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老狼回来了，它一看小狼不见了，急得团团转。一个牧童在树上对小狼又是扭脚，又是揪耳朵，让它嚎叫。老狼听到小狼的叫声，仰头看见了，愤怒地冲到树下，一边嚎叫一边连爬带抓。这时，另一个牧童也在树上整得另一只小狼嚎叫起来。老狼听到，慌忙四下张望，才看见另一棵树上的小狼，于是老狼又往对面奔跑过去。
就这样，老狼口中叫个不停，脚下奔跑不止，来来往往跑了几十趟，渐渐跑不动了，叫声也渐渐弱了。不一会儿，就累得奄奄一息，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又过一会儿，便一动不动了。牧童爬下树一看，老狼已经死了。
舐犊之情是非常崇高的一种情感，但在狼这里，却成了它致命的“软肋”！牧童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能够轻松地把穷凶极恶的老狼置于死地。
还有曾轰动一时的美国大片《金刚》。影片里的大猩猩如若不是对女主人公心存爱慕，以至于缚手缚脚，人类的尖端武器也奈何不了它。“金刚不是被飞机射死的，它是被美丽害死的”，这是片尾点睛的一句话。其实，野兽在爱上美女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死了。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仁义著称，世称“刘皇叔”，“侠义播于四海”而得民心，成就了大业。他由一个市井小民直至一代仁君，其过程是艰难曲折的，但他始终牢牢记住了“仁者无敌”“得民心者得天下”“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的道理。就在刘备集团被曹军打得大败，“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落荒而逃的途中，刘备还念着百姓，每次议事，以民为先，携带十数万民众一同转移。危急时刻宁肯自己投江而死，也不连累百姓受苦，其仁心仁德，足可惊天地、泣鬼神。
刘备的仁德之心还通过百姓之口而广为传颂。徐母责子骂曹而盛赞刘备，称刘备“仁义布于四海”，归刘备是“得其主”，归曹是“弃明投暗，自取恶名”。这些话，不乏褒扬美化刘备之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刘备宽仁爱民，深得民心，农民刘安甚至杀妻以食刘备。这与曹操因疑而滥杀其叔吕伯奢一家数十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正因为如此，刘备才有着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人格魅力，能吸引一大部分高超人才为他抛头颅，洒热血。他对人才的爱护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刘备46岁才得到的宝贝儿子，却为了赵云可以完全扔向冰冷的地面。甚至，刘备的人格魅力连敌人都会为他折服：曹操说：“天下英雄唯吾与使君。”明知刘备的结义兄弟关羽杀了自己的爱将颜良、文丑，袁绍还是舍不得杀刘备。刘表听信谗言，提剑要杀刘备，走到一半，还是觉得“玄德（刘备的字）必不负我”。周瑜对孙权说：“要是只有刘备，荆州就借给他，可是现在他身边有个狡诈奸险的诸葛亮，荆州就不能借。”
就是这样一个如此“仁义”的人为何不能统一天下，却会病死白帝城呢？为什么蜀国在三国鼎立中最先倒下呢？原因还是这两个字——仁义。在他的头脑中，仁义是主导，一切事情都得为之让道，比方说，在对待益州问题上，刘备是应该接受法正等人的建议，乘刘璋邀请之机进占西川，还是恪守“信义”，坐守荆州？答案理所当然的是前者，因为占益州是刘备集团的既定方针，这个目标的实业是迟早的事，至于是用政治手段还是军事手段，抑或两者并用，只是方法问题。纵使刘璋邀请刘备的态度是诚恳的、言词是热情的，但最终目的是让刘备为其占领汉中，防守北方，对抗曹操。刘备如果真的傻到恪守“信义”到这地步，那就根本甭想做益州的主人，顶多是充当刘璋的马前卒。
关羽死后，刘备悲痛过度，念念不忘的是桃园结义的兄弟情谊，一味地想着报仇，而不去研究新局势、新问题，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更不纳诸葛亮、赵云等人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率兵七十余万攻打东吴，结果犯了兵家大忌，被陆逊在夷陵火伤连营八百里，几乎全军覆没，最后败走白帝城，刘备也在悲痛和悔恨中郁郁而终。至此，蜀汉元气大伤，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益州疲惫，此乃危急存亡之秋也。”更为严重的是，刘备的贸然举动基本上毁灭了当年诸葛亮隆中对策时制定的宏伟战略蓝图，成为蜀国衰弱，乃至灭亡的预演。
刘备因诚恳厚道而得以招揽众多有能之士并获取他人敬仰，正如他所说：“今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但他又过分地注重仁义情理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的智慧和才能是绰绰有余的，但性格上的缺陷还是时时刻刻或早或晚地阻碍、限制了他的发展及进步，最终造成大业晚成，甚至是穷其一生都未能实现霸业。
可以说，仁义拯救了刘备，也毁灭了刘备。事实上，从关公走麦城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刘备命将休矣。他靠仁义得天下，最后又因拘泥于仁义而失天下，正所谓“成也仁义，败也仁义”，仁义最终还是成了刘备的软肋和致命弱点。
五、超乎善恶
人和人之间的博弈都是以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当然，最能代表“斗争”的还是战争本身，其他的都是小儿科。因为它牵涉的是生死存亡，远非其他形式的“斗争”所能比拟。当其他的一切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最后只能诉诸武力。战争，估计是人类最直接、最残酷的争斗形式了。古人早就说过，兵凶战危。对国家而言，它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实力说话，用流血的方式来强迫失败者臣服。战争的结局，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且是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当一个人在战争中失败，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时，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因此，国家的主宰者、战争的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忽略，必须认真对待。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战争中是不能讲人情的，更不能讲道德，否则，死亡之神就会登门拜访。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襄公向来主张以德治国，推崇仁义。但他却是一位“蠢猪式的军事家”。因为他将治理国家的原则用在了领兵打仗上，最终导致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韩非子的寓言集《外储说·左上》中是这样记载的：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
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失败者。
战场估计都是小人的天下，是一个把“恶”赤裸裸地表现为“恶”的场所。难怪马基雅维利说“政治无道德”，甚至认为在政治活动中讲道德，简直就是迂腐。据《资治通鉴》载，公元前340年，商鞅帅秦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昂率兵迎敌。商鞅当年曾在魏国效力，与公子昂相交甚厚。于是商鞅派人遗书于公子昂：“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意思是说，我原来和公子您是至交，现在却是各为其主，兵戎相见，实在不忍。我很想和公子您见面谈一谈，最好能把手言和，互相罢兵。这样做不仅不伤害我们之间的情谊，对魏、秦两国的百姓也是有好处的。天真的公子昂竟然相信了，“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商）鞅伏甲士，袭虏公子昂，因攻魏师，大破之”。
就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打败了重情义的君子。胜者为王败者寇，这就是战争所带来的强权逻辑和霸道哲学。宋襄公以仁义治国，本是一件令人尊敬的事情。可惜，他将自己的原则过分放大，用其指挥战争，最终兵败身死，遭人诟病，授人以笑柄。公子昂何尝不是如此？重情谊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把情谊用在了不适当的场合，才遭了商鞅的暗算。所以说，恶不可为，善不可滥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