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深入思考马基雅维里思想本身，而不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涵义时，我们能感受到，对马基雅维里本人不假思索的谩骂，不过是谩骂者企图躲避现实的一种方式；我们同样能感受到，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之所以被人所利用，这与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局限性及其理论上的漏洞是分不开的。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就是马基雅维里提到的观点、权术或管理艺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管用！这早已在历史中得到证明。一切伟大人物，不管他在政治、商业还是别的领域，他都可能是马基雅维里的信徒。马基雅维里是我们头上的一个环，他的光芒与阴影同时罩住我们的双眼，历史在尘封，现实在骤变，我们应该拨开历史迷雾，看清现实，清醒对待。
2. 作为政治学的一员巨匠
拉蒂尼（13世纪的意大利人，第一位自觉地将自己看作是政治学学者的人）撰有政治学著作《宝卷》。在书一开头他便说，他的探讨将以研究“统治者对其手下的臣民应采取的管辖手段”而结束，对此，他称之为“政治科学”。当他在最后一章“邦国之治”中履行这个诺言的时候，他不仅将“政治学”说成是“关于统治的科学”，而且还进一步宣称，由于献身于政治研究，他正在从事亚里士多德曾证明过的“最崇高伟大的事业”。
我们看到，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将政治学这项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佛罗伦萨史》继但丁之后，成了现代政治写作艺术的至高典范。在这本书中，他把他的出生地佛罗伦萨描写成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一个自然、独特、无可比拟、无可模仿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备这种观念的人。我们也可能从《佛罗伦萨史》的每一行找到不够精确之处，但全书巨大无比的价值并不因此受到影响。在思想的含蓄和故事的发展上，没有一本著作可与之比肩。权贵的统治、假冒的民主、单一家族的专权、萨沃纳罗拉的神权政体、以及为美第奇暴君专制铺平道路的混合形式的政府构想都没能逃过他的大笔，形形色色的历史角色的最隐秘的动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余。
马基雅维里毕竟忠实继承了由修昔底德、塔西佗、萨鲁斯特乌斯等希腊罗马史家所开创的写作传统，即：忘掉自己！他披露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最后几十年的伟大而难忘的戏剧性事件，记录了当时生活的崩溃。
这些磅礴而深刻的记载，对有的人来说是一堆瑰宝；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引起了魔鬼般的喜悦；在第三个人看来，也许像是一场末日的最后审判。但是，对所有的人来说，它都将是一个思索和研究的永恒对象。他所激发的爱国热情从佛罗伦萨起航，遍布他身后的世界，从不列颠到高卢，到日耳曼，最后跨越大洋，在美洲生根。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下去，一代又一代人都将重新阅读他的写作，重新表达自己那一代人对他的永恒感激。
在马基雅维里前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波内特的《国家权力简论》、拉缪的《政治军事论集》、利普修斯的《政治学六卷》和奥尔索斯的《政治学方法》相继出现。到这时为止，“政治”在时隔千年之后，已经完全恢复了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建筑的艺术”而具备的核心地位。当时的欧洲北方诸王国几乎是以一种特殊的热情接纳了阿尔卑斯山南部地区的这些思想冲击。博丹的《主权六论》和培根理想中的“大复兴”计划，只不过表征了这些冲击的扩展和成熟形态。他们一起为全欧洲在近代的复兴施行了第一次奠基礼。回顾欧洲发展的这个时期，我们有一个确定的发现：一个社会确实拥有一种新观念的最可靠标志，是一套新语汇和一种新写作方式的发展。运用这些新语汇和新方式，方可能公开地阐明并讨论一些新观念。旧的知识体系是无法给这些新观念提供任何空间的。
在外交上，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前提是：和平与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这当然是个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本身决不构成一个“以科学为业”的作者的错误。一方面，正如人们所知的，任何对于政治事实的陈述，一旦进入政治的张力场中，就必定成为事关重大的叙述，价值判断本身恰恰成为了政治事实，除了政治犬儒派之外，都会加以承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和平与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这本身就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第一要件。如果这一要件在事实上或者在理论上被拒绝，那么国家概念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正是考虑到这个事实，博丹在谈到君主用以宣示其意志的“指示性文告”的时候，他将这些文字说成是“国家的法令”和“国家的指示性文告”，由此表明据以发布这些文告的权威乃是国家的权威。显然，博丹也认为国家是所有公民在政治上要对其效忠的唯一对象，除非斯宾诺莎所描绘过的那种“除了国王，就是贵族，余者全是外国人，而没有公民”的政体真的成为了现实。博丹显然认为这样的政体在政治上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因此，他将贵族们天生喜欢犯下的叛逆罪，看成是不仅反对统治者，而且也是反对国家的罪行，并将古罗马的奴隶起义说成是“反对国家”的暴乱，将那些暴民说成是企图通过“侵害国家”来夺取统治权的人。
在《和平的保卫者》一书的开头，马西利乌斯就痛心地说，“意大利由于内争而四面挨打，几被毁灭，所以它容易遭受任何想夺取它的人的侵犯”。后来的马基雅维里赞同这一看法，“今日之意大利遍地暴君”，他谴责他们建立了一种甚至亚里士多德都未曾想象得到的堕落政体形式。结果出现了“一种十分荒谬的局面”，“暴君四起，各霸一方，而谁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压倒其他各方的程度”。马西利乌斯十分清楚地指出，私人财富不正常的迅速增长可能会成长为“一种起破坏作用的政治力量”。为此，马西利乌斯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获得和平与和谐体现着政治生活的最高价值。“和平与安全是民众生活的主要目标和最大的利益之所在。”“邦国的目标”，因而也是公正的统治者的主要职责，必须“永远是使臣民处于和平与安全的状态中”。
有人对马西利乌斯竟然把和平作为最高政治理想感到吃惊。然而，只要我们想到他的思想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基础的，想到他的志趣在于解释他那个时代城市共和国丧失自由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消除这种惊讶了。亚里士多德曾断言，维护和平是“保卫民众利益和安全的手段”。阿奎那也重复了同样的看法。在其书开头部分，马西利乌斯简短重复了这一主张，认为德政和“美满的生活”在本质上必须被视为“和平与安宁的结果”。这个乍看起来令人吃惊的观念激发了更多人的深刻思考。这些人甚至认为，政府的基本事务与其说是维护空洞的动物性自由，倒不如更恰当、更人道地说是确保人民的安全与和平。他们指出，由于“自由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重要的礼物”，因此，“如果一个人比另一个人不正当地享有更多的自由，这是非常荒谬的”。他们向人们保证，如果对政治生活坚持一种动物性的自由观念，这只意味着要求我们“随心所欲地生活，而不用遵循法律”。他们对自由派的热情保持了一种警惕的节制。桂鸠迪尼在他的《格言与反思》一书中，告诫我们，要提防那些“特别热情地鼓吹自由的人”，因为“几乎所有这样的人心中想的都是个人利益，如果觉得在专制政权下可以发更大的财，他们立刻就会转向”。
在一定程度上，马西利乌斯本人包罗了更广泛的思考。他之所以把和平作为核心论断，是因为他要用它来解释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自由到处受到威胁、乃至完全丧失的真实原因。他认为，正如和平的成果是德政一样，否定和平的结果必然是出现暴政，因为暴政就是对德政的否定。马西利乌斯进一步洞察了内乱产生的必要条件，即人们强烈的财富和权力欲望，要求在共和国内部确立权力的分割局面。马西利乌斯伤心地说，圣保罗关于一个纷争时代的预言“显然已经在这些时期由现代的人们实现了，首先在意大利实现了”。
马西利乌斯同样强调，在那些“人们彼此间的争斗和伤害”得不到“一种公正规范的惩罚和衡量”的地方，在那些人们“只能在犯罪作孽和受苦受难之间选择其一”的地方，其结果必然是人群中间发生斗争和分裂，最终导致国家的毁灭。这就导致了马西利乌斯的非常激进但又无可避免的结论，即统治者必须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必须将作为政治赘瘤的贵族排除，从而使内争的现象在原则上得到排除。为此，马西利乌斯坚决主张一个“单一的人间立法者”。马西利乌斯最终留给同时代人的结论是：人民无须损失自由也可享受和平的幸福，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确保“和平的保卫者”是“人民全体”。
3. 学界争鸣
施特劳斯曾对马基雅维里有两种评价，其一“恶魔说”可以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找到佐证。《君主论》是作者献给当时佛罗伦萨的洛伦佐·美第奇殿下的小册子，它是一本典型的君王宝鉴。在书中，马基雅维里以十分露骨而直白的方式劝诫君主应当集狮子与狐狸的品质于一身，为了达成目的不惜使用残忍的手段，不惜背信弃义，不惜运用谎言与欺骗。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在西方几千年的政治发展中，鼓吹赤裸裸无道政治的观点并不少见，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著名哲学家，将自己的名字与邪恶的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