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某京官来访。略叙寒暄片刻就走，临别时还对我说声goodbye。走后我对黄妈说：“这客人倒是南京的什么×长咧！”
“看他的样子倒想不到，”黄妈说，“咳啊！现在民国真不像样了。从前做官的老爷，一出门至少带四个跟班--一个递片盒、一个装水烟、两个开路--出门坐的是绿呢轿，有人打锣喊路，那才排场啊！你看现在一个人穿西装，拿根棍子，咕咚咕咚自己走来，也不抽水烟，谁还猜得出他是个衙门里老爷？满口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咱们听也听不懂。”
黄妈这一番议论，打动了我的心窍，使我深叹世风不古，而想到古时王公大人的风度。
西文以“满大人”（Mandarin）一字指满清自一品至九品的官吏，代表一时代的某阶级，甚有意义。民国以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而这班“满大人”的幻灭，也可以算是一件最不幸的事。因为他们是中国文明的一种结晶品，是几世纪的文物礼俗所养成的。也许满清的时代，是最贪污的时代之一，但是那些满清的贪官污吏都是极文雅的先生们，他们有洪亮的声音，雍容的态度，又有一口音韵铿锵的官话，出口成文的谈吐。他们虽然贪污、纳贿，却能够使你觉得贪污、纳贿是一种风雅的韵事，并不龌龊卑鄙，不但伸手拿钱的人可以无愧，就是送钱的人，也觉得几分光荣。自然满清官僚，未必个个如此。理想的大老爷，可供艺术赏鉴而无憾者，本不可多观。这也如理想的健美女子，由艺术家看来，也是寥如晨星，可遇而不可求，但是在满清时代，要找总找得到，今也不然，举目皆是“同志”……怎样才算是个满清的王公大人，界说颇不易下。在黄妈等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位不看见他做事，但赚钱的本领很大而能保我们一家有吃有穿的特种老爷”。不过要下真一界说，却不容易，犹如英国的“真多罗门”Gentleman（绅士）一字，也是难下界说。但是天地间确有大老爷，犹如天地间确有“真多罗门”，我们不容疑惑的。
“真多罗门”走进房中，就能够使女性莫知其所以然的心里愉快。也许有些女性要说“你看他的头发分的样子，就知道他是真多罗门”；有的说“你看他的两肩宽正，怎么会不是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一切都在一种不可捉摸的风度而已，多少的外国人，也是被李鸿章、袁世凯不可捉摸的风度打动了。多少人在惋惜，现在民国看不见李鸿章袁世凯的一流人物。
你要断定某人是否满清的王公大人，只需听他讲官话。西人以Mandarin一字包括“满清官僚”及“官话”甚有意思。须知讲官话，在从前是一种艺术，是要半世的修养才学会的。学会讲官话的人，你可半天坐着听他谈论，如听一出好戏一样。
他的声音是从喉管里的深处发出来的，到了嘴里，又有一段抑扬顿挫的工夫，其中又有应有的咳嗽、停顿、捻须等做点缀；你听他的句读是流利铿锵的，措辞是温文尔雅的，前后是有照应的；有”一则”、“二则”、“三则”的分段的，又夹杂“国计民生”、“涓滴归公”、“未可厚非”、“不无小补”的文言词句的。在他静听之时，一口一口的“是的”来的非常安详，宛如钟鼓之有节奏；在他发言时，每段段末，他有“高明以为何如”重叠的波浪，听来非常悦耳。你想向这种人行贿，是也多么风雅的事；受这种人敲剥，也有多么畅快？现在不然了。我们的贵人只会乱发谈话；而且发的粗鄙、不雅、无伦次、不动人。记忆力既差，前后又无照应，所以益发不像样了，如黄妈所说。我们既然必须被剥被敲，至少也须使我们能欣然被剥以为乐。但是一层，现已办不到了。所以说那班“满大人”之幻灭，算是民国最不幸的一件事。
但是假定官话，只用气音韵腔四字可以了之，那也不足算为一种艺术了。凡艺术，必有艺术家之背景修养。在真正好的官话会谈，一切都是美术的调和--房中之布置，大老爷的声音，端肃的容貌、纨扇、樨香、木几、雕屏、八字须、马褂、朝珠等--一切都调和而成一艺术调和的印象。比方说，穿西装的人，就不会有讲官话的神气。因为穿西装时的手势与官话都格格不合。就如穿鱼白长衫拿一把纨扇的人去野外打高尔夫球，或是一面拿起白手绢擤鼻子一面讲官话，我们都觉得不相宜。讲官话的人，不应拿手绢擤鼻子，只应咳嗽吐痰：咳嗽以响以缓为主，吐痰以远以急为主，始为得体（即二入一出法）。其次，八字胡子也是不可少的，这也须要半生的造就，兼有天才，始能成功。我现在看得起的，只有美髯翁于院长而已，其余的天分未足，都留不起来，或者果留起来，也很勉强。
第三而最要的，就是态度之安详与仪容之整肃。这尤其需要内心修养的功夫了，须由读书、阅历、涵养、定志等得来。古时的王公大人也许有遇见不幸，但是他总是处之泰然。他的长吁是有节奏的，打嚏是有法度的。假使他跌一跤，也必雍容起来，--不慌不忙的戴上他的玳瑁眼镜。我们现代的部长，看来几乎能踢足球。踢足球，谁也知道是不雅的姿势……罗文干部长甚至于吸雪茄。一人吸雪茄烟，还能讲漂亮的官话吗？自然应吸水烟，才是合式。老实说，现代的部长，并未倡言他们讲的是北京官话。不过这些也都不必勉强……至于官话的内容自身，即词汇方面，我们可以分为专门的口语，及文学的谈吐。关于口语方面，这些都有定套的，不但有公文法程可查，就是一些科员秘书也可以传授这些学问。谁能考得阿伯林博士，便会学这种学问，而且这种学问本来就很有趣。比方你说到自己的儿子，叫做“小犬”，称别人的儿子叫做“豹儿”，你的老婆叫做“贱荆”，别人的老婆叫做“夫人”，你去看人谓之“走访”，请人来看你叫做“命驾”云云。这种学问，是容易看见进益的，而且能使讲的如登大雅之堂。
至于文学的谈吐，那就存乎其人而非一朝一夕所能致效的了。恐怕非十年窗下的勤学苦，不易奏效。你想在国家多难、诸般待理之时，谁复能埋头勤苦读呢？因此益觉得古时王公大人之谈吐为难能可贵了。无论你骂他怎样贪污顽固，他们大概是学问词章都用过一点工，不看《资治通鉴》，至少袁了凡的《纲鉴》也总看过，《说文》小学至少也粗识一点，《左传》、《国语》唐宋古文也有百多篇能成诵的。所以满清王公大人的谈话，是一种关于政事而夹杂义理诗词的文人谈话。因为向来中国的官都是文人做的，读书就是做官的终南捷径，所以中国的官僚到底不失文人的本色。他可以同你谈老庄荀墨，元曲宋词。但是我们的现代大老爷，兴趣便稍微不同了。
是的，古时的王公大人已不见了，讲官话的艺术也已荒废了。我们没有一个李鸿章，只有阿伯林大学的毕业生，我们看不见曾国藩、张之洞，只看见张宗昌之辈。他们的名字叫做“玉祥”、“福祥”、“振春”、“金珏”，而他们的姨太太不是“迎春”，便是“秋香”。我想这也是一种可以纪念的国耻。
只有前天，我偶然发现一位真有满清大人风度的朋友。他仪容十分可敬，手里拿的是商务影印的古板《汉书？艺文志》。他好诗词哲理、历史、考古。一口的漂亮的官话，听了尤令人心醉。我听他谈--今日之民穷财尽，政治之贪污，经济之破产，学风之不可不整顿，财政之不可不公开，民权之不可不保障，司法之不可不独立。我对自己说：“这位就是今日绝无仅有的王公的楷模。他有王公大人的风度、练达，及讲官话的本领。他还可以做大官。假定做了官，他也可以侵吞公款，中国尚有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