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外一些关键性的外交场合也是如此。在维也纳的东西方最高级会议上，赫鲁晓夫的蛮不讲理使年轻的肯尼迪总统十分惊恐，担心发生严重危机，肯尼迪向戴高乐写信说打算就德国问题与苏联谈判。将军回信告诉他不要怕，只要美、英、法团结，就能防止最坏的后果。1962年10月的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爆发后，肯尼迪派国务卿艾奇逊带着他的私人信件和飞机拍的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装置的照片，赶到巴黎去向戴高乐告急。戴高乐看了信，还没看到照片就告诉艾奇逊：“如果打起仗来，我将站到你们一边。但是，仗是打不起来的。”
意味深长的是，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的第一个倡议，就是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法国。1960年3月23日，那位取代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带着他的夫人、儿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笑容满面地到了巴黎，参加了首次公开的欢迎仪式，并漫游了一些法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在两天会谈中，赫鲁晓夫要求说：西柏林应改为自由城市，西方当局必须撤离西柏林！戴高乐却冷冰冰地告诉赫鲁晓夫：他的威胁对他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对西方军队进行任何干涉从而引起战争的话，那将完全是赫鲁晓夫的过错！最后赫鲁晓夫冷静下来，说那就等待两年再说。
通过这些外交活动，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的地位已经隐然显露。于是，戴高乐又迈出了他的长期计划的新的一步。1963年6月21日，他的政府宣布：如果发生战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能使用法国在大西洋的海军部队。
这一着使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大为震惊！他们慌忙寻找对策，答应给戴高乐提供核武器的材料和技术资料，并提出了一个三国共商大计的正式提案，以便诱使戴高乐归队。但这些行动已经太晚了。戴高乐冷然笑道：法国对在外国援助下成为一个核国家不感兴趣。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24日，戴高乐飞往华盛顿参加美国国葬，并会见了肯尼迪的继任林顿·约翰逊总统，曾使约翰逊且惊且喜。但是，这并没有阻碍戴高乐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进程。回法国后，他立即把目光转向了美国人特别敏感的地区——中国。
1963年底，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往北京，作半官方的了解情况的旅行，试探中国方面是否同意互派大使。富尔的中国之行，对共产党制度在这个东方大国所取得的成就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汇报，使戴高乐对那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产生了极大的敬意。后来他告诫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体，拥有丰富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将会使世界各个部分都感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的雄心同他们的技巧相称。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狂暴发怒是不明智的，接触只有好处。通过后来的政府之间的交往，戴高乐还对与他同时代的仅比他小三岁的那位东方巨人——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知音之情，只是由于死神的破坏，这两位巨人才失去了促膝谈心的机会，留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遗憾。
1964年1月27日，法国宣布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年间，除了英国的特殊例外（香港问题），美国和它的盟国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戴高乐以此来说明，法国是一个有独立外交政策的世界大国，有权自行其是。同时也是有意做点事来气气华盛顿。在3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说明了他的理由——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秉着同样的宗旨，戴高乐又于3月15日访问了美国的后院墨西哥，号召法国和墨西哥进一步加强联系。当他接到邀请他归国途中顺便拜会约翰逊总统的信件时，他却提议在法国的马提尼克岛会见，使得白宫恼火地取消了这次会见。
到了1966年3月9日，戴高乐的新闻部发表了一项公报，正式宣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至此，法国终于走上了独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中立化道路。
6 共和国决不退却
在国际舞台上，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评价的：将军是一位伟大的演员。他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然而，他能否成为众所欢迎的国家领袖，关键还在于他对国内事务处理是否得当。因为除了国难当头之时是例外，国内事务总比对外事务重要得多。令人扼腕的是，他在执政的后期，在对外政策方面着迷似的兴趣，削弱了他在国内的权势。他对法国在国际上的伟大富强梦寐以求，而对选民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法国本身却很少在意。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老百姓都会理解、支持他为民族最高利益所付出的努力，不会在意他是怎么做的。他忽略了不该忽略的最基本的政治真理，从而引发了1968年的政治大风暴。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忽视了法国人民的生活，忽视了社会发展。在他执政期间，法国正在赶上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到1967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人达到2210美元——大大超过了比利时（2050）、西德（2030）、英国（1980）和荷兰（1810）。特别显著的是，从民族生命力的角度看，出生率已在迅速增长，法国长期停滞的人口数字由1946年的4 050万增长到1968年的5 000多万，到1966年，20岁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34%，人口结构正在走向年轻化。
当过教官的戴高乐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想教书的人”，非常关心教育工作。1959年3月，他把学生离校年龄从14岁提高到16岁；1963年，作为对大学预科的补充，他指令创办了“中等教育专科学校”，设置了各种因材施教的课程。这些措施使法国人口素质大大提高。1939年，全法国仅12. 2万大学生，到1968年，仅巴黎大学就有15. 4万人；1969年，全法国大学生达64. 3万名。人们认为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是根本不把考试当回事。戴高乐没想到的是，这是他培养起来反对自己的一支生力军。因为在西方自由意识日增的时代，不仅学生人数、学校设备、设置专业、考试标准等均成实际问题，校园里的性自由也成了一桩经常吵嚷的麻烦事。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差距”，是导致“六八风暴”的原因之一。
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也不能责备戴高乐有疏忽。第四共和国的经济包袱和政治遗产一样令人生畏。戴高乐上台的1958年，法国财政赤字达1. 2万亿法郎，外债超过30亿美元，其中半数必须在一年内偿还。尽管1957年法郎贬值了20%，进口仍比出口多出75%，储备金下降到6. 3亿美元，仅够偿付5个星期的进口货款。戴高乐为了对付这场危在眉睫的灾难，于1958年6月13日发行了如13年前同样成功的一次公债，收回货币3240亿法郎，交给银行黄金150吨。同时，他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行政机构费用的增加推迟了，许多商品的零售价格下降了，提高了商业税，并对奢侈品按价格征收了附加税。这样就缓减了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减少了国内消费，刺激了出口。到1959年，通货膨胀率减了一半，国民生产总值上升3%。到1962年，国家黄金和美元的储备猛增到40多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以每年4%的幅度递增。
正像学生的不满不是因为学校增多了一样，人民的不满也不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1965年戴高乐在总统换届选举中得来不易的胜利表明，国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对他的统治作风不满。据戴高乐研究专家布赖恩·克罗泽认为，戴高乐的统治作风，可以说是“专横”。这也许是戴高乐对半年换一届政府的传统“多党政治”的一种“拨乱反正”——至少他摧毁了20个人轮流当政府首脑的机会吧。戴高乐治国，不仅依赖把行政管理权交给现任总理的方式，而且依赖由干练的技术专家班子组成的爱丽舍宫内阁。事实上，爱丽舍宫的总统秘书处是一个无形的政府，一个与有形的政府平行的办事机构。秘书处成员由戴高乐亲自委任，个个大权在握。有人曾提醒戴高乐注意他正在为后来者开创危险的先例，戴高乐不屑地喊道：“得啦，我现在做的事，将来谁也没有胆量做。”
这当然会引起许多政客的不满。社会上大批成年人对现状不满助长了学生的情绪，各种各样的持不同政见的小组像过去的抵抗运动组织那样建立起来。这些组织虽然很小，但他们高昂的激情和狂热却可以补偿这个缺陷。1968年4月21日，巴黎大学的不同派别的学生组织之间发生了斗殴，点燃了“六八风暴”的导火索。紧接着，23日在农泰尔、25日在图卢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然后是巴黎各学校骚乱四起，各派组织相互进攻、报复。5月2日，巴黎大学宣布停课。同一天，大学里全国学联的一个办公室被大火烧毁。
这天，政府总理乔治·蓬皮杜和外长要去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而戴高乐，则正在思考一些如对罗马尼亚的访问和接待北越人与美国人来巴黎和平谈判之类的国际事务。所以都只对教育部长和司法部长等人做了些指示就没再太多过问。从5月3日起，骚乱开始升级。警察逮捕了一些学生，革命者开始撬起铺路石筑街垒，越来越多的警察和学生在冲突中受伤。到5月6日，十多个外省的省城也开始发生动乱。9日凌晨，事态严重到不得不把戴高乐从睡梦中叫醒。因为几百名防暴警察和几万名示威者冲突之后，法国总工会、民主工人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联名号召在13日举行总罢工！
“五一三”是阿尔及尔军官们造反呼吁戴高乐上台的纪念日，10年后的这一天，巴黎街头出现了几十万罢工工人、学生和其他示威者。他们打着旗帜，上面写着：“10年太长了！”“工人和学生团结起来！当权者退却了，让我们把他们拉下马！”出言不逊的示威者还高喊：“把戴高乐送进档案堆！把戴高乐送进修道院！”这一天，外省一些城市也爆发了群众示威。晚上，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大学。
这种混乱的局面，已大大伤害了戴高乐这位78岁老人的心，使他几乎想就此卸下肩上的担子，取消第二天的对罗马尼亚的国事访问。等他18日访罗归来后，混乱更愈演愈烈。学生们成群结队不分昼夜地给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们打电话，对他们进行恐吓或侮辱。大学大楼里遍地脏污；五十多万工人罢工，100个工厂被占领，火车车次减少，许多飞机停飞，邮件也无法定期传递，法国正陷入瘫痪状态。
在22日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决定于24日发表广播讲话。从“六一八”起，每逢重大事件，他就借助于这件法宝，而且都很灵，如1960年的街垒，1961年将军们的抗上行动等，都是在最后关头他几句讲演力挽狂澜。但这次不灵了。这次他面对的是一大群吵吵嚷嚷的群众。他演讲时，八百多万工人罢工，几千名学生则和防暴警察打得不可开交！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将军经历了茫然、愤怒和绝望三个折磨心身的阶段后，现在是精疲力竭了。他的个性不允许他就此认输。他躺下来冷静思考，寻找法国人共同的弱点。他发现，普通法国人都对“共产主义妖魔”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心理，当然那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心理。这里头只缺少一样东西，例如一次事件或一次行动什么的，来使这种恐惧具体化。于是，戴高乐决定改变策略干脆等待，静待机会到来。根据这次危机的左倾气味，这种机会肯定是有的。
5月28日，机会来了。这天中午，左翼政治家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大陆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戴高乐在6月16日举行的全民表决中失败，他愿意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他颇为谨慎地说，孟戴斯·弗朗斯（也是左翼）可能会被合法地委任为临时总理，那么，就应该及早解散国会，进行总统选举；他自己则将是一个候选人。到了晚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已被驱逐出境的左派学生领袖科恩—本迪特出现在巴黎大学。这些迹象表现出：左翼想接管政权。
这一下，戴高乐知道该怎么办了。29日上午，他让秘书通知把10点举行的内阁会议推迟到第二天下午，他要回科龙贝去待24小时。独自待着，不想会客。
消息传开，一片轰动。世界报纸多半认为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并且用最黑的粗体字在头版头条宣布他们的看法。各国驻法大使馆也都震动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为法国内地担心，生怕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苏联评论员则宣称革命时机还没有到来，为的是使人放心。法国共产党的消息灵通人士则煞有介事地声称美国人和俄国人已达成了一项外交谅解：美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牢固地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苏联则承认法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到了下午2点钟，又发生了第二个更耸人听闻的事件：“将军失踪了！他没有到达科龙贝”。这个晴天霹雳直震到4点钟才算了结。武装部队来电话说，总统已到了西德的巴登—巴登。
这下谣言像发疯似的到处流传起来。孟戴斯—弗朗斯和密特朗两位左翼政治家中了戴高乐的圈套。他们以为将军的出走就意味着他不会回来了，于是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并于晚上9点钟公布了一项决议，宣布孟戴斯—弗朗斯愿意代表左翼联盟出任临时总理。这无异于公开承认他们应对这场大动乱负责，也就无异于政治自杀。它标志着法国非共产党左翼的自我毁灭。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政府的武装部队早已整装待发。突击队守卫着巴黎所有的城门，市政厅驻了一支强大的国家保安队。只要有人敢向市政厅和爱丽舍宫进军，守卫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30日中午12点25分，戴高乐回到爱丽舍宫。下午4点30分，他站在波旁宫的麦克风前，向应召前来的社会各界代表，向全法国的千家万户，发表了一位完全恢复了元气的卓越无比的领导人强硬的讲话：
作为国家和共和政权的监护人，24小时以来，我一直在考虑着可以使我维持共和国的种种可能性。我已作出了决定。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不能退职。我受到人民的委托，我要履行我的职责。
我不准备更换总理，因为他的英勇才智和团结精神值得所有人的尊敬……今天，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他接着宣布他要推迟拟议中的公民投票。如果全体法国人民没有被那些为限制人民言论自由而早就组成的团体和一个“专搞极权主义的党派”剥夺了言论自由的话，他就要根据宪法规定进行立法选举。接着他又讲了一段引人注目的话：
各地公民的行动必须立即组织起来。组织公民行动的目的首先必须是支持政府，其次是支持各地那些将成为或已再次成为共和国委员的省长的工作，其中包括尽可能确保人民的利益，以及随时随地防止任何颠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