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丽花的回忆中，在六岁之前，大约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还有些老底子，外公外婆也不心疼纸墨，随她去乱写。渐渐地不行了，一会儿运动，一会儿改造，没那么多的纸让她糟蹋。有一段时间，连酷爱书法的外公也不经常写字，而是改成不断地读帖。为了节省纸张，外公只能用手指在空中乱划。藏丽花最喜欢描述的，是自己如何在家藏的石板上苦练。这石板可是一块宝贝，是她外公在苏州伪省政府当官时，花了二十块大洋淘来的。当时也不仅仅是看中那石板，是看中放石板的红木架，做成了一个小桌子模样，专供人练字。
藏丽花开始在石板上写字时，脚底下还得垫张小板凳。她记得小时候常要和外公抢着写字，老人家在那写，她就跑过去捣乱。她和邵老先生经常要做的游戏，是外公写一个字，然后她立刻在下面学着写。早在还是一个小毛丫头的时候，藏丽花就是非凡的天才，显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早熟。有一天，外公一位喜欢书法的友人前来做客，他让邵老先生为自己的书斋题字。邵老先生一连写了好几张，都不是很满意，结果等朋友再来时，他拿出已经写过的字，请友人随便挑一张。
友人一张张翻看，看中了一幅还没有题款的字，说就这张吧，我觉得这张挺好。邵老先生有些吃惊，眼前的这张字，既像是自己写的，又不太像，一时间，他竟然有些吃不准了。不过他很快就知道，这是藏丽花捣的鬼，是她偷偷地模仿着写了一张，然后混在了一起。友人不太相信，不相信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竟然能写得这么好。
于是把藏丽花叫来当场验证，第一张字有些紧张，写得不太好，第二张果然就十分了得，把友人惊得目瞪口呆，连声称奇拍手叫绝。那时候，藏丽花还不太会题款，也不太懂钤印，既然友人能看中这张字，邵老先生便旁边题了长款，说明这几个字的缘由，然后郑重其事地钤了印。这幅字如果还在，大约可以算是藏丽花最早的作品了，可惜在“文革”中，这位友人自杀了，那字自然也不知所踪。
藏丽花的书法技艺，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剥夺了一代人上大学的权利，却让她有更多机会去写毛笔字。那时候，藏丽花的书法已相当不错，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正好给她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她擅长写大字，字越大越好看，学校的同学写大字报，都把标题留给她来写。写醒目的大标语，更是离不开她。因为她的毛笔字漂亮，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拉拢她，讨好她，都希望她能成为自己组织里的一员。
多少年以后，藏丽花成了大名，成了书法界的名人。省委的一位副书记与文化界名流对话，当着各路精英的面，笑着对藏丽花说，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知道她的字写得好。因为是座谈会形式，现场气氛十分活跃，在场的文化名流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那时候藏丽花还只是个中学生，省委副书记当然也还年轻，他怎么知道哪张大字报是藏丽花写的。
省委副书记说出了藏丽花当时所在的中学，又说出了她当时参加的造反派组织，更厉害的是，他还能记得她当时的笔名。这个真的让人感到很吃惊，甚至连藏丽花也快忘了她曾经用过“风雷激”这个笔名。省委副书记作了解释，说当时他大学刚毕业，跟在教育局的老局长身边当秘书，陪着局长一起去下面的中学看大字报，当然是偷偷地去的，这位局长也是个书法爱好者，一边看大字报，一边欣赏学生的毛笔字。他很吃惊藏丽花作为一个中学生，竟然能写那么一手漂亮的字。
藏丽花仍然有些怀疑，就算省委副书记说的都是实话，千真万确，可是当时那位教育局的局长，又怎么知道她就是“风雷激”呢？大字报内容当然不重要了，经过省委副书记的提醒，藏丽花依稀想起了自己当初的笔名。这个笔名非常可笑，非常有时代特色。她记得自己班上还有一个女生，笔名叫“战神州”，还有一个男生干脆叫“金箍棒”。藏丽花的同龄人，当时的红卫兵小将们，更多的是记住了他们怎么去串联，怎么挤火车去了北京，怎么在天安门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她最难忘的，就剩下了一句歌词：
“拿起笔作刀枪！”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笔就是刀枪，笔就是与阶级敌人战斗的武器。那时候，无论走到哪里，藏丽花身上都会带着一支毛笔。她不仅擅长运用大笔，能用大笔写字，而且为了便于携带，也能用小笔写大字。在书家看来，这是非常犯忌的事，可是当时为了方便，也顾不上了。
还是藏丽花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给藏丽花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不是没完没了地写大字报，而是突如其来的上山下乡。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狂热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很兴奋，都觉得这事既新鲜又刺激，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藏丽花也有过短暂的激动，一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摆脱外公外婆的管束，便立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
幸福的感受来得快，去得更快，还没有离开家，藏丽花就有些舍不得外公外婆了。外婆老是一个人悄悄地在流眼泪，这让她感到有些内疚，既然外婆对她去农村是那么难受，还有什么理由感到高兴呢。因为从来没去过农村，藏丽花并不知道前途如何，不知道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自己，然而外婆的眼泪，让藏丽花有了不祥的预感。
接下来，差不多有两年时间，藏丽花没碰过毛笔，这是她自记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状况。虽然也带了几本字帖去插队的地方，可是她根本就没兴趣去阅读它们。在农村当知青的感觉一点都不好，那段日子，藏丽花看中了邻村的一位会计，一个回乡的男知青，大队书记的弟弟，比她还要小一岁。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偏偏那家伙有眼无珠，喜欢上了另一个女知青。这让藏丽花感到很不痛快，不仅因为他不喜欢自己，而且还因为他不识好歹，竟然爱上了一个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女人。
有一天，那个会计在墙上刷标语，用那种粉墙的排笔刷子，蘸着很稠的白石灰水，写了一条很大的标语。藏丽花在一边看着，满脸不屑，最后忍不住讥笑说：
“你怎么可以把字写得这么难看！”
会计的脸上有些挂不住，悻悻地说：
“你有能耐，你来。”
藏丽花二话不说，上前拿过刷子就写。她从来没用过排笔刷子，很不适应，手上感到非常别扭。字写好了，因为大，要退后好几步，才能看出效果。
会计说：“你的字也不怎么样，比我也好不到哪里，还不是跟我的字差不多！”
藏丽花很愤怒，排笔刷子往石灰水的桶里一扔，扭头就走，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哗哗地十分泛滥。会计还不服气，还在那叽叽咕咕。藏丽花根本就不回头，所以要流眼泪，绝不是因为这会计不喜欢自己，而是他竟然敢说她的字不怎么样，竟然会把他们的字相提并论，说藏丽花的字与他丑陋不堪的字差不多。
接下来，藏丽花记忆中就剩下了一件事，千方百计想办法回到城里。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她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充分证明了到农村去完全没必要，不仅没必要，而且还非常糟糕。事实证明，知识青年不喜欢贫下中农，贫下中农也不喜欢知识青年。
想回城，最简便的办法是装病，装什么病都行。刚开始，藏丽花还往插队的地方寄病假条，到后来，干脆不理不睬，爱怎么样怎么样，大不了一份口粮不要了。虽然她出生在这座城市，在这上小学，读中学，然而现在已成了地道的黑户。那时候还有推荐上大学这档子买卖，藏丽花知道根据自己的表现，绝不可能有那个机会，所以也就从来不去考虑走后门。别的知青下乡，都惦记给大队书记送点礼，给队长的媳妇送双袜子，藏丽花从来不玩这一套。幸运的是，尽管她一点都不世故，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也没给她穿过什么小鞋。
那段日子，藏丽花死活不愿意再到乡下去，硬赖在城市并不是个好办法，然而她就是死皮赖脸地硬扛着。生活来源很快成了问题，成了大问题。因为“文革”，海外的舅舅没办法再寄钱回来。外公本来还有一份很不错的养老金，数额突然减去一大半。为了贴补家用，外婆开始帮街道生产小组粘火柴盒，随着时间的消逝，藏丽花已记不清楚当年粘一个火柴盒能有多少钱，能记住的只是报酬非常少，外婆干得非常辛苦，到后来，僵硬的手指都没办法再弯曲。
藏丽花觉得自己一生最愧对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丈夫黄效愚，还有一个就是外婆。等到她名成功就，外婆早就死了，老人家把一生的爱都给了外孙女儿，却没有享受到她一天的福。出身于大户人家的外婆，即使生活最窘迫的时候，也能够把日子过得非常优雅。事实上，自从嫁给外公后，她断断续续地就没停过进当铺，后来当铺没有了，又成为信托商店的常客。每当遇到经济困难，柴米油盐成了问题，外婆就会翻箱倒柜，寻思自己还有什么宝贝可以拿出来应急。
为了能够留在城里，为了待在城里不吃闲饭，藏丽花尝试过各种办法谋求生路。做过代课教师，跟外婆一起粘火柴盒，有一段时间甚至想混进剧团当演员。受喜爱昆曲的外公影响，藏丽花自小就会唱几句昆曲，一开始只是好玩，外公有个学生是著名的票友，戏路是小生，正经八百地教过藏丽花几天。到了“文革”中，没戏可演，剧团名存实亡，转业的转业，下放的下放。然后突然来了外宾，是懂点中国文化的外宾，指名道姓地要听传统的昆曲。当时正处于军管时期，各地的第一把手都是军区司令员，譬如江苏的革委会主任，就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武人当政，最大的好处是敢于乱来，想干就干说干就干。于是下令剧团恢复，立刻招兵买马，面向社会招收临时青年昆曲演员。在样板戏风行的年头，还真没有什么人会唱昆曲，也没有人愿意唱。藏丽花赶紧再一次去拜师，改学花旦，天天吊嗓子练身段，勤磨苦练，现学现卖。
多少年以后，文化人雅聚联欢表演节目，藏丽花偶尔也会开口露上一手。唱一段《长生殿》，唱一段《牡丹亭》，抑扬顿挫一板一眼，立刻技惊四座，立刻掌声雷动，一片声的叫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别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作为书法家的藏丽花，竟然还有这个本事，还会有这么一手绝活。当然，别人更不会想到，藏丽花根本就不喜欢昆曲，当年临时抱佛脚，下功夫死练，只是为了能留在城里，只是为了一个城市户口，为了拿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生活费。
有一段时间，藏丽花几乎已是剧团的人。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她学得太晚了，唱得不是很好，然而也不算太差，蒙蒙外行没有一点问题。藏丽花早知道自己不是当演员的料，能不能唱戏也无所谓，根本不在乎是否可以真的登台亮相。那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千方百计混进剧团。昆曲早已是半死不活，当不了演员，能够留下来写写字幕也好。但是团里并不需要书法家，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很多，和别的剧种不一样，昆曲演员更讲究传统，都是自小就开始练书法，随便找个人出来都可以写字幕。
成为一名专职的书法家之前，藏丽花的正式工作，是位于市中心一家国营卤菜店的员工。一段时间，她似乎很安心，很喜欢这个工作，常常引以为自豪，忍不住就向别人卖弄剁盐水鸭的绝技。她剁过的鸭子，竟然还能保持一只完整的鸭子形状，由此可想这一手刀功如何了得。藏丽花与黄效愚结婚，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我去那家卤菜店买过盐水鸭，她给我剁的几乎都是鸭腿，分量也明显超重。
藏丽花在“文革”后期正式调回南京，尽管一直赖在城里，直到正式报上城市户口，进了卤菜店，系上崭新的白围兜，她才觉得自己终于回来了。这段时候，更开心的是陷入到了对林训东的爱恋之中。这是一场非常热烈的爱情，藏丽花全身心地投入。那时候，“四人帮”还没被粉碎，思想仍然很禁锢，文化却已在悄悄复苏。不甘寂寞的年轻人蠢蠢欲动，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秘密聚会，大家在私底下传阅世界名著，聚在一起偷听古典音乐，转抄民间诗人写的地下诗，传播形形色色的小道消息。
在一位音乐教师家中听古典音乐时，藏丽花结识了林训东。这个男人已经结婚了，有个六岁的小女儿，是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一个典型的才子，音乐诗歌戏剧舞蹈，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能玩几下。藏丽花很轻易地就被他的才华吸引，林训东谈诗，可以让诗人哑口，与音乐教师侃音乐，能够叫对方无言。让藏丽花震惊的还有，他竟然能够把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旋律，从头哼到尾，中间不会有一点停顿。
那时候有留声机的人家并不多，有古典音乐唱片的更少，年轻人第一次听贝多芬，第一次听柴可夫斯基，仿佛久旱遇到了甘露，文化的沙漠里看到了绿洲，被深深打动几乎不容怀疑。对于需要文化的年轻人，知识往往是最好的利器。藏丽花不计后果地爱上了林训东，他结过婚，有个女儿，所有这种种一切，都已经变得不重要。
黄效愚对书法的迷恋
黄效愚对书法的迷恋，让人有些想不明白。也许他天生就应该写字，有人天生就适合玩书法，就像有人天生应该玩体育运动，应该去打篮球踢足球。说起来话长，因为朱越的缘故，我们参加了书法小组，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谁也抵赖不了。很快高中毕业，朱越下乡当了知青，我和黄效愚分别进厂当了学徒。有一次，跟黄效愚在一起聊天，说起了昔日的梦中恋人，往事历历无限感慨。
那时候，我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朱越正和一个叫黄海明的男生处朋友。吃不着葡萄，难免觉得酸，我们都认识黄海明，都觉得朱越很没有眼光，怎么会看中这么一个家伙。我们都有一点点伤感，都做出不在乎的样子。那时候，我在一家机械厂上班，是钳工，每天做差不多的事，非常无聊。黄效愚在工艺美术厂上班，成天跟字模打交道，因为他喜欢写毛笔字，干这个工作倒是挺合适。
黄效愚对书法的迷恋，早在上高中，就毫无保留地流露出来。一度十分红火的书法小组，很快偃旗息鼓，自从邵老先生和藏丽花再不来给我们上课，小组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只有黄效愚傻乎乎地坚持每天写字，不仅写，还悄悄问了邵老先生家的地址，每隔一段时间，便将自己的作业送去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