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任何人”显然包括戴高乐，而需要“感恩戴德”的，无非是指他艰苦抗战五年挽救了法国。这真是一种比较奇怪的逻辑，按我们东方民族的口语翻译，就是“谁叫你救国的？”而表现在当对法兰西的现实生活中，则是戴高乐率领他的政府在竭尽全力对付光复之初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而那些仗着光复而复活的政党，政治派别和政治家们，则肆意利用这些困难谋取自己的私利。
1945年5月欧战结束，6月份，250万战俘归国。要使这250万人得到安置，已经给本来财政就很困难的戴高乐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党却趁机控制了“全国战俘运动”这个组织，利用它来组织抗议游行，发起反对司法部长的谩骂攻势。一些归国战俘举着“绞死弗雷内！”的标语牌，吵吵嚷嚷地到医院和收容站前面游行示威，制造种种骚乱。
对这种骚乱，戴高乐自有他军人的方式来对付。他把“运动”的领导人召到办公室，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我坚决要求，这类活动必须停止。我要你们对此负责。”
那些人搪塞道：“战俘们爆发出来的这种愤怒情绪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无力制止这种行动。”
戴高乐斩钉截铁地宣布：“公共秩序必须维持。要是你们管不了自己的人，那么你们就必须立即书面告诉我，并宣布辞职。要是你们真的是他们的头头，那么你们得给我一个确切的保证，今天就停止一切骚乱。在你们离开之前，或者给我辞职书、或者给我保证，否则就把你们拘留在接待室里。限你们3分钟内作出决定。”
结果当然是以“停止骚乱”而告终。但这些现象的迭出不穷，使戴高乐越来越深信恢复战前的“多党政治”，对法国真的是又一场灾难。他认为：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体，这个政体应不受变化多端的议会多数的摆布。
戴高乐是有意把自己置身于任何一党一派的利益之上的，这种超然的地位使他看到：法兰西民族惟一的出路是实行总统制：领袖由人民直接选出，并凌驾于各党派之上，再由他选择一个不属于议会，因而能不受派别利益制约的，能为整个民族和社会服务的行政机构。
在德国刚投降的那几天，戴高乐确实自信能解决这个问题。5月15日，他在咨询议会会场发表从战争中吸取教训的讲演，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人们还当场唱起雄壮的《马赛曲》，高呼“戴高乐万岁！”许多重要人物纷纷表态支持戴高乐，特别是曾被德国人扣作人质刚刚获释回国的人更是如此。那位六天后就宣布“有权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的政治家、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一恢复自由就声明说：“法国依靠戴高乐将军复活了。我们能有像戴高乐这样的将军真是幸运。我在监狱里就一直希望我的党会支持他，整个法国都信赖他。他出任国家领导人，是我们国内团结一致的必要保证。”那位曾被赖伐尔看上的爱德华·赫里欧先生被俄国人解放出来以后，在莫斯科电台广播说：“我确信，我国人民已经团结在夏尔·戴高乐的周围，我将毫无保留地听从他的指挥。”
事实证明，政客比娼妓还靠不住。1945年6月2日，戴高乐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第一次向社会公开表明了自己对法国未来宪法的设想。他说：
有三种办法可以考虑：第一种办法是重犯昨天的错误，分别选出众议院和参议院，然后两院在凡尔赛宫合成国民议会，由国民议会决定是否修改1875年的宪法。第二种办法是认为1875年的宪法已经失效，应该着手选举立宪议会，由它决定一切。第三种办法也就是最后的办法，是向人民征求意见，来确定（进一步）协商的基本规定，而人民代表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这个设想一公开，戴高乐便走上了一条孤独之路。那些几天前刚刚信誓旦旦地表示衷心拥护、爱戴、支持将军的政党领袖和政客们，纷纷通过决议或发表演说，谴责“全民表决”、“向人民征求意见”的想法。共产党、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等主张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一院制，激进党和温和派则主张干脆恢复1875年的宪法，继续实行第三共和国的制度。勃鲁姆、赫里欧和右翼政治家路易·马兰等人，则相继拒绝了戴高乐请他们担任的职务。
当然，这些小小的不快干扰不了戴高乐为国家确立一个强有力政体的决心。7月9日，他把一个选举和全民表决相结合的提案提交部长会议讨论。由于绝大多数部长都属于不同的政党，而所有这些政党都曾表示反对他的意见，由此戴高乐一开始就宣布：只要有人提出辞职，他将事先接受。结果，谁都不肯拿乌纱帽开玩笑，于是提案获得了一致通过。
这个提案是个独具匠心的计划。全国将于10月选举议会，同时选民将要用直截了当的“是”或“否”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1.你希望今天选举的议会是一个立宪议会吗？
2.（如果选民对第1个问题回答“是”）那么，你是否赞成在新宪法生效之前，按照这个公报背后的议案条文，组织国家权力机构？
如果多数选民对第一个问题投票回答“否”，就意味着恢复第三共和国，无须回答下一问了。如果对两个问题都回答“是”，那就是说，议会的权力在各方面都将受到限制，而且任期也仅有7个月。如果头一问答“是”后一问答“否”，那么议会就将掌握最高权力并可以随意长期存在下去。
戴高乐坚信，人民会再次相信他，支持他，像1940年6月18日以来的任何一个关键时刻一样，站在他一边。7月21日，戴高乐在广播讲话中把他自己的观点详细阐述给人民，号召人民反对第三共和国制度，限制立宪议会的权力和任期。正像预料的那样，他再次遭到了政客们激烈的反对，几个咨询议会议员竟攻击他是个“波拿巴主义者”，“企图绞死共和国！”他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他雄辩地指出，他非但不希望绞死共和国，恰恰相反，正是他拯救了共和国。他还指出：自1875～1940年65年间，法国更换过102届政府；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则仅分别更换了20届和14届政府！旧政体内部的一切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到了必须停止的时候了！
最后，法兰西人民再次支持了戴高乐。投票结果表明，96%的人不赞成恢复第三共和国，66%的人同意限制议会的权力。但在接下来成立的立宪议会的席位分配上，却又预示了前景难卜。因为，人民的意见是永远代替不了政客们的意见的。在586个席位中，共产党人占160个，社会党人和人民共和党人分别获得142个和152个。也就是说，共产党和社会党人以302个席位在议会中占了压倒多数。戴高乐推测，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想自己执政，不会让他戴高乐继续担任总理。因此，戴高乐决定卸任，并向议会递交了一份声明：
待制宪会议一选出自己的常务机构，我的政府即行辞职。
这份声明没有引起任何明显的反应。11月6日，制宪会议正式开幕，主持人在演说中先对夏尔·戴高乐表示了敬意，赞扬的话没得到多大反响；接下来他对戴高乐的政策进行了大肆攻击，且得到了左派议员们的热烈赞同。大会选出了立宪议会的议长之后，接着选举政府总理。这次，戴高乐完全沉默，只是冷静地观察着各个政治集团怎样为争权夺利相互间如何进行困难重重的谈判。这种艰难的谈判进行了一个星期还毫无结果。
这使戴高乐的心情更加沉痛。11月11日，他在凯旋门广场主持了一次烈士追悼会。人们从各主要战场运来15口棺材，排列在无名英雄纪念碑周围。戴高乐触景生情，想起五年间无数仁人志士的浴血奋战，换回的却是政客们为一党之私无尽的争吵，不禁百感交集，忍不住向与会的人作了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讲话：
这些为法兰西捐躯但同法兰西一起凯旋的人，在日日夜夜决定着我们命运的战场上牺牲了的战士，经历了我们的一切痛苦和胜利的烈士，现在回来了！
他们代表着在我国备受屈辱的时候，选择了光荣道路的许多人，他们现在安息在只有上帝才知道姓名、高举神圣的火炬、在30年战争的最初战斗中牺牲的民族精华的周围，受到两千年来为保卫祖国而献出生命的人们的英灵的保护。现在，他们聚集到这里来了！
但是，面对这些使我们流泪和自豪的死者，我们活着的法国儿女，应该接受他们刚刚留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应该了解我们国家的安全很久以来就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不得不为那样多的危急付出重大的牺牲！我们应该认清，祖国的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在严酷的世界和艰难的时局给它所造成的形势下，一切（是的，一切！）都应该服从效忠祖国的义务！
为了医治遍体鳞伤的法兰西，我们应该团结如手足，如手足！这就是说，不作无谓的争执，迈着同样的步伐，唱着同样的歌曲，在同一条道路上携手前进。
当这些烈士到安葬他们的圣地去永远守卫首都以前在这里停下来的时候，当在我们旗帜下生活于我们领土的各个角落和海外各处的男女同胞们回忆我们的光荣并为死者默哀的时候，我们要让重新团结起来的伟大人民的视线和胸襟面向未来！
法兰西万岁！
将军深沉的讲话打动了人们的心弦，特别当他讲到“我们应该迈着同样的步伐，唱着同样的歌曲，在同一条道路上携手前进”时，广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这使得那些利令智昏的政客们恢复了一点儿清醒。所以，两天后，制宪会议宣布“夏尔·戴高乐确实有功于祖国”，一致同意推选他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总理。
这个消息曾使已经下野的伟大的丘吉尔兴奋不已，但戴高乐却心明肚亮，这只是对他的过去表示的敬意，决不是对他的未来作出担保的诺言。事实正如他所预料的，15日他着手组织政府时，又遇到了各种障碍。各党派之间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部长席位争夺战。又经过一个星期的讨价还价，终于在21日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各得四个部长职务，民主社会抵抗联盟和无党派人士各得2个，激进社会党则得了一个。此外，社会党的奥里约、人民共和党的盖伊、温和派人士雅基诺和共产党的多列士等四位国务部长负责全面工作。
新政府在戴高乐的强力领导之下，成立之初就取得了一些成就，法兰西银行实行了国有化，成立了全国信贷委员会，电力和煤气生产权顺利收归国有，还开办了国立行政学院。但是，接连发生的两起危机，却完全遮盖了这些成就应有的光辉。第一次危机是机关公务员要求立即增加工资，否则就罢工！第二次危机是在1946年元旦议会对新年度财政预算就要进行表决的时候，别出心裁的社会党人事先不打招呼就提出：要把国防拨款削减 20%！弄得戴高乐啼笑皆非，但又不得不认真花精力去对付这些恶作剧式的难题。
最令戴高乐伤心的，是议会最后竟支持立宪委员会的意见：建议取消未来共和国总统的全部权力，政府必须服从国民议会！
这是与戴高乐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宁折不弯的性格使戴高乐迅速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与这些人是无法共事了。他站起身，以一种恰如其分的庄重态度说：“我和你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双方对于政府和政府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的整个看法不一致。我们已经开始了共和国的复兴工作。我离开以后，你们将继续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会议室里最后的一次讲话了。我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做这项工作时不理解我们最近50年的政治史，如果你们不考虑政府的权力、尊严和责任是绝对必要的，那么，我可以预言，你们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一天要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痛感后悔莫及。”
但历史注定人们要到12年后才能体会到“后悔莫及”的含义。当时，人们都无动于衷，甚至于心不在焉。戴高乐再没多说，选中地中海边的昂提布度了七年多来的第一个一周的假期，然后回到办公室，又用了一周时间签署积压下来的文件。接着他就开始镇定地为五年多奋斗历程画句号。
1946年1月20日，星期日上午，政府的各位部长们齐集布里安大厦盔甲大厅，等待着戴高乐的临时召见。9点正，戴高乐神情严肃地走进大厅，同大家握了手，没等大家坐下来，就宣读了出乎任何人意料的声明：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要卷土重来了。我是不赞成这个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一个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统治，我无法制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必须告退。今天，我就要向国民议会议长递交政府辞职书。我衷心感谢诸位所给予我的帮助，并请求你们在继任人到职之前，各守岗位，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读完声明，戴高乐立即以标准的军人步伐，转身大步走出了盔甲大厅，走下了那个不是按他所认定的法兰西民族的最高利益建筑起来的最高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