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府断言我国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交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天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迫使我国军队撤退的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提供突袭的因素，才使我国的领袖们落到现在这种不幸的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决不！
我是根据对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你们要记住，法国不是孤单的。它没有被孤立。在她的后面是一个广大的帝国，并且她还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大英帝国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和英国一样，法国还能够毫无保留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斗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错误是犯过的，曾经有过迟延和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事实仍旧是：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需要的每件东西依然在世界上存在着。今天我们被机械化实力的无情力量击败了，但是我们还能瞩望未来，更加强大的机械化实力将给我们带来胜利。世界的命运有待决定。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烈火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对于法兰西，这是她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救亡的战斗檄文。但对于坐在麦克风前宣读的戴高乐，这一刻却是一个十分痛楚的窘境，“随着那覆水难收的言词滔滔涌出，我心中感到，我在坚强的法国和统一的军队中的生涯行将结束。我在49岁上开始去冒险，就像一个被命运抛入完全陌生环境的人。”
他面前障碍重重，意志稍为薄弱的人可能早就被压垮了。英国外交部怕得罪贝当元帅而进行干预，使戴高乐6月19日以后好几天不能广播；他为激励波尔多的贝当政府振奋斗志的最后一次努力，换回的却是命令他立即回国的电报。他给魏刚将军去了封信，恳切地要求他出来领导抵抗运动。得到的却是法国大使馆转交的要他去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接受战争委员会审判的命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戴高乐四年徒刑，后来由于魏刚的坚持，竟改为“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戴高乐只好向法国驻海外的殖民当局打电报，呼吁他们坚持抗战，邀请他们来伦敦共商抵抗大计，得到的却是一片嘲笑。那些总督们认为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他在官场中“惟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次长而已”。就连决心打下去的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也认为没有理由非得响应戴高乐的呼吁不可。
戴高乐毫不气馁。6月19日晚，他又利用英国广播大声疾呼：
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撤离军事阵地，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一片领土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但法国的军政首脑们依然不理睬戴高乐的警告，反而加快了投降的进程。6月21日中午，在巴黎市郊贡比涅森林，一战结束时法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向投降的德意志帝国宣读34个条款的地方，这些在戴高乐面前高傲得不可一世的老爷们，在希特勒面前，却卑躬屈节地静听德国军官凯特尔向他们宣读德国提出的条款。这条款共36条，比22年前的加倍苛刻。其中最恶毒的一条，是强迫法国人把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上的反纳粹的德国流亡人士，全部交给希特勒帝国；凡是与别国联合对德国作战的法国人，被捕后立即枪决；所有战俘都将被拘留到签订和约为止。条款还规定：法国舰队必须复员，解除武装，并把舰只停泊在本国港口废弃不用。最后，希特勒给法国划定一片未占领区，在法国南部和东南部，由贝当政府治理，并指定把首都设在维希市（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手段。它不仅从地理上和行政上分裂了法国，还可以让法国流亡政府难以成立，并可以打消躲在波尔多的政治家们把政府迁往北非的任何计划）。
对这样苛刻的条件，法国的军政首脑们没提任何异议。6月22日下午，法国代表和凯特尔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都怵目惊心地注视着法兰西这颗伟大明星殒落，绝大多数法国人听到广播后都凄然泪下。
敌人指定的傀儡政府显然已经不能代表法国；6千万法国人民更不能没有祖国！不能再等待，不能再对那些“老爷们”寄予希望！在这严峻的时刻，戴高乐在伦敦再一次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维希政府已完全丧失了正统性，并正式宣布成立“自由法国运动”，号召把“自由还给世界，把荣誉归还祖国！”当天，代表“自由法国运动”的洛林十字旗帜即在海峡彼岸高高飘扬起来。
6月28日，英国正式承认临时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丘吉尔对戴高乐说：“你孤身一人——那没关系！我就承认你一个人！”
这样，历史的大潮把戴高乐推上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境地：在法国本土，存在着一个表面上“合法”并得到美、苏等大多数国家承认、只有英国认为“不能再将它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的“维希政府”；但在伦敦，他又打出了代表“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号并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到底应该由谁来代表法国？当时谁也无法作出权威的回答。但世界是只相信强权相信实力的。戴高乐深知这一点。他说：“我力量有限，孤立无援。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爬上高峰，永不后退！”
他也确实再无退路只能前进——为了法兰西的独立和自由。他更加努力地四处奔走，一面和挪威、荷兰等国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联系，取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一面加紧招兵买马。他向英国政府借了白城体育馆作为招兵基地，和那些逃难到英国各地来的法国人见面，用他那犀利的目光、坚定的手势和清晰、粗犷的声音鼓动他们：“如果希特勒来伦敦，他也许早已来了；我认为俄国将先于美国投入战争，不过苏美两国都会介入战争。希特勒想的是乌克兰，他征服不了俄国，而这将是他失败的开始。法西斯的侵略会激起全世界愈来愈多的国家的人民的反对。我们暂时虽说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法兰西这个国家一定会在我们手里重新获得解放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
戴高乐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强烈的爱国情操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和他见面的爱国志士。在他“六一八”广播呼吁之后，已有几百人集合到了他的旗帜下。6月29日，他到利物浦附近的特伦特姆公园活动，招募了外籍军团第13旅两个营，200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 2/3，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几天以后，又有两艘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拥护他，驻在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组成了他未来空军的核心。6月30日，第一个有高级军衔的人投奔到洛林十字旗帜下，这就是后来连续三次“米塞利埃事件”的主角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他的到来对戴高乐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舞。紧接着，一些人从法国绕道西班牙逃出来，一些人从北非经直布罗陀投奔而来；白城的敦刻尔克伤兵中，有200名决定加入自由法国，一个渔船队甚至把布列塔尼沿岸塞纳岛上所有的身强力壮的男人都运到了科尼什海岸上。而且，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份来信寄到了伦敦。
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军队中一些不甘屈辱的中高级军官也冲破层层阻挠聚集到了他的身旁。他在德国战俘营的难友卡特鲁上将特从西贡赶来听候当年的“大元帅”的指挥，并且巧妙地拒绝了英国内阁一些人希望他能取代级别和影响都较低的戴高乐准将的建议。同时勒让蒂约姆将军、德拉米纳上校、达尚利尔海军少校、布路赛少校、德奥特克洛克上尉等大批后来成为得力干将的年轻军官也先后赶来报到。戴高乐的圣西尔军校老同学贝图阿尔重返摩洛哥时，一次给他留下了所部外籍军团的半个旅。虽然上述人全加到一起也不算太多，但他们的重要性却不是数字所能计量的。他们极大地坚定和鼓舞了戴高乐和他的支持者的信心和斗志。
忙忙碌碌中，法国的国庆节悄悄来临了。为了向世界宣告一支反法西斯的法国军队存在，戴高乐果断而不乏想象力地决定举行一次独特的阅兵式。
7月14日上午，拥有七千多人的自由法国战斗队齐集白城体育馆。戴高乐全副戎装，威严地站在台阶上，他的身后是一幅巨大的一战英雄福煦元帅的画像。在伦敦公众赞许的目光下，一列列方队英姿勃发地走过主席台。戴高乐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可以感到他冷峻的外表下燃烧着一团烈火；他的心灵深处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团结和依靠他们肩负起光复祖国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这是戴高乐和他的部队第一次在伦敦公开亮相。这是对德国人和维希政府的首次公开挑战。紧接着，首批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德国鲁尔区的轰炸，标志着法国重新投入了战斗。
绝望之中的法国人民，立刻用了他们独特的方式向戴高乐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这是两张照片。一张拍的是7月14日，法兰西国庆节，法国男女伫立在无名将士碑周围，沉浸在无尽的悲哀里。照片上面还写了这么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待你！
另一张，是一冢被过路人献满了鲜花的坟墓。这是戴高乐母亲的坟墓。7月16日，这位伟大的母亲向上帝奉献了她的苦难，祈求挽救法国和庇护她的儿子的使命以后，便独自在班明死去了。
5 “只有接受失败的人才会失败”
在对戴高乐的态度上，再次说明了人民和反动统治者之间实在不可能有共同语言。法国人民说：“现在我们在等待你”；维希政府却攻击戴高乐是“国家的叛徒”、“丘吉尔一手扶植的傀儡”、“走狗”，并荒谬地“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
对这样的攻击，戴高乐嗤之以鼻，但他也确实感到，在初步建立了一支战斗队之后，尽快确立自由法国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早在6月28日，英国政府便发表公告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领袖”。于是，戴高乐就以“自由法国领袖”的身份和英国首相及其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谈判”。他们以他6月26日交给丘吉尔先生和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一份备忘录为起点，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达成了1940年8月7日的协议。
这一协议通常被称为“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它是戴高乐努力建立的那座大厦的基石。在协议中，戴高乐坚持英国必须保证重新恢复法国本土和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他是想以这种办法从法律上打消英国人可能怀有的任何攫取法属领土以扩大不列颠帝国的冒险想法。最后，英国人终于承认他们有义务“完整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
在草拟确定戴高乐将军本身的权限和如何使用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条款时，双方字斟句酌，进行了艰苦的辩论。出于人力物力相差悬殊的现实，戴高乐不得不承认指挥任何联合行动的最高权力只能属于英国，但他却为自己保留了拥有对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只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一般指示”。在这种方式下，一种纯民族的性质就建立起来了。
在协议中，自由法国军队的开支暂时由英国政府负担。由于初期戴高乐没有财源，所以坚持载明这只是借贷。所有开支将单独立账，以后予以偿还（实际上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全部清偿），从而保持了法国的荣誉和独立自主。这一点，使戴高乐在对外关系中凡涉及到法国利益的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个“高大的强硬者形象”。
这一协议更加重大和现实的意义还在于：不仅使戴高乐摆脱了当前的物质困难，同时也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从此有了正式的基础，而且还使全世界知道，英法的团结又有了新的开端。其结果是不久就在法兰西帝国的某些领土如中非和法国的海外侨民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紧接着，其他国家也开始效法英国朝同一方向采取了一些步骤。这首先发生在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之间。它们的力量虽然很小，却保持了它们在国际上的代表地位和影响。
在努力使“自由法国”获得国际重视的同时，戴高乐还千方百计使政治和行政机构的雏形活动起来。这时，戴高乐得到了一些杰出人物的支持。卡森教授作为他的助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许多协议和公文。安东尼负责管理初期的内政部门的行政事宜；拉比和爱斯加拉负责和外交部各部门以及欧洲各流亡政府联系；普列文和丹尼斯负责管理微薄的财源；舒曼担任了无线电广播的自由法国代言人；宾金则与同盟国妥善地解决了法国商船和海员的使用问题。此外，年轻的德瓦弗兰上尉以“帕西”为化名，白手起家地创建了一张颇有能量的秘密情报网络。在处理军事问题方面，戴高乐还拥有了一批得力的参谋。就是这样一批被敌人诬蔑为叛徒、贪婪之辈和冒险家的人，在自由法国崇高事业的鼓舞下，不惜赴汤蹈火，一直追随着戴高乐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斗。
到了这时候，戴高乐意识到他必须去开拓非洲了。两个月前，他还在枉费心机地苦谏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去领导非洲那辽阔的法属殖民地，开拓反击德国侵略者的基地。现在，这个责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自己的肩上。
但是，到非洲应当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在北非，诺盖将军抵制投降达三天之久，但终于屈从于事实。刚果总督布瓦松起初也反对投降，但当他被维希政府提升为高级专员时，马上变了态度。乌班吉人虽然赞成抗战，但得看布拉柴维尔方面的眼色行事；加蓬保持沉默，然而沉默中却怀有敌意。只有喀麦隆和乍得两处使人振奋。喀麦隆人对投降非常愤慨，尽管总督布律诺不愿表态，但公共工程局长莫莱尔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宣布支持自由法国。乍得黑人总督埃布埃对纳粹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他表示随时准备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