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分析研究了当时希腊各个城邦的各种政治制度，指出其利弊，作出了评价。据说亚里士多德曾搜集了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历史沿革，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可惜这些资料都佚失了。苍天不负有心人，1880年（也有说1890、1891年的）英国贝尔父子在埃及一农业庄园中发现了一堆故纸，内有一叠旧账本，每页背面都写有希腊文。经考证，系亚里士多德的158种中重要的一种——《雅典政制》69章的全文抄本。这部手稿详细记载了雅典政治演变的历史，从早期的军事执政官开始直到亚里士多德晚年时期止，包括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的雅典政治制度史和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治制度的记述。还阐述了当时雅典的法律和选举制度。这是我们了解当时雅典政治历史的重要资料。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学》是以大量的希腊政治材料为基础写成的。正由于他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在政治学研究上作出比较科学的理论概括。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反映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现存《政治学》一书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按预定计划写成的著作，而是出自不同年份的各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合编，它由五篇独立的论文组成：1.《论家庭》，这是研究城邦的导言；2.《论前人对理想国家的见解及当代最受尊敬的政制》；3.《论城邦、公民和政制分类》；4.《论低等的政体》；5.《论理想城邦》。该书讨论的内容广泛，由各方面讨论国家及人民的生活，研究什么是国家，柏拉图、菲列斯、希波德马斯等前人是怎样论述国家的，探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多少种政体，改变城邦政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国家治理得好、有的治理的不好，好的国家应有怎样的法律和习俗，等等。下面就具体介绍他的政治学说。
1政治思想产生的背景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古希腊的两个历史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交合点。公元前4世纪，即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期，有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这一危机就是希腊的奴隶占有制国家（城邦）的危机，它动摇了古希腊旧的社会政治制度并导致各希腊国家的灭亡，使它们先后为马其顿王国和罗马帝国所吞并。引起这一危机的原因是公元前4世纪奴隶占有制社会所具有的矛盾和这一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以及一些对外的政治事件，如持续了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马其顿王国的入侵。当时奴隶和贫民的多次起义以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奴隶投往敌方的情况，都证明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除了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外，还产生了自由民的富有阶层与贫民阶层之间的对抗。这一时期，战争造成农民破产，城市里挤满了寻找工作的贫民。随着贫民人数的增加，放高利贷所聚敛的财富也增加了。贫富之间的对立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对这种阶级对抗的情况，很多人都看到了。哲学家柏拉图说：“每个城市，无论是怎样的小，总有两个互相敌对的城：一个是穷人的城，另一个是富人的城。”诗人阿里斯托芬在《富者》和《黄蜂》两部喜剧作品中，描写了富人的贪得无厌和贫民的悲惨命运。演说家吕锡斯指责富人，说他们不是把国家，而是把财富看作是自己的祖国；伊索克拉底揭露富人的贪婪；德谟斯芬谴责奢侈无度的风气。
生活在这种社会情况下的亚里士多德又是什么态度，采取什么立场呢？亚里士多德不属于雅典社会的贵族集团，但也不是接近雅典的民主集团的人，他是斯塔吉拉人，即外地人，比较接近于社会的中等阶层。尽管这个阶层随着雅典民主制的崩溃而在政治生活中失去其作用，但根据他的见解，这个阶层是希腊国家组织的主要支柱。他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为民主制是穷人执政，寡头制是富人掌权，所以民主制和寡头制的斗争实际上是穷人和富人的斗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坚定地维护奴隶占有制，把人分为天然的统治者和天然的被统治者，他寻找论据，以便从哲学上论证奴隶制、国家和私有财产，认为它们是符合人性的现象，而不是人们协约的结果。他反对那种把国家看作不是由于“自然”，而只是根据“安排”而存在的学说。同时他也在寻求足以维持正趋于衰落的希腊国家组织的手段，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这些手段的。
2政治主张
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人。他和当时许多科学家一样，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简单向复杂、由不完善向完善发展的。他认为，人和人结合的最初方式是丈夫和妻子组成的家庭，在家庭中又有主人和奴隶，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一个一个的家庭联合在一起，组合为村社，村社发展为城邦国家。个人追求的目的是幸福，城邦的目标是“好的生活”，两者目标一致。即是说：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则要探讨城邦国家之善。亚里士多德说：“城邦是由若干家庭和部落为了分享一种好的生活，即自给自足的、美满无缺的生活而构成的。”（《政治学》）
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人的德性不可能由与世隔绝的山林隐士来实践，人只能在社会中合群生活。他把国家看得高于个人和家庭，国家是整体，“整体对于部分来说，乃是第一性的”，“如果整个身体被取消，那么，除了空名之外，就既没有脚也没有手。也有人把一只石刻的手叫做手，一个被破坏了的手是和石刻的手一样”。“个人如果离开全体，就正像一个有机体的部分脱离了有机体一样，不能是什么自在自为的东西”。基于此，他把人的定义规定为“政治的动物”，具有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即社会的动物。“政治”就是指城邦国家、社会集体，人不能离开这个群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他还给这里的“政治动物”加了一个注：“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在马克思的遗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因为一个孤立的人是不能自给自足生活的，只有共同集合在社会——城邦国家中，才能满足各自的需要。所以，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社会的动物，是合乎人的本性的。
希腊城邦的历史是构成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的背景。这种城邦大部分规模很小，人口不多，“城邦不能由10人组成——可要是有10万人也就不再是城邦了”，（《政治学》）小城邦是公民社会合适的形式。一个城邦不管怎样组成，都必须是自给自足的。它一定要达到一个目标并且为了它而存在。“很明显，城邦并不是为了防止相互伤害和促进贸易而居住在同一地区。如果城邦要存在，那么这些事物必须具备。但即使它们一应齐全，城邦也并不因此而存在。城邦是若干家庭和部族为了分享良好的生活，即自给自足的完美无缺的生活而构成的”。（《政治学》）作为城邦目的的“良好的生活”与作为个人目的的幸福是一致的。城邦目的的观念与另一个更高的理想相联，“民主政制的一个根本原则是自由……自由的一种形式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轮流交换。……另一种形式是随心所欲地生活；人们说这是自由的目的，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是奴隶的标志”。（《政治学》）国内的自由要有和平的对外政策相辅助。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城邦，尽管有军队保卫，却没有帝国扩张的野心。但据说亚里士多德曾力劝亚历山大大帝用领导者的姿态对待希腊人，以主子的姿态对待外邦人，把前者当作朋友和亲戚加以照顾，把后者当作动物和植物加以处理。
亚里士多德主张人人都要轮流充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也与他的具体论证是矛盾的。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会把统治权让出来，相反，当它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还要镇压。在奴隶制社会，被统治的奴隶无法踏上统治之门，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也只能甘作被统治者。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是永远不会自动移位的，如能移位，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起义和造反了。奴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天生的被统治者。他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是天然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把他们变成实际上的奴隶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当然的。他说，奴隶是任何一个家庭都不能缺少的，奴隶属于家庭构成中的财产要素，是活的所有物。“某些人作为一个人在本性上是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的，那他自然是奴隶。如果作为一个人他仅是一件财产，那么他是别人的所有物——一件财产就是一件可以帮助主人行动但可与主人分离的工具”。（《政治学》）他还从理论上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他说在自然中到处可以找到高级与低级的对立，如灵魂与肉体、理智与欲望、人与物、雄性与雌性等等。所以，自然也不例外地在人之间作出这种区分。至于奴隶的生活，那就因情况而异了。如果碰上心地善良的主人，奴隶可以享受优裕的生活，但好的生活不意味着有自由。生活中确实是这样，一些奴隶主、地主、资本家家中的奴隶、佣人，比起外面的穷人来，过的是不错，如大观园中的丫环们，穿着丽，吃得香，还能有点积蓄，比一般的农妇，生活好得多，但她们始终是奴才，小心谨慎地伺候主子；而一旦被赶出大观园，不仅一切全无，而且比一般穷人的命运更惨，这在《红楼梦》中有着生动感人的描述。在奴隶社会，不仅奴隶没有自由，没有权利，而且妇女也没有自由，没有权利。这样，真正有自由的，能当统治者的，为数不多。他说，人类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有理性，能够辨别善恶与正义。就个人说，应该是灵魂统治肉体，理性统治情欲；在社会上，也应该是有理性的、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进行统治，那些只具有体力能担任劳务的人，只能被统治。这与中国的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一个意思。作为奴隶主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他必然这样说，因为他要论证统治和剥削的合理性。既然这样，世人怎么可能轮流执政呢？
亚里士多德对人天然的分成奴隶与主人这一点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他指出，一个人要完成他的工作，必须有一定的工具。工具可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两种，比如航船的船主，船和舵是他的无生命的工具，掌舵的水手就是他的有生命的工具。他认为，凡是缺乏理智，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只好当奴隶，而那些生性优美，适于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应该成为主人。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奴隶都是卑下的，有些奴隶也具有自由人的灵魂，不过他将这说成是“例外情况”。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到，当时有些人反对这种主人和奴隶的划分，认为这是违反自然的。因为主人和奴隶天生并无差异，他们的区别仅是由法律规定的，是违反天性的，所以是不正义的。亚里士多德承认主张这种理论的人不是全无理由，故未给予反驳。另外，他还认为不能根据力量的强弱来划分主人和奴隶，如在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将俘虏的对方士兵归为奴隶，这是不对的。他说只能以德性为标志划分主人与奴隶，不能以强力为标志。
公民拥有奴隶，也拥有其他财产，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他反对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提出的取消私有制的空想。他清楚地看到，私有制已经长期存在了，每个人都产生了占有欲，只对“我的”东西才关心。如果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实行“共产”制度，取消家庭、财产，甚至妻子和孩子都属于公共所有，无论男女都住公共房子，吃公共饮食，人们就不会去关心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有制只能是空想，是行不通的。不过，他也要求人们对私有财产加以限制，要人们不要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
更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还看到了政治关系背后的经济关系。他是第一个提出产品有两重性的人，他说：货物可以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本来固有的用途，一种是非固有的用途。比如一双鞋，它可以穿在脚上，这是它固有的用途；也可以用来交换，这就不是正常的用途了，因为制造鞋子的原意，只是为了穿，并不是为了交易。他说，在早期社会，一家人共同使用一切财物，用不着去进行社会上的交易；后来社会扩大了，自己生产的东西用不完了，需要的东西又没有，物物交易逐渐发展起来。这种交易应当是互惠的、对等的，不然，就会一方吃亏，一方占便宜。只有在对等的条件下，双方才能各得其所，才能相通。交换中的东西都应该在某种形式上能比较，为了比较，人们发明了货币，它是作为中间物而出现的。它衡量一切，决定价值的高和低，多少双鞋子等于一所房屋或一定量的食品，不然，交换不能进行。
亚里士多德通过研究发现了货币产生的原因。生活用品由于笨重而难于运输，需要一种本身有用又便于携带的货物作交易的中间媒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