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振兴为政治上的非分要求提供了实力。1924年8月，德国政府正式向战胜国提出了下列要求：接纳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给予行政院常任理事席位；解除德国的战争责任；给德国殖民地委任统治权；修改凡尔赛条约有关军备条款等。其中第一条要求国际联盟真的于1926年9月给予兑现。
同时，不管国联同不同意，德国的军队早已在悄悄地、迅速地膨胀，它不顾条约的限制，变相地保存了总参谋部的班底，在各种“俱乐部”、“民间组织”的名义下为建立空军和扩充陆、海军做准备。它秘密地或公开地储存了大量有战争经验的军官，并非法组织和训练非正规的军队。到1930年，它的军队和半军事部队已达37. 4万人。同时，它开始秘密地建造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到1929年底它已经拥有了十二个飞机制造厂，六个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在研制坦克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还秘密地在西班牙等国制造潜艇和其他军舰，并积极从事军用化学、人造汽油方面的研究。
这些情况，使时刻关注着国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戴高乐预见到了法兰西面临的灾难。鉴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他还预见到了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景：法兰西将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统治阶层的人们听不见或者干脆是不愿听见他的呼吁，他就想交结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迫人的外来危险。这样，每到星期一晚上，他就到一个叫迪梅尼尔的小酒家同朋友聚餐，以讨论如何唤起国民的国防意识。讨论的结果，是写一篇阐明观点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的《建立职业军》。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建一支10万人的职业化军队以便能迅速对事变进行反应的主张。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们对这篇文章寄予莫大的希望，但文章除了使军界统治阶层大为恼火之外，在民众中影响微乎其微。有人警告戴高乐，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珍惜自己的前程，要么就沿着他所选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孤傲不屈的戴高乐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他把唤醒法国民众的使命看得重于自己的军人前程。在他看来，现在十分明显的是，要打动那些控制着国家军事机器的顽固派，仅仅一篇文章实在是不够的，得写一本书，并进行一番个人的游说活动。于是，他又花了大量精力用于完善和充实他那篇文章的观点，终于在1934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与那篇文章一样，叫《建立职业军》。
在这本书的一开头戴高乐就令人信服地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个战争中的薄弱环节。他指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而意大利则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保护。相比之下，法国的心脏巴黎却对任何来犯之敌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不易防守。在这样的情况下，惟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分编成6个机动装甲师的精悍的职业军。他的设想是：
一支职业化军队，一支由 10万年轻、有技术、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任务的人组成的军队。其作战手段是：六个崭新类型的师，配备装甲、履带车辆，完全机动，每个师包括三个旅：一个坦克旅用于攻克地面阵地，一个摩托化机动步兵旅加以占领，一个炮兵旅对其他两个旅实施支援。每个坦克旅将包括50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加上若干进行侦察的轻型坦克单位，完全是支精干的部队，由专业军人组成，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的火力和在突然攻击中突破任何战线的能力。这就是将能在冲突中保护这个易受攻击的民族的长剑，法兰西应该立即将其紧握在手。
这个计划是后来的史学家们所赞同的当时法国对付危机的惟一的解救办法。而且六年之后的1940年，德国军队用事实说明了他们完全懂得并且接受了戴高乐的观点。但应对保卫法兰西负责的法国最高统帅部对此却熟视无睹，虽然有好几家包括左派和右派在内的报纸和一些军官、政客以及律师都支持戴高乐。其时，贝当元帅已经78岁，不再能够接受新思想，而且，他对戴高乐的同情也由于观点的差异而冷淡下来。戴高乐新交的一个议员朋友保罗·雷诺（第98届法国总理）虽然在议会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戴高乐的计划，甚至还提出了包括建立一支装甲部队的防务法案修正案，但是左翼议员担心职业军队可能成为右翼政变的工具而加以拒绝，右翼则害怕左派用它来粉碎资产阶级，中间派则认为国家无力负担军费，结果这个修正案当即被否决并且很快被人遗忘了。
但是，反对戴高乐思想最具决定意义的还是法国总参谋部。那里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仍按一战时期的战略思考问题——持续不断的战线、沟壕，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谨慎地前进等等。他们认为，戴高乐的计划只能使军队分裂，影响士气、浪费资源，当然最坏的是影响他们的仕途。至于说坦克，法国已经有了一个师，够多的了。他们坚持说：“法国军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何必庸人自扰！”
由于军界高层的不理睬，戴高乐的思想对公众舆论也没产生多大的影响。《建立职业军》一书在法国只销售了700册，然而在德国，这本书的销路却要好得多！这年有位法国新闻记者与德国摩托化部队司令阿道夫·休亨林将军交换对机械化战争的看法，休亨林向法国记者打听道：“我的伟大的法国同行为发展这些技术正在做些什么呢？”看到法国记者茫然不知所对，这位德国将军又提示说：“我是说你们的伟大的摩托化专家，你们的戴高乐上校。”
他根本不知道，这时的“戴高乐上校”（其实他还是中校）既无权又无势，只能凭他那令人吃惊的坚忍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不停地进行游说。年复一年，戴高乐眼巴巴地看着敌人在一步一步地实施他鼓吹的理论，国人却奇怪地以一些可笑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将它束之高阁，内心真是肝肠寸裂！但强烈的责任感又使他无法避而不见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1935年1月，萨尔区举行公民投票后归还了德国。这一来希特勒的胃口愈来愈大，胆子也更壮了，于是正式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中有关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重新实行了征兵制，而且宣布德军将增加到36个师。这是3月间的事。到了秋天，希特勒的小伙伴墨索里尼悍然入侵埃塞俄比亚，国联大为震惊却束手无策。第二年年初，希特勒重新占领了莱茵兰，不久又新建了两个装甲师。这也并没引起英国或法国什么反应。
戴高乐的心情越来越忧郁。1937年7月，他在给姐夫雅各·旺德鲁的信
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法国将无力保卫自己，特别是它将在最初的攻击中首当其冲；英国人没有做好准备，对于俄国人的支持我们毫无把握。至于美国人，在一开始他们将做旁观者，尽管是同情我们的。我们的领土将再一次遭到入侵；（德军）几天内就将到达巴黎。在那之后，我们将不得不从布列塔尼，从山区动手——如果不是从阿尔及利亚的话，作战许多个月之后才能在盟国的支持下取得决战胜利，但是在这段时间里要流多少血呀！
他异常精确地预言了法国的未来和战争的进程，并且似乎从未怀疑自己将应召去在那场战争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尽管现实中有无尽的失望，他仍固执地向他的同胞们呼吁，并加紧为将要来到的使命继续锻炼自己。
5 支撑巨人的女人
如果可以说夏尔·戴高乐是个专为拯救法国而准备的男人，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伊冯娜·旺德鲁则是专为支撑他而出生的女人。
伊冯娜是加来地区有名的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性情文雅娴淑，惹人喜爱。她曾拒绝了一位将军儿子的求婚，理由是这年轻人是个军官，她不愿嫁给军人。她声称宁愿在家乡生儿育女而不愿经常随军仓促搬家。
1920年末，戴高乐在波兰军事学院应聘任战术学教官期间，得到了一次回巴黎度假的机会。一天，他到一位邻居家里吃午饭，遇见了孩提时代的好友、邻居家的回娘家的女儿丹坎夫人。丹坎夫人见到这位小时常被她开玩笑的青年军官如今一表人才，令人羡慕，立刻联想到那位声明不嫁军人的伊冯娜，并推测可能只有戴高乐才能改变伊冯娜对军人求婚者的保留态度。回家后她向旺德鲁夫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引起了旺德鲁夫人的好奇心。于是，两位夫人决定精心安排一次“巧遇”，地点定在巴黎的“清秋沙龙”。两周以后，就像真正的巧合一样，两家人在“清秋沙龙”“碰”上了。丹坎夫人很自然地给他们作了介绍。过了一会儿，夏尔和伊冯娜这对年轻人便走到别人的前面去了。他们来到一幅画像前，那幅像画的是童年的莫里斯·罗斯丹。罗斯丹是戴高乐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的剧作《小鹰》最早引发了小夏尔的爱国热忱。于是，这位年届30的未婚青年便抓住机会向第一个闯进他心里的少女炫耀起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尚的情操。他大段大段地背诵了这位诗人的诗句，使伊冯娜完全着了迷。伊冯娜回家后，实在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她一反常态地对妈妈说：“夏尔是一位惹人喜爱的好青年，他知识渊博，温文尔雅，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个子太矮了”
当母亲的哪能不懂女儿的心？她立即邀请戴高乐一家赴茶会。入座以后，戴高乐上尉循规蹈矩地把他的军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双膝上面。但当他想往这一堆东西上面再搁一杯茶时，竟笨手笨脚地把茶杯弄翻了，茶水洒到伊冯娜的裙子上面。坠入情网的姑娘一阵热烈的大笑，给那位窘迫不堪的大兵解了围。一周之后，这对情侣在凡尔赛宫再度相逢。刚跳完第六支华尔兹舞曲，迫不及待的戴高乐就正式向伊冯娜求婚，伊冯娜当然是欣然同意。
1921年4月7日，戴高乐再次从波兰请假回国。在加来圣母院教堂里的夏尔马涅和圣·路易的圣像之间，这对纯洁忠诚的夫妻完成了他们心灵的结合。从此，在近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中，两个人一往情深地相亲相爱，不论是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岁月，还是在戴高乐担任总统的顺风期间；无论环境、政局如何变幻，家庭、亲属如何遭逢大悲大喜，两个人总是始终如一地相互支持，同甘共苦。伊冯娜曾说，对于一个赴汤蹈火的英雄来说，愈是环境艰难，愈更加需要爱情的支持和灌溉。
少女时代的伊冯娜曾那么畏惧军人家属永不安宁的迁徙生活，但从凡尔赛宫的第六支华尔兹舞曲的最后一个音符消逝之时起，她就抛开了所有的畏惧，勇敢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她像一只永不疲倦的小候鸟，每搬迁到一个新居，她都能迅速地为那位注定要经受风雨磨炼的人筑起一个温馨的小窝，让他放松一下自己。特别是戴高乐当了法国总统之后，她陪同丈夫外出时三次遇刺，每次她都以惊人的不外露的勇敢精神经受住了死亡的考验，更为戴高乐的巨人形象增添了异样的光辉。
作为一个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事业的人的妻子，伊冯娜认为自己的神圣天职就是相夫教子。她生了三个孩子：菲利普、伊莉莎白和安娜。这个五口之家浸透了使戴高乐政治生涯活跃的价值因素。因为这个家庭反映了戴高乐古老的侠义气质，他的基督教价值，他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和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这个家庭是戴高乐留给世人的极为感人的遗产之一。
法国海军上将菲利普·戴高乐极像他的父亲，在二战时期他以中尉的身份和所有的战斗法国人一起英勇作战。战后他惟一的抱负就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为国效劳，从不要求任何特权，从不干任何有损于“将军”体面的事。他的妹妹伊莉莎白具有他母亲的简朴、优雅的特点，她与一位法国陆军军官结了婚。这两兄妹都实践了父母亲“自立自强、不依靠父母”的谆谆教诲。
三个儿女中最特殊的是安娜。1928年冬，戴高乐少校举家迁至特里尔第十九轻步兵营驻地时，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因兵营里流感正猖獗，爱兵如子的少校无法回家照顾怀孕的妻子。临产前几个星期，伊冯娜独自上街时被汽车撞倒在冰雪中，虽然没受伤，却深受惊吓。足月临盆，她安全地生下了安娜。但医生告诉戴高乐，他们的女儿将会智力迟钝，可能永远不能说话！这个晴天霹雳，给戴高乐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在以后的日子里，两夫妇尽一切努力设法恢复孩子的智力。伊冯娜曾说：“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可惜毫无效果。
有人建议把这个残疾孩子送到收养所去，但两夫妇都拒绝了。戴高乐解释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世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
于是，照料、保护，使安娜幸福的责任就一天比一天沉重地压在这一对本来就肩负重担的夫妇身上。平时，伊冯娜像呵护雏儿的母鸡似的围着安娜转，即使是陪同丈夫去外省视察或外国访问，她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参观慈善机构以便学习照料残疾儿童经验的机会。而戴高乐，为了补偿给女儿的父爱，只要有机会和女儿在一起，他就抛开了全部尊严。他常和女儿手拉手绕着院子走，抚摸着她并悄悄地讲着她能理解的事。他常带着女儿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小哑剧，唱民歌给她听。为了保护安娜不受外界打扰，他不许好打听的人和新闻记者接触他的女儿。战时在英国期间，他甚至禁止在他乡间住宅拍照的新闻记者把他的孩子们拍进去。因为他知道安娜在场不在场都会引起议论和其他孩子的取笑。
两夫妇更担心的是在他们身后没人保护安娜，因而用他们有限的收入设置了一笔“安娜·戴高乐基金”。他们还以自己微薄的财力，在尚贝尔附近的林地上建立了一所残疾儿童养育院。直到1947年，安娜在20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夫妇俩才泪流满面地离开已经“和别的孩子一样了”的女儿。
即使是在这么揪心的20年中，伊冯娜也是始终如一地以她的勇敢精神奉献她平凡而伟大的爱心，从没向丈夫皱过一下眉头，吐露过一个抱怨的字眼。世人看到的，是20世纪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位咤叱风云的将军，只有一位熟知这个家庭的友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很少人知道这位将军是多么依赖伊冯娜，这些年来她一直支撑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