙中山先生所未能达到的宏誓大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俱已实现，有的甚且过之。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我们获得的是光荣伟大的新中国，试问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比这更宝贵呢？”
战犯们不由啧啧交谈起来。原先最顽固的杜聿明此时的感触也最深。他发言说：
“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了。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说着，他掏出小手绢，擦拭着无法控制的泪水。
“这事我听说了。你得的结核病，需要特效链霉素，我国还不能生产，美英对我国封锁、禁运，它们的药质量好，可运不进来；只能用苏联生产的，可性能又不好，政府派人用黄金到香港和澳门去购买的。”张治中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杜聿明还是头一次听说。
杜聿明感激万分：“共产党真正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报答党和人民恩惠！”
杜聿明带头一说，会场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战犯们争着说自己最深的感受。
张治中很高兴他的学生们能有这样大的进步。他请一旁的邵力子先生讲话。邵力子虽然已经76岁高龄，身板却很硬朗，记忆力也特别好。在场的许多人他还能喊出姓名，说起黄埔的旧事，他也是一清二楚。他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国共最后一次和谈的情况：“当年文白先生和我们几个人来北京参加两党和谈，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了很多让步，国民党完全可以接受。无奈当局无和平诚意，坚持顽固立场，致使战火又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国家元气更伤。傅作义将军、程颂云（程潜）毅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或接受和平改编，或领导起义，是十分明智和顺乎民心的行动。我们黄埔一期同学中，郑洞国同学在长春和平投降，陈明仁同学在长沙和平起义，是识时务的俊杰，应该成为我们的黄埔同学的榜样。”
几位同学唉声感叹，悔不该当初与人民为敌，落得如此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