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关于世界的观念，是对世界一种加工的产物。语词的存在替代了物质性的存在。整个世界不过是用来表示我们作用于它的不同方式的总和的一个词。而这种替代是以人的自己的价值观为中心的，“这是什么”这个问题总是以“这对于我是什么”这个问题为基础的。这样，一切的存在要在人的价值体系中获得存在的许可。如果，某种存在物不能进入人的需要的眼光中，那么它的命运只能是被放逐或灭亡。“物只有当一切存在都对它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是什么’之时，才能得到完全的显示。”世界永远是透过一定的意识结构、价值系统的棱镜给予人的。
逻辑正是衣冠禽兽的一个棱镜。“人头脑中的逻辑从何而来？当然来自非逻辑”。“把相似物当作相同物处理这种占优势的癖好，这种非逻辑的癖好——因为本来并无相同之物——最初创造了逻辑的全部基础。”尼采自己出场，解构这个概念的世界。他宣布废除这个“真正的世界”。只有一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成变化着的现实世界。
为了向生活回归，尼采不惜与世界的两大领袖为敌：一为理性，二为基督教教会。不过他并不是要反对对这个世界进行概括和把握。他反对的只是按照人类自身的理性本性去构造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模式，然后又用这样的世界模式来看待人的现实生活。尼采并非要我们抛弃这些理性手段，他是要我们如实地把它们看作手段，而不是看作真理，甚至看作世界的本性，把相对性绝对化了。
对于我们的一切观念，只应从意义的角度来考察，即看它们表现或掩盖了我们的什么需要，服务于什么目的，是何种欲求的标记。他这是用一种更高层次的合理来否定了理性层次的合理性。他是以酒神为惟一的审判者。这种合理就是人的真正需要，就是人的意义这个问题。
尼采强调人的需要，人的全部认识过程都依赖于人的生命需要，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纯粹认识。因此，对于认识过程的考察不能局限于认识过程本身。“认识只能是什么？——只能是‘描述’，放进意义——并不是‘说明’。”“我们在知识和科学上优于古人的，我们称之为‘说明’，其实是‘描述’。我们描述得较好，解释则和古人一样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逻辑、理性范畴都只是“有用的伪造”。不过，即使是伪造，仍有其功用。仅仅只有理性并不能成为合理的理由，理性在世界上所看到的不过是它自身。逻辑把自己的界限当作世界的界限，人类认识活动的工具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冒充为形而上学的真理，进而冒充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于是，生命被贬值，本能受压制，法则统治一切，人生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和乐趣。
二、现代文明的悲哀
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商业的社会，商业只问消费，不问人的真正需要，它甚至可以制造消费。供求关系决定一切事物的价值，市场价格的支配成了整个文化的特性。似乎金钱成为一切的等价交换物，金钱也成为人与人交往的重要媒介。
现代教育的弊病同样是扼杀本能和个性。现代教育的原则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第二天性，却忽略了人的第一天性。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人拥有了一切，又是一无所有。因为我们失去了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创造性的生命力。尼采的理想的教育是人的培养，是培养健康的人，不仅有健康的身体，最为重要的是培养旺盛的生命力。
1.金钱与国家：现代人的迷失
我们的世界就像一个闹哄哄的大市场。人们匆忙地活动着，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这一切都是为了增殖财富和赚钱。财富本身成了目的，为了财富，人们表现出一种盲目的发了疯似的勤劳。尼采这样描述这个铜臭的时代：
一切时代中最勤劳的时代——我们的时代——除了愈来愈多的金钱和愈来愈多的勤劳以外，就不知道拿它的如许勤劳和金钱做什么好了，以至于散去要比积聚更需要天才！
今天的一切——堕落了，颓败了：谁愿保持它！而我——我要把它推倒！
尼采生不逢时，他所向往的是精神的独立与自足，他对这个时代是完全地失望。“这时代是一个病妇——让她去叫喊、谩骂、诅咒和摔盆盆罐罐吧！”
在尼采眼中，物质性的财富与人精神崇高是无法比拟的。追求财富却损害了机体的美好，是得不偿失。在精神上，无头脑的匆忙，使人总是处在疲劳之中，不复讲究优美的风度和高尚的礼仪，独处时不再有静谧的沉思，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温馨的交往。金钱成为他们惟一的藏身之地，人们迫不及待地把脑袋藏到每一个可以发财的地方。
国家的崛起，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同时又给人们套上了另外的一副锁链。庞大的政治机器需要动力，它占用了过多的人力，浪费了宝贵的人才。“一个人把自己花费在权力、政治、经济、世界贸易、议会、军事利益上，向这些方面付出了理解、认真、意志、自我超越的能量（他就是这种能量），那么在其他方面就必有短缺。”与其占用大量的优秀人才，还不如让这些机器闲置腐朽。
可是，在现代，经济和政治几乎压倒了一切。俾斯麦政府热衷于政治扩张，带来了财富与光荣，“新的偶像”——国家——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可是同时也带来腐朽的气息。在尼采看来这正是德国文化衰落的原因。尼采认为国家使一切人都丧失了自己，只有消灭了国家，才开始有人。“文化和国家——在这一点上不要欺骗自己——是敌对的：‘文化国家’纯属现代观念。两者互相分裂，甚至是反政治的……”
《不合时宜的考察》的第一部题为《大卫·施特劳斯》集中描述了国家机器对人的控制。它开头这样地写道：
德国的官方舆论好像几乎禁止谈论战争的危险恶果，尤其是一次以胜利结束的战争的危险恶果。有些人就更加乐意倾听那些作家的话。这些作家并不知道比那种官方舆论更为重要的舆论，因而竞相努力颂扬战争并欢呼着战争对道德、文化和艺术的影响的巨大奇迹。
尽管如此必须说明，一次巨大的胜利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人的本性忍受这些胜利比忍受失败更加困难；甚至取得这样一种胜利比忍受这种胜利而不由此产生严重失败似乎还容易一些，但最近同法国进行的战争所带来的一切恶果中，最坏的结果也许是一个广泛散布的一般性错误：官方舆论和一切官方舆论者的错误，说是德国文化在那个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因此现在必须戴上与如此非常的事件和成就相适应的花环。
这种错误是非常有害的，这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错觉——因为有些错误是最有益的和最富有成果的——而是因为它能把我们的胜利转变为一种完全的失败，即为了“德意志帝国”的胜利彻底毁灭德国精神。
尼采在其中说的“官方舆论和一切官方舆论者”，其代表就是施特劳斯。施特劳斯是19世纪德国最活跃的一位思想家。他27岁时写的《耶稣传》一书震撼了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施特劳斯反对神学，对基督教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尼采正是从读了这本书之后才开始考虑是否放弃基督教的问题。
但是，当《耶稣传》再版时，作者却以《为德国人民修订的耶稣传》为题又回到了神学。新版本拥护当时德国那种乐观的生活情感，宣传起人性和神性的结合，把人归于精神、理性和基督，以迎合当时的社会舆论。这使得当时以批判基督教为自己使命的尼采由厌恶上升为愤怒，他抨击施特劳斯就是德国庸俗文化和市侩文化的代表者，批判他，也正是对这种思潮的批判。
大机器的出现是人们生产能力的延伸，理性借助这一工具将人牢牢地攥在手中，因为一旦人发现机器的妙用，他便决不会轻易地放下手中的工具。在工厂奴隶制度下，工人是奴隶，资产者就不是奴隶么？
在尼采的时代，欧洲的男子因生活负担而被迫从事固定的职业，结果使自己的命运完全受偶然性支配。工厂犹如奴隶的工房，人们成为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当了人类发明技巧上的弥缝物，被消磨了一生。工资的提高，可以减少贫困的程度；待遇的改善，可以避免工作中的危险。可是这些都无助于消除人的奴隶地位。只要机器工业的格局不变，工厂奴隶制度的实质就不会有变化。人们不会有机会去思考人生的问题，“倘若你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呼吸，你们的内心价值何在呢？”只是在外在事物的目的上牺牲了多少内心价值。这种状况的结局就是文化的消失。
那就是说使人的世界达千年之久的事物看来正面临着眼前的崩溃。而已经出现的新世界则是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机器，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为之服务。它消灭任何它不能容纳的东西。人看来就要被它消灭掉，成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成为没有目的或意义的东西。但是，在这架机器中，人不可能达到满足，它并不为人提供使人具有价值和尊严的东西。那在过去的贫穷和困苦之中曾经作为人的存在之不被争议的背景而持续存在的东西，现在处于被消灭的过程中。虽然人正在扩展自己的生活，但是它似乎也在牺牲个体自我的存在。
财富是他们的共同的目的，只有财富才能令他们眼红，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倒成为无人理睬的演员。尼采认为，古代的奴隶比现代的“主人”——资产者更高贵。资产者也是奴隶，是机器的傀儡，是19世纪文化卑劣的记号。“他们获得了财富，却变得更加贫乏了。”大机器终于成了非精神化和文化衰落的又一重要因素。
下面就是国家劣根性的一些切面：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一年后，德意志帝国迫使法国签署了法兰克福和约，从法国掠得了50亿金法郎的赔款，并用于加强兵力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建立起了铁与血基础上的军事专制国家。
对于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尼采起初并没有多大的异议，他在1866年7月初给母亲的信中说：“俾斯麦具有勇气和不可动摇的冷酷之心，但是他低估了人民的道义的力量。”同月17日，他在给友人平德尔的信中说：“高尚的目标是绝对不能通过邪恶的手段来实现的。”可以看出，当时的尼采赞赏俾斯麦的勇气和德意志的统一，但又痛惜奥地利的失败，是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
1869年5月22日，尼采在巴塞尔给瓦格纳的信上，表露了他对德国知识界危机的困惑和忧虑。
1870年7月中旬，尼采听说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在给母亲的信中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处在危急之中。”
1870年7月19日，尼采在给罗德的信中，表示对普法战争爆发的震惊，并指出：“我们这早已贫困的文化，正倒栽下去，被一个可怕的恶魔扼住了咽喉。”
1870年9月11日，尼采在给瓦格纳的信中，叙述了他在普法战争中护送伤员的悲惨情景，深深感受到战争的可怕和对生命的威胁。
1870年10月下旬，在普鲁土军队连连胜利的欢呼声中，尼采开始对德意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问题感到忧虑，他劝罗德“从那个要命的、反对文明的普鲁士逃出来”。
1870年11月7日，尼采在给戈斯多夫的信中，表现出他对德国的看法因为战争有了重大的改变。他说：“我很担心我们将来的文化情况。我认为现在普鲁士对所有文明国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势力。”
1871年1月18日，巴黎投降，尼采在当时的信件和笔记中，几乎没有提到这个对于普鲁土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反而认为文化上的问题才是重要的。
普法战争中的胜利使普鲁士民族当中弥漫着傲慢的气息。德意志民族再也不甘心一个二流国家的地位了。同时，战争的胜利使他们的将军们眼红，军事上的胜利没有带来文化上的胜利，相反，普鲁士民族因其盲目的扩张倾向对所有国家构成了一种非常威胁。而它自己也在胜利中迷失了自己，它不再有以前的豪气了，而是像一个穷困的乞丐一样失去自己的尊严：一旦他看到了面包，他立刻会想要奶油，有了奶油，他又会要红酒。外表上的虚荣并不能掩饰无穷的贪婪。透过人的忙乱的生活场景，你还会发现人其实是些“狂奔乱突的高级猛兽。……他们建国立城，你争我斗，彼此践踏，他们在困境中哭喊，在胜利中狂欢——这一切都是动物性的延续”。为了强调人的动物性，尼采还将人称为“开化了的食肉动物”、“人是最优秀的动物”、“人是最残忍的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