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
近代中国的自强运动跟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有不解之缘。杨文会居士则是这场复兴运动中具有开创性作用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杨文会字仁山，究其一生，创办了金陵刻经处，成立了祗洹精舍、佛学研究会，流通经典，培养人才。一时之选，尽出其门。他对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影响甚巨，故而有梁任公之说法：“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有人称其为使佛教起死回生的枢纽人物、中国的维摩诘、中国近代佛教的先觉者、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
仁山居士怀抱振兴中华之志，推崇佛教，并大力弘扬。述其志业，有如下方面：
其一，以兴教为振兴中华之志。晚清时节，内忧外患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杨仁山居士的弟子欧阳竟无大师语）。而大乘佛教之菩萨道度人度己、众生平等的主张，以及“我不下地狱，谁入地狱”、“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舍身奉献精神，感召了一批有着深刻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他们思变革、兴新学，寻求自强之道。杨仁山居士是其中的先行者。在游学西洋之后，他感叹“虽变法维新，而教务仍旧不改，且从而振兴之，务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在杨仁山看来，中国要与西洋并驾齐驱，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兴隆佛法，犹之西人推广教务之意”。以当时世界大势论之，唯有佛教可以通行无悖，远胜于其他各种宗教，将成为全球第一等宗教，更进而产生要把佛教全球化的想法。这虽只是一家之说，断无可能，但也如精卫填海，其诚其意感天动地。
杨仁山传序其二，创办金陵刻经处，刊刻经书。清季中国佛教典籍，自太平天国后，丧失殆尽。有鉴于此，杨仁山献半生精力，专事弘通佛书。1866年，他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选觅善本，刻印经书。不但搜求国内的经卷善本，还全力搜求流落海外的经卷，从日本找回国内失传的经疏三百余种。他主持刊刻的佛藏，佚著众多，选勘精审。金陵刻经处自1866年创立，至1911年杨仁山逝世，四十余年间，刻印了经典两千余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十余万帧。从一定意义上说，金陵刻经处是近代中国佛教盛衰存亡的转折点。杨仁山的刻经印书事业，奠定了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基，弘通之功，无人可及。
其三，创办祗洹精舍，培养人才。两大因缘促使杨仁山发心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一是中国佛教延续至晚清，教界戒律松弛，义学不兴，素质低下，衰败至极，唯以经忏佛事过活。二是1893年，锡兰佛教居士达摩波罗来到中国上海，寻求中国同道共同复兴印度佛教，杨仁山非常赞同达摩波罗复兴印度佛教的宏大计划，认为整顿、振兴佛教，使佛法走向世界，唯有提倡新式的佛教教育。为此，他规划了一套详细的佛教教育计划，并率先实践，先后在金陵刻经处兴办了“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训练僧众，会聚居士界研究佛学。“祗洹精舍”于1908年正式成立开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的学堂。杨仁山自任佛学讲席，请来苏曼殊讲授英文、梵文，谛闲法师任学监并讲天台教观，李晓暾讲授汉文。虽然不久即以经费支绌且无学生而告停办，但却为现代僧教育指引出新方向。
杨仁山居士的金陵刻经处和祗洹精舍自然成为当时的佛学中心，人才荟萃之地，近代一批著名学者如黎端甫、桂伯华、欧阳渐、孙少侯、李证罡、梅撷芸、蒯若木、释太虚等，均出自杨门，尤其是其中的太虚大师与欧阳竟无大师，一僧一俗，一位是人生佛教的倡导者，一位是中国现代居士佛教的核心人物。此外，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汪康年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佛学影响。
杨仁山居士在弘通佛书中，结识了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托南条搜求在日本等地的中国佚失的佛书。杨仁山也为日本编印《卍续藏经》提供佛教典籍数百种，为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黄山陈朝曙君，与我并不相识，托人送《杨仁山传》于我，希代为书序。读后，深为杨仁山居士之人品、学问和事业所感召，也为陈朝曙同志祖述前贤之志向所感动，遂不揣浅陋，略述读后感想。
是为序。
201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