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那位不甘寂寞的海军上将米塞利埃又莫名其妙地挑起事端，并迅速把事态扩大成一场英法政治危机。他于2月28日返回英国，戴高乐把他当作凯旋的英雄来欢迎，并马上请他领导一次新的作战行动，但米塞利埃却反常地当众指责戴高乐在两岛事件期间损害了他同美国人的关系，怒斥戴高乐的“独裁倾向”；过了三天，他竟宣布他辞去民族委员会的职务，令他所有的同事目瞪口呆。戴高乐接受了他的辞职时，他却又宣称还要继续留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而且这次除了莫莱、拉巴特等人之外，他还得到了英国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是，所有战时内阁成员都附和亚历山大，他们甚至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必须坚决主张米塞利埃海军上将继续留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职务；如果戴高乐将军不同意这一意见，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这一意见生效。”
这样，一场自由法国的内部矛盾又变成了一场英法争吵。安东尼·艾登是处理前两次米塞利埃事件的老手，这次又被请出来向戴高乐转达内阁的立场。但戴高乐的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又再次使他碰了钉子。戴高乐说“他不知道国务大臣是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作为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他不能允许他的立场为米塞利埃的阴谋活动所动摇！”最后艾登问他将怎样处置海军上将，戴高乐说他将建议米塞利埃“休息”。艾登劝将军考虑48小时再做答复，这更使戴高乐火上加油，他一回去就召集民族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命令米塞利埃休假30天，期间不许在海军司令部露面。海军上将恼羞成怒，拒绝服从。于是被处以30天软禁。根据英法《司法协议》，戴高乐还要求英王陛下政府保证处罚得到执行。英国内阁万分尴尬，不予答复，戴高乐便下令停止与英国政府的一切往来，并于3月18日隐退到乡下去了。
这下英国内阁又不得不让步了。因为自从戴高乐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讲话，他实际上已成了全体法国抵抗力量的精神领袖，而后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又使他在自由法国巩固了谁也取代不了的地位。海军大臣被迫做出了妥协。3月23日，他们通知戴高乐，英国政府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并保证在30天之内不让海军上将与自由法国海军人员有任何接触……
从此，米塞利埃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8 “母亲，看看您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经过一年多血与火的考验，自由法国运动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不仅建立了一支精悍的陆海空武装部队，而且在对外关系中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戴高乐于1941年9月24日宣告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
这当然是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敌人所不能接受的。卖国的维希政府和德意法西斯立刻群起而攻之。委员会有时被描述成一群贪婪的政客，有时则被说成是一群法西斯冒险家，而有时，则又成了“一群乌合之众的共产党狂人”。但是，所有这些诽谤都在戴高乐他们奋不顾身的反法西斯战斗精神和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所经受的血与火的考验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人民清楚地看到，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是戴高乐孤独地发出了最初的战斗号召，举起了抗战的大旗；是戴高乐为首的一些不屈的法国人，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向法西斯统治者宣战。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维希政府的投降政策，才使150万法国战俘在法西斯的铁窗下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正是由于贝当一伙的不抵抗政策，才使德国人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及法国北部的广大领土；正是由于继任的赖伐尔之流的卖国求荣，才使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法国横征暴敛，严重破坏了法国经济；也正是他们奉行卖国哲学，才使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为德国法西斯服苦役。特别当人们看到希特勒的飞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着陆，日本侵占了河内和印度支那，维希政府的军队不打敌人反而残酷镇压抗战人民的时候，维希头目们所说的“为了保卫法兰西帝国不惜与任何人作战”的说法就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在戴高乐的影响下秘密地发展起来。不屈的沦陷区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了抗战运动。有的积极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有的秘密监视敌人，为抗战组织提供情报；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护送地下工作人员；有的在运输或分散空投或偷运过来的军用物资；还有的则在袭扰敌人，破坏敌人要害部门的通讯联络。
在民族委员会宣告成立的时候，法国本土发生了一系列枪杀德国人的事件。第一批死于正义枪口之下的，有一个刚从地铁上来的军官、南特城卫戍司令、波尔多一个军官和巴黎塞宾莱大街上两名士兵。接着，其他地区的暗杀行动也相继开始了。为了报复，德国人枪毙了几百名人质，将好几千爱国者关进监狱，然后又押往德国服苦役，同时还以极重的罚金和劳役来惩罚有德国人被暗杀的城镇的居民。当戴高乐听到这些无视危险单独抗战的沦陷区人民的英勇战绩，他的心情既骄傲又沉重。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注意保存实力，尽量避免得不偿失的牺牲。为此，他于10月23日通过广播，命令沦陷区人民要讲究斗争策略，目前不要去杀德国人，以保存力量等待进攻的命令。
10月24日，德国法西斯在南特和波尔多各杀害了50名人质。消息传来，戴高乐真是悲愤交加。为了抗议侵略者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戴高乐在25日的广播中号召说：“敌人以为枪毙我爱国志士便可以吓倒法国，我们将让他们知道，法国是吓不倒的。我现在吁请全法国的男子和妇女，在10月31日星期五这天，从下午4时到4时5分，在他们当时所站立的地方停止一切活动，静默5分钟。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同时也是法国精诚团结的证明。”
10月31日下午4时，全体法国人都响应了他们的战斗领袖的号召，静默示威了足足5分钟，使维希政府和德意志法西斯知道，法国人不可侮，法国人民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
这以后，各式各样抵抗运动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法国本土建立起来，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这支地下军配合盟军，为打击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伦敦，戴高乐所代表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大不列颠岛不仅成了戴高乐与本土及海外抗战组织联系的纽带，而且成了自由法国反法西斯战士的训练中心。由雷纳上校指挥的轻骑兵、炮兵团、装甲队、工兵支队和信号组，每六个月培养一批士官和专家。由伯台上校领导的炮兵辎重处，除负责组织军火生产外，还负责分发由美国依“租借法案”所供应的军事物资。由特里小组领导的“法国义勇军校”继马祖夫人之后，训练了大批能干的年轻姑娘成为驾驶员、护士和后勤服务人员。由鲍端司令领导的学生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班排连军官，其中有521人在以后的战斗中奉献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当时，自由法国海军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军官。在英国这块基地上，海军中校威泽尔和加拉尔领导的“学校舰队”培训了数千名海军人员，到1942年6月，已有700名海军将士英勇献身。战争开始时，法国商船队所有的270万吨船位中有70万吨为抗战服务，在人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戴高乐的海军部还是千方百计补充配置了67艘商船的人力，使这支船队达到5000名海军官兵。到1942年春，这些战士已有1/4在海洋上为国捐躯。
自由法国的空军更是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建立起来的，1941年，戴高乐首先在英国成立了“法兰西之岛”空军战斗队，司令员为西威杜。当他的飞机在法国上空被击落后，便由杜贝叶继任。叙利亚战斗开始的第二天，戴高乐又在埃及成立了“阿尔萨斯战斗队”，它的司令官在保卫伦敦的空战中光荣牺牲。洛林轰炸队是在东地中海地区成立的，指挥官毕若在敌人后方执行任务殉职后，由摩里尼接替职务。“布列塔尼”混合队在乍得成立后，就支援盟军在撒哈拉作战。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在战斗中前赴后继，表现了自由法国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在战斗中牺牲的总数，比所保存的实力多出一倍！
在非洲战场，自由法国的战士们创造了许多传奇的战绩。骁勇善战的勒克莱尔上校兵力少，装备差；他只派一支小部队佯攻木祖克，他的真正目标却是远离驻地的库佛腊，而且两地之间几乎没有公路。他征集了大约一百辆大卡车，运了几百名士兵，带了仅有的一门75毫米的加农炮和几挺不好使的机枪搞长途奔袭，迫使库佛腊的意大利守军投降。意大利人投降后才懊丧地发现，打败他们的那支部队人数少得可怜。
在北非，盖尼将军领导的第一轻装师于比尔哈亥依木地区被德军骁将隆美尔元帅的集团军重重包围，遭到重炮和飞机的轮番轰炸。当时盖尼将军不仅兵力与敌人相差太悬殊，而且武器弹药粮食都很缺乏，加上水源断绝，处境非常困难。德国人三次命令其投降，盖尼将军每次都以炮火做了回答。经过11天极为艰苦的拼杀，这支5500人的队伍，以1109人的伤亡，击毙敌人3000多名后，竟奇迹般地突破了重围，真正成了“法国的骄傲”。
六天以后，一万多法国军民在伦敦集会，庆祝“六一八”讲话发表两周年。回顾两年的战斗历程，戴高乐不由百感交集，抗战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他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力量仍显得太弱小，艰苦的岁月还在后头，仍需团结，激励更多的人为祖国的解放而奋斗。
他说：在这两年间，我们过着伟大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热情的人。我们选择了最困难、最光荣的战斗的道路。为了祖国的解放，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两年前，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当我们大胆地挺身担负起捍卫国家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坚信我们的抗战事业一定胜利，法西斯的侵略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今天世界的战局正像我们早先预料的那样胜利发展。
我们知道血和火的考验还没有过去，我们了解敌人还有多大的力量和狡猾伎俩。我们必须团结战斗，忠诚地履行对法国的义务，不到全国解放决不罢休。那时我们工作完成了，我们的作用尽到了，我们将追随那些从她的历史开始以来为她服务的人，以及在她永久的未来中为她服务的先驱者，用庇古的话简单地对法国说：“母亲，看看您那些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们！”
是的，法兰西，这位古老的、曾为人类现代文明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上哺育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的伟大的母亲，现在正用她那苦难的、充满期望的双眼，默默地注视着那些为她的解放战斗得那样艰苦的儿子——戴高乐和他的战士们。
9 “战斗法国的地位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当时，戴高乐的战斗的艰苦不仅表现在敌人的残暴和强大，自己力量的弱小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国际关系上。他最忠诚的盟友丘吉尔首相时常为了军事上的利益而侵害自由法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利益，同时他又处处得看罗斯福的眼色行事，双方几乎是永无休止地争吵、和解再争吵。而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巨大的兵工厂”，则一如既往地瞧不起戴高乐，在圣皮埃尔岛事件发生后，这种态度更甚。这使自由法国在国际上显得孤独无助。这种状况，直到苏联对德宣战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善。
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入侵苏联。消息传来时，戴高乐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他和丘吉尔一样，虽然对共产主义毫无好感，但几乎是出于本能地立刻作出了反应。第二天，他向驻伦敦的代表团发了一份电报，指示“我们应当像丘吉尔那样声明：我们毫不隐讳地站在俄国人一边，他们正在与德国人作战。”紧接着，他命令卡森和德让去苏联驻英使馆拜会伊凡·麦斯基大使，向他保证自由法国一定支持苏联，并要求与莫斯科建立军事关系。
不久，麦斯基大使给戴高乐写了封信，声明苏联政府承认将军为整个自由法国的领袖，并声明愿意同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建立关系。莫斯科愿意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同伙的共同斗争中帮助自由法国，保证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充分而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的地位。
接着，苏联政府又来了个戏剧性的动作。它任命驻维希大使鲍戈莫洛夫为驻自由法国代表，突出表示出对自由法国的支持态度。为了回报，戴高乐派珀蒂将军为他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接着又派遣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机中队支持苏联。到1942年2月，他派原驻曼谷公使罗歇·加罗为自由法国驻莫斯科相当于大使的代表，不久又在伦敦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长时间的晤谈。
这样，戴高乐成功地打破了自己在外交上的孤立处境，迫使罗斯福不得不稍微改变一点看法。当然，6月初盖尼将军在比尔哈亥依木地区的辉煌战绩也大大提高了自由法国战士的声誉，至少部分地抵消了达喀尔失败的阴影，表明了自由法国战士是能够为共同的事业英勇奋战乃至献身的。
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当时能从实质上对戴高乐给以支持的最终只有美国。而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戴高乐和罗斯福两位领袖的个人关系。然而，他们的个人关系，由于出身、性格和经历的不同，想不疏远都似乎不可能。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他的《敌对的同盟国》一书中分析了罗斯福和戴高乐这两位政治活动家的性格，认为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彼此就可能达成谅解。“二人中的强者罗斯福即使对戴高乐表现出一定的关心和亲切相待，也毫无损失。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戴高乐看成一个利己主义者，心胸狭窄的人和沙文主义分子，认为戴高乐的惟一愿望是夺取并保持绝对权利。罗斯福不愿把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而准备冒任何风险的戴高乐视为捍卫法兰西荣誉的勇士。在戴高乐的眼中，罗斯福则是一个倨傲的人，有着大国优越感，希望由他扮演上帝角色，主宰法国命运。戴高乐同样也看不到罗斯福身上的军人和理想主义者气质。二人谁也不能正确看待对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由于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