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黑洞
斯西弗斯被罚推巨石上山，每次快推到山顶时，巨石就滚回山脚，他不得不重新开始这徒劳的苦役。
——希腊神话黑洞一词原本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术语，义指宇宙中存在的一种暗天体，其特征是具有一个封闭的视界面，视界内的任何物质都不能逃出视界。事实上，黑洞现象十分普遍。数学家们在数字领域的研究表明，数字中存在着黑洞现象。诸如：卡普雷卡尔fKAPREKAR)常数，取任何一个4位数(4位数字均为同一个数的除外)．将组成该数的4个数字重新组合，形成可能的最大的数和可能的最小的数，再将两者之间的差求出来，对此差值重复同样的过程，最终便得出“6174’这个数。如取8028这个数，其所组合的最大数8820和最小数288之差为8532，重复上述过程得8532—2358=6174，“6174”便是卡普雷卡尔常数，因其所组合的最大数与最小数之差仍为“6174”。任何4位数，按此程序操作，最多经过7个步骤，最终都会归入无法逃脱的“6174”。其他的数字黑洞还有“自恋性数字”、“西西弗斯串”等。“西西弗斯串”的操作过程是：取任意一个数，将其偶数个数、奇数个数、总个数排列，得出一个新数，再按此程序反复操作，最终逃脱不了“123”这个数字黑洞。例如取9288759这个数，其偶数个数为“3”，奇数个数“4”，总个数为“7”，组成“347”，这个数字含有偶数1个，含有奇数2个，总个数是“3”，这便得出“123”这个数，该数含偶数1个，奇数2个，总数3个……
两千年前的庄子就为“有用”和“无用”深深苦恼过．陷入一种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尴尬之中。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日：“无所可用。”庄子日：“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日：“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日：“杀不能鸣者。”至此庄子便进入一种没有方向的混沌原初的状态，产生了极其无奈的人生哲学——等万物，齐祸福，顺其自然。因为他实难在“有用”和“无用”之间确证其价值取向。20世纪中叶，美国的“黑色幽默”派大师海勒在其著名的《二十二条军规》一书中，也为我们描述出了人生的某种窘迫与无所适从。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疯子可以停止飞行，只要自己提出申请即可。小说主人公尤索林厌恶战争，装疯卖傻，申请要求停止飞行。但第二十二条军规还有一个附带条件：凡是本人提出停止飞行的申请，就证明他不是疯子，就得执行飞行任务。其所描写的“二十二条军规”就是一种人生“黑洞”，只要你走入其中，你就无法走出，无法不受其限制。
当钱钟书先生将人生的这种进退不适的感受说出之后(《围城》)，无论“城外的人”或是“城里的人”都绝望了，那种想“出”的和想“进”的念头在禅机顿开时便显得极其幼稚可笑。于是，答案只有一种，出路只有一条——蛰伏。这便进入了黑洞。在当代作家中．将这种苦闷写得最具特色的是贾平凹，其小说《浮澡》和新近的《白夜》，都将笔触逼进人生中这一虚白的地带。
的确，许许多多的黑洞一直困惑着人类，从远古到现代，人类既不能对此漠然无视，也不能洞察通透。就那样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没完没了地纠缠着，如游丝飞絮般地拂之不去，割之不断。人注定要被这种莫名的东西所苦恼。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人生是一幕悲剧，最大悲剧就在于它的没有终极根据。
——周国平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个体，很少问及“我从哪里来”这么个怪兮兮的问题，只是偶尔有天真的孩子会问妈妈，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实在点的母亲会说：“你是妈妈生的呗。”这回答实实在在，一般的孩子会满意，到此为止，安心而幸福地偎进妈妈的怀里。但也有怪怪的孩子，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还会问：“妈妈是谁生的?”
“妈妈是姥姥生的。”
“姥姥是谁生的呢?”
“姥姥是太姥姥生的。”
“太姥姥是谁生的呢?”
到此，母亲便不耐烦了，骂声“滚!烦死人”。把孩子打发玩去完事．自己又埋头做自己的事。那孩子也只好悻悻地作罢，噘着小嘴跑开去。事情告一段落。
也有的妈妈当孩子问她自己是从哪来的时候，狡黠地说：“是妈妈拣来的。”听了这话，孩子通常不会满意，小拳头鼓点般地打妈妈，不停地说：“不是，不是，妈妈坏，妈妈坏。”这时母亲才大笑着将孩子搂到怀里，说一声：“不是拣的，是妈妈从肚子里生出来的。”
孩子是幼稚的，但绝对是聪明的。如果我们仔细留心孩子的一举一动，你会发现孩子靠直觉感受到的东西是如此丰富。孩子天真的发问往往正是人类智贤大哲们苦苦思索的问题。小看孩子的人是愚蠢的。
我们的祖先也曾哄娃娃似的跟我们说过，我们有个老老的祖母．叫女娲，我们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人都是她的后代，是她用黄土捏的。按理这也该满意了。可是就出了个特别爱发问的屈原，一口气问了170多个问题，其中就有“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等让人纳闷的问题。
后来唐朝出了个大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又问到这个问题：“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些问题不问便罢，糊里糊涂地过也没什么大不了，但倘若真的较起真来，问这么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问题，还真让人类汗颜，令人手足无措。
没爹没妈的孩子是不幸的，只是孤儿。被屈大夫这么一问，人类便被问得流离失所，无根无襻，找不到家了。一缕凄凉从心底掠过，苦味漫过心头。
西洋人达尔文告诉我们，人是猿猴变的，孩子们从历史书中读到这个论断时，大笑不已，好像是受了侮辱似的。
日常生活中，我们已很少去关心所谓人类的身世问题，也少了孩子要寻找生身父母的那份迫切。但这终究不意味着问题的不存在。事实上，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一直困惑着人类。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便是：我们为什么出生?人和动物的不同，大概就是动物不会提问题，而人总是爱问这问那，这似乎是人类的聪敏之处，但未尝不是大傻瓜所为，因为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无底的深渊，一旦钻进去就出不来。仅此一端，你就该闭嘴。如果你要显示你的不同一般的聪敏，非得刨根问底，你就准备着吃聪敏的苦头。拜伦说，自从有了思想的魔鬼，人类就一天也不曾安宁过。的确，人生的苦恼太多来自这个“思想”，有时简直就是无事生非，在本无问题的地方找出问题，原本简单的地方搞出复杂，然后再设法解决。这是许多思想家的出发点和归宿。围绕“为什么出生”这个问题，思想家们伤透了脑筋。斯宾诺莎说，人的出生是一种无奈，只要从每一个孩子一生下来是哭而不是笑就可以知道。按照斯宾诺莎的解释，孩子出生时的哭就有反抗的意味，表明了十二分的不情愿。我是谁？为什么活着
我不由得不寒而栗地自问：“为什么我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因为没有理由让我一定在这里而不在那里，没有理由让我一定生于此时而不生于以后或者从前。
——帕斯卡尔与上述“我从哪里来?”“为什么出生?”等问题密切相关而又十分恼人的便是“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周国平说：“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若问为什么吃喝劳作，我们很明白是为了活。活着又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追究下去，没有谁不糊涂的。”中国的先哲庄子就曾被这个问题搞得恍恍惚惚。不知为何，他一下子不认得自己了，迷迷糊糊中自己好像是只蝴蝶，蝴蝶好像就是自己。“不知庄周之为蝴蝶，抑或蝴蝶之为庄周?”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哥拉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此名言可改写为“万物以人为尺度”。如此。则万物在“人”的身上找到了确定自身的准则。那么，“人”自身的尺度在哪呢?第一个试图对人的存在作出科学鉴定的要算休谟了，他在名著《人性论》中，第一次区分了人的“是”(to be)与“应是”(ought to be)，前者指人的事实存在，后者指人的价值存在。前者是一个泛时性的问题，后者是一个历时性问题。关于前者我们能说甚少，关于后者，又众说纷纭。
我们通常是这么来确认自己的，比如，“我是×××的儿子”，“我是×××的父亲”。“我是某单位的职工”，“我住在什么地方”……一旦我们把这些参照系隐去，让我们孤零零地站在天地之间，对长空日月，对苍茫大地，扪心自问：“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除了“我就是我”、“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外，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其他的答案。假定“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成立，那么只要活着就应该很满意，很满足，而一旦作为目标的“活着”丧失，即活着不成其为活着，则“失望”便连同“失望”的意识主体一并消失，也就无所谓“失望”。也就是说，在“活着就是为了活着”的前提下，是演绎不出“失望”、“痛苦”等结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幸福、满足。但事实不是如此，事实是我们活着，我们常常感到苦恼和不幸。
人们不会忘记镌刻在戴尔菲城神庙上“认识你自己”的这句神谕，这在古希腊曾被视为人类的最高智慧。德国现象学大师马克斯·舍勒说：“全部哲学的中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人是什么的问题。”他在逝世前几周还一再强调：“从我的哲学意识第一次觉醒起，‘人是什么以及他在宇宙中占有什么地位’的问题，就比其他问题在我心中占有更深的、更为中心的位置。”(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干百年来，人们一直没有放弃对自我的追问，从“人是上帝的奴仆”到“我就是我”的主体觉醒，从“人是机器”的异化论到“人是虚无”的存在主义，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满意。周国平说：“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经辞别兽界，却无法进入神界。他不甘于纯粹的生存，却达不到完美的存在。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精力，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他寻求，却不知道寻求什么。人是注定要无聊的。”何处是归程
要是一个人学会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对象是什么?他总是在想着自己的死亡。
——托尔斯泰莫名其妙地我们“哇”地一声被抛到这个世界，我们慢慢长大．亦如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但我们比草木痛苦，因为我们有思想，而我们的思想常常抛锚于一个荒凉的地带，那就是“死”。每一次抛锚，都让我们灰心，尤其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一想到“死”，所有的高涨的热情都会结冰，就会变成泄气的皮球，跳不起来。 死亡让人泄气。 但死亡对失意的人却是一种安慰，充满温情，在你最苦恼的时候，想想死，那真是一种诱惑。
假如人生来不死，永远不死，就那样在风风雨雨的岁月里一直朝前走，一个季节一个季节地向着遥远的地平线，永无止境，那是多么乏味的事。这种永无结局、绝无结果的事想想都让人着急。这样看来，死对于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最美妙的善终。一了百了，还有什么比死更美好的结局呢?
正因为在我们行路的前头赫然立着墓碑与十字架。排放着万劫不回的坟，才使人生的一切变得有意味和有意义。人生短暂，一切都显得弥足珍贵。同样，也正因为人终不免一死，所以一切又变得毫无意义，你的荣华，你的富贵，你的贫穷，你的卑贱，在永恒的死亡面前却变得不足称道。人们说，世间一切都不会公平，只有死亡是公平的。
我们斤斤计较，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拼搏奋斗，因为生命如白驹过隙；同样，我们的宽怀，我们的无所事事，也因为生命终要结束，死后一片空白。乐观者在死亡面前找到乐趣，悲观者在死面前找到宽慰。所以有人唱“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也有人唱“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叶剑英：《八十抒怀》)。奥勒留主张：“像一个死者那样去看待事物，把每一天都作为最后一天度过。”他的愿望不外乎是，既然明天就死，今天何不快乐一些，干嘛为那些功名利禄、蝇头小利搞得苦苦恼恼呢?应该宽容一些，忍让一些，别再斤斤计较明争暗斗了。同样，我们也可以这么去想：既然明天就死了，干嘛在这死前一刻还得再忍让呢?死到临头了，干嘛还要吃这个亏呢?我不能再委屈自己了，反正是死，横竖是死，怕什么，整! 死把难题留给了生。逃避不幸与其说我们在追求幸福，毋宁说我们在逃避不幸。与其说我们在追求幸福，毋宁说我们在逃避不幸。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差异十分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倘若说生存本是为了追求幸福，这似乎没什么可以质疑的，譬如费尔巴哈和帕思卡尔都提过，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对幸福的追求。这种观念至少给了我们十足的热情和信心，赋予人生积极的态度和乐观的情怀。我们冲着幸福一路小跑，周身洋溢着热血，春风满面。这种感觉在青少年中甚为普遍，他们精心设计着未来，把明天想象成万紫干红。在希望的敦促下，急不可支地迎候着幸福。但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对此我们则每每失语。许多作家都把笔触伸到了这个人类的失语境界．这一方面以梅特林克的《青鸟》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最为优秀，梅特林克的剧作主题一直孜孜于探索人类对光明与幸福的追求。梦幻剧《青鸟》写了几个孩子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寻找“青鸟”的故事。剧作中的“青鸟”是“光明”、“幸福”和“生之欢乐”的象征。遗憾的是．孩子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青鸟”，“青鸟”在哪?人类的幸福在哪?这无疑是作者的困惑所在，也是人类的困惑所在。该剧的结尾不无深意地写道：
蒂蒂儿：这只鸟够蓝了吧?
小姑娘：挺蓝的，我真高兴……
蒂蒂儿：我见过比这只还蓝的。可是，那些全蓝的鸟，你知道，我们怎么抓也白搭，就是抓不到。
小姑娘：那没关系，这只就蛮好看。
蒂蒂儿：它吃食了吗?
小姑娘：还没有。
蒂蒂儿：什么都吃，麦粒儿、面包渣儿、玉米粒儿、知了
J乙……
小姑娘：你说，它怎么吃呢?
蒂蒂儿：用嘴啄着吃，你等下瞧瞧，我让它吃给你看看。 蒂蒂儿上前想把那只鸟从小姑娘手中拿过去，小姑娘本能地不松手。两个人一犹豫，斑鸠就挣脱飞跑了。
小姑娘：(痛苦地叫了一声)奶奶，它飞跑啦……失声痛哭
蒂蒂儿：这没什么，不要哭，我把它再给你捉来。(走到
台前，对着观众说)如果有哪位找到了那只鸟，请把鸟还给
我们好吗?为了我们今后的幸福，我们需要青鸟。
同样，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也极富象征意味，剧中的主人公爱斯特拉冈(又称戈戈)和弗拉季米尔(又称狄狄)是一对流浪汉。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又不能走开，因为等待戈多。但戈多的信使报告说：戈多今晚不来了，明晚准来。第二天，他俩又在老地方等待，语无伦次地说话，但戈多的信使又说，戈多今晚不来了，明晚会来。他们问信使，戈多是干什么的?回答是“他什么也不干”，问他戈多有什么样的胡子，回答是“我想是白色”；问他见过戈多吗，他说“没有见过”。于是戈戈和狄狄决定第二天上吊，除非戈多能来。“他要是来了呢?”“咱们就得救啦。”戈多到底是谁?谁也没有见过，连贝克特自己也不清楚，当人们问到他时，他说：“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戈多”看成是一种希望，虽然我们无法描述其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