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感选集》及序言避难成了政治家的家常便饭。
在鲁迅家里，瞿秋白前脚刚跨出大门，后脚就又踏进来了。这时，正值鲁迅加入民保盟不久。
1933年2月，萧伯纳乘坐周游世界的英国船到达上海。这位著名的英国剧作家，早年参加过改良主义的费边社，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同情和赞美苏联。在他的作品中，辛辣地抨击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而与下等人相亲近。在他未到中国之前，上海新闻界舆论界就已经变得热闹起来了，或呼之为“和平老翁”，或责之以“宣传共产”，或借机宣扬好政府主义，不一而足。中国人都很知道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敌，谁的太太的生日在哪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伯纳并不了解，他的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罢了。各种说法，虽然彼此矛盾，但还是以厌恶者居多。
鲁迅读过萧的作品和传记，仅仅因为痛快淋漓地撕掉绅士们的假面，就足够使他喜欢了，何况还有那么多为他所讨厌的人讨厌萧？在萧来沪的前两天，他写了一篇《萧伯纳颂》，称萧为“伟大的”。
16日午后，他接到蔡元培的信，说萧现在就在孙夫人家里吃午饭，教他赶紧去。当他来到宋庆龄家里时，午餐已经吃了一半了。
席间，他和萧没有交谈，彼此间只讲了一句话：
“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
“我变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
照过相以后，大约两点左右，鲁迅随同萧等一起来到名叫“世界学院”的大洋房。在这个笔会的欢迎会上，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五十多人合起围来，向萧提出各式各样的质问，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3点过后，返回宋庆龄的家里，又有四五十人在等候萧，排成半圆阵，纷纷质问，一样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傍晚，回到家里，鲁迅就把欢迎萧的情形对瞿秋白说了。他们同时觉得：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就有这么多的故事和议论，倘是别的文人，未必会如此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倘若能够把报刊所有的捧与骂的文章收集起来，剪辑成书，当是一份重要的文献。然而，这工作，何以不亲自动手呢？当下商量的结果，由许广平跑到北四川路一带，买来各种报纸，再由鲁迅和瞿秋白把需要的材料圈定，然后由许广平和杨之华一同剪贴成册。
通力合作的结果，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后，遂以一种完整而有意味的形式呈现于读者之前：《萧伯纳在上海》。
本书以“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的名义，由野草书屋出版。其中有个人的文章，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张资平、胡适等，都一并包括在内，还有中外报纸的评论，萧伯纳在香港、上海、北平的谈话。此外，有的地方还加了按语。前记系瞿秋白所作，鲁迅写了序言。
在序文里，他指出，本书是一面大镜子，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从去照或不愿去照里，各各显出藏着的原形。胡适博士的所谓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欢迎之说，他表示特别反感，讽刺地称之为“中国学者的巧妙”。结末他认为，凡此种种人物及所玩的花样，都不出“旧传的脸谱”。
本书里有一段话说：“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萧如此，鲁迅也如此。
从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出发，是不能不为叛徒辩护的。
有叛徒，自然也就有奴才。
肃立左右以听差遣的贾桂一类自不待言，连一贯标榜自由中立的知识阶级，到了关键时刻，也都往往把口头上的一点“自由”自动奉还权力者。曾几何时，胡适与他的新月派朋友还在大谈其“自由”、“人权”，现在却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座上客，但不久，又摇身一变而为统治集团的要角了。
继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以后，北平很快有了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分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分会成立的当天，即发电中央，要求免去江苏省主席顾祝同的职务，惩办枪杀《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的凶手。第二天，市党部对北平分会予以否认，并通知市政府军警机关勿予备案。对此，胡适发表谈话说：民权保障同盟系根据中华民国的约法组织，若说非法，则法将何解？那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出版法与民众团体登记条例等，也当予以废除了。抗议的调子虽然温和，毕竟表明了一个人权领袖所应持有的态度。
史沫特莱收到一份《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其中揭露了反省院里种种非人道的情形，于是提交给民保盟。在临时执委的会议上，决定将控诉书分送中西各报刊登，并写有缘起，明确提出：“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胡适收阅了史沫特莱航寄的英文本，很不满意，接连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否定控诉书的真实性，说反省院中并无酷刑，最大的苦痛，也只是脚上带锁及营养不足二事而已。在后一封信里，居然写了这样近于要挟的话：“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不等朋友的复信，也不待总会的答复，他跟着致函《燕京新闻》及其他几家报社，指责所刊发的控诉书是“伪造的”，并以自己视察反省院的见闻，证实所谓酷刑的毫无根据。与此同时，又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公然反对总同盟关于释放政治犯的主张。他说：“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在与《字林西报》记者谈话时，他继续指责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认为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俨然政府当局的辩护士！
鉴于胡适这种公开反对会章，攻击会务的表现，总盟临执会曾两次致电要求他作出解释并公开更正，他没有答复。3月3日，民保盟开会决议，开除胡适的盟籍。
去年5月，胡适在他所创办的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的引言中，大力标榜一种“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的“独立的精神”。不出一年，他就决心做政府的一个“诤友”了。对于他与民保盟决裂的态度，国民党统治集团极为欣赏，于是由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函邀他出任教育部长。他回信说：“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开除胡适的会议，鲁迅是参加了的，他十分重视胡适的动向。在知识界，胡适的确是一位难得的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对于这类并非纯粹的政客，组织上的解决，并不能消除其在社会上的影响。这里需要批判的武器。当事态还在发展中，他便写信给北京的朋友，希望代他收集胡适最新发表的关于人权问题的文章。
这时候，瞿秋白已经搬离了鲁迅的寓所，住进东照里的亭子间。在新居，瞿秋白写了不少诗文，其中，有十二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并且后来由他编入自己的集子中。的确，有些是鲁迅参与了意见的，如关于胡适的部分，便表达了两人共同的憎恶和鄙夷之情。
《王道诗话》有云：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这些文人小无耻，什么虐政，都可以被他们用各式各样的理论，说成是“合理”的、“正确”的、“英明伟大”的。有“王道”的地方没有“人道”，所谓“人权”，不过是大王恩准赐予的权利而已。
《出卖灵魂的秘诀》援引了胡适的谈话：“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在这里，胡适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了。这类知识精英，其目的不在开发民智，而在开启权力者的觉悟。至于权力者，是可以不问中外的。比起中国小百姓，他们聪明，全在善于出卖灵魂。
1931年底，鲁迅写过《知难行难》一文，讽刺胡适等人的“专家政治”的主张。其中，说及权力者与知识者的关系，有一段很漂亮的话：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现在，他又写了《“光明所到……”》和《言论自由的界限》两文，谴责胡适和新月社诸君子，称之为《红楼梦》中的焦大一般的奴才。两篇文章都提到“光明”的字眼。胡适在《招商局三大案》上题词道：“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惟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所谓公开性，是以承认目前的黑暗当局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这样又有多少“光明”可言呢？要知道，现在比过去“光明”，但也一定比先前厉害，连说话没有界限，也都可以把性命送掉的。世界上哪里有什么“言论自由”？偏偏有人在嚷着要尝甜头！这种误解，就在于不知道现在的言论自由，只是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地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所以，鲁迅警告说：“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充分表明了他对权力者的不信任态度。
在鲁迅与胡适之间，本也没有什么私怨。但终于没有放过胡适，全在于他对奴性，以及所谓“独立”、“自由”的虚伪性的嫉恨所致。在他的笔下，奴才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但又有别于拿着马粪的探头探脑的英雄。这种区分是微妙的。对于他，权力者是一个坐标，几乎他的一切喜恶，都以观察评论的对象同权力者的距离远近为转移。
东照里是鲁迅通过内山租赁的。瞿秋白夫妇刚刚搬进新居，他就手持了一盆槿花送给杨之华，算是一种庆贺。
瞿秋白一来，就在屋里挂起鲁迅书赠的立轴，上面写的是何瓦琴自集禊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寻找人生知己实在太难了！此联其实也道出了瞿秋白的心事，在大上海，除了鲁迅和之华，还有谁真正理解自己？有时候，他总觉得有一种无法驱遣的寂寞，身体也无比疲累，但是，只要同鲁迅会面一次，就会立刻感到一种沐浴过后般的清爽。要不，他宁可在更为疲累的工作中把自己掩埋。他知道，两人共处的时光是十分短暂的。作为职业革命家，是随时可以遇到不测的；而作为熏染过老庄哲学和佛教经典的知识者，也还会不时地生出无常之感。他暗暗地力求抓住某种永恒的东西，从而保持内心的均衡。他早就感到应该为鲁迅做点什么，搬到东照里以后，便动手编起鲁迅的杂感来了。他对杨之华说：“我感到很对不起鲁迅，从前他送的书，我都在机关被破坏的时候失去了。这次我可要系统地读读他的书，为他的书留下一个纪念。”他甚至觉得，除了自己，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充分揭示鲁迅杂感的光辉。
瞿秋白很想尽快地把这件事情做完，无奈环境的干扰太大。房东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中年寡妇，而他的房客又十分复杂，既有中国商人，又有日本的商人和浪人。他们常常来串门，东拉西扯，纠缠不完。于是，瞿秋白想出一个谢客的办法：自己装病，关起门来看鲁迅的书，让杨之华在门旁熬汤药。周围的人们闻到满屋子的药味，果然不来了。经过紧张的阅读，他编成一本名为《鲁迅杂感选集》的书稿，接着，一连四个夜晚，又写成一篇洋洋万余言的序言。
瞿秋白论述了鲁迅杂文产生的广阔而深刻的社会背景，阐明它在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序言说，鲁迅是莱漠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深刻地感觉到士大夫的种种卑劣、丑恶和虚伪。他诅咒自己的过去，竭力地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辛亥革命前，鲁迅倾向尼采主义，喊出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是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在“五四”前夜，他带着孤独的沉思参加思想革命，成为青年叛徒的领袖，而他的作品也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五卅”以后，僵尸的统治转变成戏子的统治，活人和死人的斗争，垂死阶级的挣扎和新兴阶级领导的群众的反抗，经过一番暴风雨的剧变而进到了新的阶段。在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从进化论最终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
对于我们，鲁迅的战斗经验之所以宝贵，是因为他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始终在作着“韧”的战斗。他的“壕堑战”，是有名的。他主张打落水狗，充分表现了他的反中庸、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
序言特别指出，鲁迅的战斗，往往通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在他的杂感里，陈西滢、章士钊等类的姓名都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此以前，鲁迅一直被攻击为气量狭小睚眦必报的人物，这样一来，隐蔽在私人问题之下的战斗的原则上的意义就被全然抹杀了。
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对鲁迅及其杂感作如此全面的高度的评价，瞿秋白还是第一人。这篇序言侧重鲁迅的战斗进取的方面，多次强调后期的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在线性的描述中，多少使一个内涵丰富的鲁迅简单化了。其中，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论述，其实是并不确切的。它只是从肯定鲁迅的角度，再次重复了当年创造社关于鲁迅立场“转换”的说法而已，却成为此后的鲁迅思想“飞跃”说的滥觞。文中，瞿秋白对鲁迅思想的独立性估价不足，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局限和性格的弱点。无论是作为共产党人，或是作为知识分子，可以说，他都不曾获得独立的人格。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整个的思想运转过程都在于适应而非创造。他说：“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这样，也就自行抽掉了思想的自主原则。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的处境十分恶劣，心境也渐趋颓唐。这时，虽然他并不认为中央路线和国际路线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又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对于文艺问题，他的意见是明确的，战斗的意气也很热烈，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化的理解。如序文中对尼采主义、集体主义、知识分子、落后的国民根性的分析，都留有左倾的色彩。而鲁迅不同，包括他的集体观念在内，都是以一种自由体验为基础的。序言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称鲁迅的杂文为“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但是，由于过分强调思想战斗的意义，以及杂文观念的革新，因而多少忽略了在审美方面的价值。
皇皇大论，虽或未尽确当，且有政论化的味道，但是鲁迅读来却有着从未尝试过的满足感，至少，它表达出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的本意。正是在攻击和改造社会这一根本意义上，他才如此地偏爱杂感。虽然，对于小说创作，也都不无怀念。
4月，鲁迅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
大陆新村是一家私营银行专为出租而造的住宅群，一式的红砖三层楼建筑。这带地方属“越界筑路”区域，可以说是半租界。鲁迅寓所的西郊，住的是白俄巡捕，东邻是日本人。他是以内山书店职员的身份住在这里的。
在北川公寓，由于党部的“通缉令”尚未撤消，在同胞的包围中间生活是很不安全的。来到大陆新村以后，周围的脸孔变得陌生起来了，而外国人的气焰又不免使人气恼。迁居未久，只因为海婴在前门玩耍时，不慎弄坏了日本孩子的玩具，从此改从后门进出，把前门的铁栅门用黑铁皮封起来。
现在，到东照里只隔一条马路，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往来也就更加频繁了。鲁迅过去时，喜欢夹一个黑印度绸书包，内中装着各类杂志、小说、纸笔，还有糖果。晚间，要是附近的面包店烤好面包，他也会偕同许广平趁热送去，借此亲炙一番……
然而，这样的机会太少了。7月，瞿秋白夫妇离开东照里。辗转半年，终于到了诀别的时刻。
1月，瞿秋白动身前往中央苏区。他的生命从此变得相当暗淡，接着，就在渊默中沉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