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震惊全国的是“佘祥林杀妻案”，经过重审，佘祥林在蒙冤入狱11年后，终获自由。
由于媒体的适时报道，佘案“平反”的每一个进展都暴露在公众的面前。一身清白，但硬被背上“杀人罪”的老实人佘祥林，最终得到国家赔偿。
然而，对于佘祥林来说，11年的宝贵时光一去不复返，一纸判决难以抹去家破人亡的伤痛。法谚云，“迟来的正义等于不正义。”
“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法的行为为害尤烈。”冤案在损害老实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司法的权威，践踏了法制的尊严。按照我国法律，公安、检察、法院分工合作相互制约，以确保正义的实现。然而，在佘案中，当地公安涉嫌刑讯逼供，检察院糊涂地提起公诉，法院数审昏判，司法的监督制衡机制形同虚设。刑事诉讼法原本规定了一系列办理刑事案件的原则、期限和程序，但佘案的侦查、公诉、审判是扎扎实实地走了过场！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和人员严重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而违背程序正义来追求公正办案，无疑是水中捞月，像佘祥林一样的老实人吃亏就再所难免了！
在佘案中，佘的母亲为了洗去儿子冤屈，四处上访，被非法羁押，而佘的哥哥也因上访被关押，敢于为佘作无罪证明的人承受恐吓和压力。“喊天天不应，呼地地无门”，老实人维权的道路竟如此艰难！反观社会生活，上访者的最大期盼往往是得到“领导批示”或“见报”、“上电视”。依靠“批示”来实现维权，是典型的“人治”路径。而媒体曝光虽然显示了舆论的力量，但是能见报、上电视的毕竟只是“万里挑一”。
在全面推行“以法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果在没有批示、没有见报的“常态”下，在法律预设的轨道内，老实人维权渠道能够畅通无阻，才能真正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来没有救世主，救苦救难要靠自己”，在民主法治时代，老实人完全可以紧握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律完全可以公正地成为每一位老实人呼之即来的“保护神”。但问题关键是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八个字看起来简单，但真正要落到实处则很难很难！
4、不要偏信关于老实人的“谗言”
老实人办事时原则性强，再加上他们又不善于圆滑地处理人际关系，所以，难免要得罪很多人。老实人得罪了老实人还无大碍，但如果得罪了那些心术不正、以投机钻营为能事的人，则难免要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和暗算了。
刁钻之徒暗算老实人的常用伎俩之一，就是到领导面前“打小报告”，说老实人的坏话，中伤老实人，据此以激怒领导，借领导之手打击老实人。
一位英明的领导者，要保护老实人，不让老实人中“暗算”，给老实人主持公道，重要的一条就是对那些别有用心者的“谗言”不能偏听偏信，不能为谗言所惑而一怒之下做出让老实人“蒙冤”受委屈的事来。
历史上，有很多老实人就是被小人的舌头所杀的。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经常因为领土争端发生战争。
当时有两个边境相邻的国家魏国和赵国，订立了友好盟约。为了使盟约更有效，两国之间决定互换人质作担保。因此，魏王就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作人质。为了儿子的安全，魏王决定派大臣庞葱陪同儿子前往赵国。
庞葱是魏国一位正直忠诚很有才能的大臣，在朝廷中得罪了一些奸佞之臣。因此，他担心自己离开魏王以后，有人会借机陷害他。
于是，临行之前他对魏王说：“大王，如果有一个人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您相信不相信呢？”
魏王回答：“我不相信。老虎怎么会跑到大街上来呢？”
庞葱接着问：“如果有两个人一齐对您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你相信不相信呢？”
魏王回答：“如果有两个人都这么说，我就有些半信半疑了。”
庞葱又问：“如果有三个人一齐对您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你相信不相信呢？”
魏王有些迟疑地回答说：“如果大家都这么说，那我就只好相信了。”
听魏王这样回答，庞葱就更担心了。他长叹了一声，说道：
“大王，您想，老虎是不会跑到大街上来的，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只是因为三个人都这么说，大街上有老虎便成为真的了。邯郸离我们魏国的都城大梁，比王宫离大街远得多，而且背后议论我的人可能还不止三个……”
魏王听懂了庞葱的意思，点点头说：“你的心思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去吧！”
庞葱陪同魏王的儿子到了邯郸。
庞葱走后不多久，果然有很多小人对魏王说起了庞葱的坏话。起初，魏王总是为庞葱辩解，指出他是一个有才能而忠实的大臣。不幸的是，当庞葱的政敌三番五次对魏王说庞葱的坏话时，魏王还真的相信了那些人的话。
后来，庞葱从赵国回到魏国以后，魏王就一直不愿接见他。
魏王本来是非常信任庞葱的，而且庞葱也料到了会有人在背后谗言，所以给魏王打了“预防针”。但最后庞葱还是被谗言所中伤，以至于不能朝见魏王当面辩解！可见小人们的谗言有多么可怕！
历史上有许多君臣反目、事业败坏的悲剧，其根源就在于在上者偏信谗言，对贤能之士的猜疑所致。
明朝末年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朱由检，他勤政节勉，不近酒色，连清朝的康熙大帝都为他是个好皇帝。按说他不应该成为亡国之君、吊死在煤山上。他最致命的失误在于他偏信佞臣谗言，对忠臣良将过分猜疑。
朱由检称帝前就知道袁崇焕战功卓著，才能非凡。称帝后，他便任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并且赐予其尚方宝剑，委以重兵，镇守边关。当努尔哈赤率精兵取道蒙古，直扑北京时，崇祯帝急忙督促袁崇焕回援。然而他又猜忌袁崇焕会谋反，不允许他率军入城休息。
袁崇焕身先士卒，经过浴血奋战打败了当世之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一生攻城夺地，败人无数，却没有尝过失败的滋味，他一生中就吃过一次败仗，这次败仗正是败在袁崇焕手下。不久努尔哈赤就气极生病，怏怏死去。袁崇焕在镇守辽东的几年，满清势力几乎闻风丧胆，只要有袁崇焕在，满人不敢轻举妄动。
袁崇焕是一位耿直忠诚的老实人。在辽东的几年，十分清廉自律，没有余财，许多朝中阉党借往辽东公干之机向袁崇焕索要钱财，袁崇焕最看不惯这一套，一一拒绝。这些奸滑之徒就怀恨在心，寻机要报复袁崇焕。
袁崇焕远在辽东，朝中一些嫉妒贤能、投机钻营的佞臣开始散布各种谣言，诬陷袁崇焕拥兵纵敌，引敌求和。崇祯皇帝本来猜疑成性，再加上听信了这些流言和密告，竟然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在袁崇焕下狱待判的近一年里，除了与他不和的那些朝臣劝说朱由检杀掉袁崇焕之外，一些掌握要害部门的阉党也趁着这个机会在朱由检面前添油加醋，说袁崇焕的坏话。对崇祯帝忠不二的一代英才袁崇焕最终被以谋叛罪处死。
袁崇焕死后，边关战乱不断，再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阻挡清兵入关了！
英明的领导者都不会偏信关于老实人的谗言，会力排众议，给老实人以充分的信任。
诸葛谨字子瑜，三国时期孙权的主要谋士之一，是刘备的辅佐者诸葛亮之兄，汉末避乱江南，后为孙权所用，与鲁肃等并为谋士，并为孙权长史，转中司马。诸葛谨和鲁肃一样，是一位老实忠厚的君子，他秉承了诸葛家族传统的忠信美德，秉公无私，在内政方面为孙权出谋划策，进谏意见，常被孙权所接受，一直为孙权所器重和敬佩。
诸葛谨受到重用，引起一些钻营者的嫉妒，在孙权面前暗进谗言中伤诸葛谨明事孙吴、暗通刘备，为其弟诸葛亮所用。一时间，谣言四起，满城风雨。
但是气度恢弘的孙权毫不为这些中伤和谣言所动，说：“子瑜和我共事多年，恩如骨肉，彼此了解的十分透彻，对于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不合道义的事情不做，不合道义的话不说。他曾给我说过他的弟弟已经投靠刘备，应该效忠刘备；他在我手下，应该效忠于我。这些话足显出他的高贵品格，哪能像流言所说的那样呢！”
吴蜀夷陵之役中，诸葛谨作为孙权方面和谈使者前往刘备处。有人在孙权面前说：“子瑜知蜀兵势大，故假以请和为辞，欲背吴入蜀，此去必不回矣！”孙权又一次声明：“孤与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负子瑜，子瑜亦不负孤……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能间也！”
孙权多次盛赞诸葛谨为至诚君子，还在自己称帝后，将他的儿子诸葛恪任命为辅弼太子的官员，可见信任之深。
一个领导者只有兼听兼信、公正明断，才能有很多既有才能、又忠诚老实的人才归附于他。在众多贤能人士的辅佐下，这样的领导者一定会像孙权一样，开创一番大业！
5、始终坚持“一碗水端平”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实人们都渴望遇到一位用心公正、一视同仁，能够“一碗水端平”的英明“父母官”。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领导者，能够明断秋毫，主持公平正义，使自己不吃亏。“包青天”包拯在很多老实人的心中备受推崇和敬仰，就是老实人们这种渴望“一碗水端平”的心理的折射。
所以，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领导者，对于下属，应该坚持同等对待，不分彼此，没有亲疏，不会因外界或个人情绪的影响，表现出冷热无常。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领导虽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但又难免愿意接触善于投自己所好、跟自己“对味口”的下属，无形之中冷落了另一些部属，特别是那些不善于表达，曾经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老实人，从而进一步造成的不必要的误会和隔阂。
更有甚者有些领导将与下属建立亲密无间的感情和迁就错误混淆起来，对于那些善于投机迎奉的下属的一些不合理的、甚至无理的要求也一味迁就，用感情代替原则。实际上，这是把下级引入了一个误区，使他们热衷于琢磨领导者的心理，而不去琢磨怎样干实事、干成事。
领导者坚持“一碗水端平”，除了对不太会来事的老实人不要有偏见外，还有一点要强调：也不要另眼相待那些工作业绩突出的老实人。“有偏见当然是不好的，我们对工作努力的同志另眼相待难道也不对？”有的领导者不明白地问。
某公司有一个老实肯干的推销员，由于做成的生意总比别人多，经理为此对他大为赞赏，另眼相待。什么好事都不忘有他一份，偶尔他有点错，也只当没看见。经理的本意是鼓励大家学他的样，努力工作，想不到事与愿违，其他推销员都越来越消极。而那个能干的推销员也被宠坏了，变质了不把迟到早退当回事，还时常炫耀经理与他的特殊关系。
其实，错就错在这位经理另眼相待的举动上了。
对于干得出色的老实人当然是应该表扬的，但是，该表扬时表扬，该批评时批评，平时还是应该与其他人一视同仁。
这就是说，他靠扎实努力赢得了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其他方面还是同别人一样。别人若像他一样工作，那也能赢得所应该得到的东西。只有这样，强调的才是工作，突出的才是公平。
如果领导者把一切特权都授予了能干的老实人，甚至对他做错的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让别人怎么向他学习呢？
另眼相待所造成的特殊化，使他和其他人员有了差距和隔膜，别人反而无法、也不想向他学习了。人们会因为妒嫉而消极怠工，“他既然这么得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工作都给他去做呢？我们忙个什么劲儿！”
一定要给下属一种公平合理的印象，让他们觉得人人都是平等的，机会也是均等的，他们才会奋发，才会努力。这样做，对作出成绩的老实人也有好处，有助于他戒骄戒躁，不断上进。
当然，对于体弱的职工和女性职工也不能够以另眼看待。即是他们也很老实，兢兢业业，如果的确是不适合女性的工作岗位，干脆就不要安排女性；但如果一旦安排了，就要同工同酬，不能留下什么把柄，让其他员工有所议论。体弱职工也应如此，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他们与其他职工是一样的，不享有任何的特权，因为组织是一个集体，需要一个人人平等的良好的工作氛围。
总之，凡事要把握好“度”，不要因为过于支持老实人和弱势群体，反而妨害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九、不能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1、投机钻营者只谋私利，不顾大局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在历史与现实中，真诚为老百姓办好事、真情为老百姓办实事，掌权为民、谋利为民的，只会是那些忠诚无私、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老实人。投机钻营者绝不会这样做。
投机者攀升的目的，不是为民谋利，而是谋一己之私利；钻营者揽权的目的，不是为了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而是为自己的小家庭、小集团捞好处、谋实惠。
清朝乾隆年间，一个最擅长于投机钻营的大官僚叫和坤，他使尽浑身解数，博得了乾隆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使他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被当时的英国使团官员乔治·斯当东称为“二皇帝”。
和珅青年进代的老师吴省兰、舅父明保也因为有了和珅这座大靠山，而被安排在朝廷中担任要职。
和珅的贪权无度，首先是表现在疯狂地培植私党方面。得势以后的和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到处树立党羽，培植亲信，大搞裙带关系，并且充当这些人的保护伞。
和珅的弟弟和琳只是生员出身，按当时朝廷选拔官吏的标准，和琳根本就没有资格入朝为官。但是在和珅这棵大树的荫庇之下，和琳竟然在官场中平步青云，先后担任过杭州织造、湖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工部尚书等职。当贵州、湖南两省苗民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爆发起义时，和琳又以云贵总督的身分前往镇压，于次年病死在军营中。死时身兼光禄大夫、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四川总督等数职，成为和珅家族第二号权力人物。
和珅之弟和琳的儿女亲家苏凌阿，为人贪婪无耻，只因与和珅攀上了亲，就得到了和珅的特别提拔，曾担任兵部、工部和户部三部侍郎，后又升为户部尚书、两江总督。
在两江总督任上，苏凌阿接见属员时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蒙皇上圣恩，我这老头儿到这里来捞点儿棺材钱。”
由于对和珅惟命是从，苏凌阿得到和珅的特别眷顾。在嘉庆二年（1797年）苏凌阿被和珅推举为东阁学士，而这时的苏凌阿已经年过八十，两眼昏浊，两耳不聪，不辨亲友，连一举一动都需要别人扶掖，被人笑称为“活傀儡”。但和珅为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就是不向嘉庆皇帝禀明真相，而嘉庆皇帝忌讳太上皇，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和珅去摆布。
和珅对权力的无节制的贪婪，还表现在对异己分子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上。
对于和珅的大权独揽和胡作非为，一些正直大臣非常气愤，有些人甘冒杀身之祸对他进行弹劾。但是和珅依仗乾隆帝这个后台，对这些异己分子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监察御史曹锡宝将弹劾的矛头对准和珅的管家刘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