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非常重视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并举主张。1912年，初在出任教育总长时提出，教育方针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同年2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中，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 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主张。他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乎政 治”两类。隶属于政治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 者；超乎政治的则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 三者。他认为，两类五种教育均不可偏废。为了强兵富国，需要军国 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但“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 平等、亲爱”，亦即儒家的“义、恕、仁”。他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 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揉合在一起，主张培养现实社会的完 全的人格。但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 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还必须有世界观教育，即引导受教育者超脱现世，领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认为，这种世界观教育是知、情、 意、德、智、体诸者的统一体。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不能依靠 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他 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 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是“囊括大 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成规，抱残守阙，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发展的。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 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砥砺德行”，“敬爱师友”；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 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学术的能力。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他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至于文理资料，互有交错，治学者不可局守一门，应当沟通各科界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把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并且改“学年 制”为“选科制”，使学生能“专精之余，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蔡元培还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即教育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 或各派教会以外。
蔡元培从资产阶级男女平等的思想出发，主张推广和普及女子教育，更开中国男女同校的先河。先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1912年任教育总长后，立即规定：小学实行男女同校。继之，1917年任北京孔德学校校长，首开中学男女同校的先例，1919年，又在北大开创了近代中国大学实行男女同校的先河，在政治和思想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悼念，称其“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毛泽东更是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给予这位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开拓者以崇高的赞誉。
蔡元培生于动荡剧变的时代，但一生致力于民主和教育事业。他不仅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著名革命家，而且由于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力倡导和推进现代教育，其理论建树和对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深刻影响了我国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发展进程，成为当之无愧的我国现代教育之父。
名人名言
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
言有物，行有伦，论人格可称君子；学不厌，诲不倦，惜本校失此良师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诗篇激发人的志气，礼节帮助人的自卫，音乐完善人的情操。
陶行知：中国现代教育之父
陶行知（1891—1946年），原名文硙，后改名知行，又改名行知，安徽歙县人，民主革命家，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生于一个清苦农家，自幼聪明好学。1906年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他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1914年，陶行知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1917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成归国。当时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努力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陶行知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所以最初他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1926年，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
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他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20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26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陶行知的一生，是在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行知著作宏富，论述精当，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名人名言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爱满天下，乐育英才。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吃自己的饭，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教育是立国之本。
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
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他任图书馆主任的5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大图书馆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因此，李大钊堪称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内容，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他任图书馆主任后，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图书馆内设“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藏有中英文的马列主要著作60余种。许多先进青年都以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图书馆还成了先进师生共同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李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青年毛泽东经杨昌济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员，每天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为时约半年之久。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前的1918年6月30日，成立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的1919年7月1日，到1925年全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变时自然消失，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因而，研究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与转变，对认识李大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和了解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均有一定的意义。
1920年8月李大钊提出学会有标明主义之必要，邓中夏、刘仁静、黄日葵等人表示赞同，而左舜生等人反对。在1921年南京大会和1922年杭州大会上均有激烈的争论。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渐次警觉共产主义运动亟宜设法预防，因而提出国家主义与之对抗。因此少年中国学会内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之争，遂于1923年起转变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全会骚然，不可终日，到1925年自动解散。
在1919年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虽然宣布他是爱谈布尔什维主义的，然而他仍然相信所有主义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正因为如此，李大钊相信少年中国不是死板的模式、铸定的偶像。这时李大钊已经同陈独秀开始讨论建党的问题，并与俄共党员有了联系。1920年四、五月间维金斯基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又往上海会见陈独秀，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北京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开始派人领导工人运动，亲自去郑州指导。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李大钊迅速向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1921年3月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表明他不再寄希望于五四运动以来的学生团体，公开提出要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以领导民众运动，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革。并且相信，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了过去人道、自由、博爱的一般理想。这表明李大钊已经彻底摆脱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和信条，抛弃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思想内容，彻底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