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常常表现出这样两大特点：羼杂和反复。由于大力鼓吹民族主义，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倾心于枪炮的嘶鸣，民主的呼声于是几乎被淹没了。在思想战线上，封建主义没有受到更大的触动。东方的文化传统，培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格，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不可能成为他们手中的坚持到底的旗帜。武昌起义胜利以后，起义者把元首的宝座拱手让给遍身血污的屠夫黎元洪，就是对革命的莫大讽刺。在理论上一败涂地的立宪派，开始反过来吃掉革命派。它一面使用祖传的捧的办法，个人崇拜的办法，使革命的领袖人物一一蜕化为王侯将相；另一面接过革命的口号，略施粉墨，便理所当然地跻身于革命派中间。尽管台上的角色走马灯般的变换，整个政治体制没有丝毫实质性的改变。少数真正的革命者，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了，人民却没有能够理解他们。革命精神，被窒息在仍然以权力为中心的上层社会里，而根本无法下达基层。越是底层，越是闭塞，蒙昧和阴暗。1912年元旦，以孙中山为临时总统的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在象征意义上，它结束了封建帝制对中国的统治，但是却无法改变数千年的传统力量沉积而成的现实状态。
王金发进城以后，随即杀掉一批一贯敌视革命的恶霸地主，逮捕了章介眉，即使他已经把小辫子盘到了头顶上；公祭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厚恤他们的家属，并没收了章介眉的部分沙田，拨作徐祠、秋社的祭产；此外，释放狱囚，平粜施赈，减免赋税，兴办教育，都充满着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
可惜不久，就被骄气和暮气所替代了。
都督府计分四部三局。四部是：司令部、军事部、政事部、经济部。头两部为王金发自己所掌握，政事部部长则是程赞清，可见政府大权仍然留在原知府手中。三局是：团防局、筹办局、盐茶局。其中最重要的团防局，由徐叔荪任局长。光复以后，绍兴当地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接连出现众多的“革命党”：社会党、统一国民党、自由党……它们把王金发团团包围起来，旗帜就是徐叔荪。
徐叔荪是有钱有势的乡绅，又掌握地方武装，特别有“烈属”的招牌可资利用，于是个人势力迅速膨胀，致使王金发后来也不得不在他的意志面前步步退却。
王金发也不是没有安插亲信，像盐税局长是他的舅父，酒捐局长是他的表弟；禁烟局长，胥吏差役，也都大部分是他的同乡。被地方称为：“三黄”的黄介清、黄伯卿、黄竞白父子兄弟叔侄三人，由于与王金发私交极厚而担任了经济部长等要职。他们意在做官，大事搜括，严重地破坏了革命政府的威信。
随着地位的迁升，王金发已经渐渐忘却了过去的艰苦岁月。他经常挟俊婢、骑骏马，游冶郎一样驰骤郊外；或者寓居上海，奢靡淫逸，流连忘返。在他看来，打江山，坐江山，大丈夫固当如是。从事革命时，他把家中的田产全部卖光；待做了都督，家中所有债务都还清了，还债时，特意命人用洋油箱挑着银元前去。乡下的亲戚到都督府里去看他，他总要送他们一些钱，表示为人的慷慨。有一次，他的夫人回乡省亲，也都带兵前去。在离娘家三里路以外的地方，夫人和侍女就从明瓦大船上岸了。她们骑着高头大马，一路上洋号洋鼓，吹吹打打，引动远近的人们赶来围观。他还派人从乡下把外祖父接到府城里享福，用四人大轿抬着，到绍兴时，派了队伍出城鸣炮迎接。把那老人吓得几乎从轿子里跌将出来。由于都督权位的荫庇，府中人物，连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都换上了皮袍子，虽然天气并不怎么冷。
革命，确实给周树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畅快，但是隐忧不是没有的。他总觉得革命来得太突然了。几乎要使所有的人们都来不及应付，无论是官绅，还是市民。年底，他曾写过小说《怀旧》叙述革命军入城的消息所引起的乡绅、塾师以及佣人的惶遽情景。投映在他们眼中的革命军，一例为“长毛”，为“山贼”，为生活中可怕的侵入者。小说虽然使用了幽默的笔调，却不掩对于革命和群众的哀矜。而今，“三黄造反”的说法出来了，“同胞同胞，何时吃饱？都督告示多，日子过不了”的民谣也出来了。周树人感到十分不安而且愤慨，亲自找到王金发，让他严加约束。但是，他的劝告没有被接受。
突然，宋紫佩派人找他来了。
绍兴府中学堂的青年学生，以他们的敏感，同样意识到了革命的危机。经过开会讨论，认为宣传革命，应当有比武装演说队更好的办法，于是有人提议办报，对王金发的军政分府实行抨击。议定之后，宋紫佩建议征求周先生的意见。
利用民间舆论对政府实行监督，这是极好的主意。树人当即表示了他的看法。他想：革命的政府是不会害怕舆论的。害怕，只能意味着虚弱。只要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宣传喉舌，就可以构成对政府的某种压力。承受一点压力是十分必要的。
“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派来的青年望着先生，讷讷地说，“为了社会，我们知道您决不会推却的。”
用报纸来监督政府，特别是自己人的政府，的确是破天荒的事情。不过，以笔杆对抗指挥刀，无论如何不是好玩的，何况在王金发的背后，踞立着全城的恶势力。但是，他没有怎么想及个人的安危得失，倒是想，拯救革命，必先拯救革命党。对于革命党，也如对众国民一样，没有充分地暴露是不可能达到彻底救治的目的的。
他同意了。
周树人答应青年学生的要求以后，便积极地参加了报纸的筹备工作。
报纸的发起人有：周树人、陈子英、孙德卿。报馆设在大善塔下的一幢旧斋房里。总编辑是陈去病，经理是宋紫佩，周树人则被公推为名誉总编辑。
两天后，出报的传单印发出来了。五天后，即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正式创刊。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一种服之不孕的毒刺——“黄棘”作为笔名，为日报撰写了一篇措词激切的“出世辞”：……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继自今而天下兴亡，庶人有责……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冀治化。纾自由之言议，尽小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唯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况复神驰白水，孰眷旧乡，返顾高丘，正哀无女。呜呼，此《越铎》之所由作也！骂，成了报纸的最大特色。开首骂的是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以后便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自然，王金发有什么革命措施，报纸都会采取支持的态度，如逮捕章介眉，修复秋瑾墓，准备北伐，等等。但是，那主调仍然是骂。
根据周树人的建议，报上开辟了“稽山镜水”专栏，刊载杂感式的时评。他自己就为这个专栏撰写了不少思想犀利的短文，如《军界痛言》一类。作人起而响应，也参加了写作。兄弟俩还根据《大陆报》、《东亚报》等外文报纸，包写“译电”一栏的全部文字，报道重要的国内大事和国际新闻。
作为一份地方报纸，《越铎日报》真可算得别开生面，因此，它的销售量也就由原来的二百份迅速增加到一千七百多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最初，报纸是从陶成章经办的“北伐筹饷局”里领取九十二元余款当作开办费的，买一箱纸和付一个月的印刷费，便一下子用完了。几乎是白手起家。于是，同人就计划招股筹款，招股简章还是由周树人校改后交付印刷的。在发行方面，他也想了些办法，像找人包销，便可借用商业性手段弥补书生的鲁钝。一切在于扩大舆论阵地。除了撰文，他还常常到报馆里来，指导青年的工作。时间和精力的大量消耗，成了他的日常需要。他一面感觉疲乏，一面仍感觉亢奋。那个诞生在遥远岛国里的信念原来并没有被完全埋没，在此期间，他已经能够利用自己的文字，为改造国民根性，促进民主共和，做一点切实的工作了。
报纸与军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终于，有消息传到周家说，都督因为你们榨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鲁瑞听了，十分着急，叮嘱树人再不要出外惹事。树人笑了笑，告诉他母亲说：“王金发虽然是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们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会明白的，恐吓的话，也不过说说罢了。”
他仍然照常地走路。晚上，还打起写着“周”字的大灯笼。
一天，徐叔荪跑到报馆，见到宋紫佩，十分神秘地说：“王都督看了报纸，暴跳如雷，敲着桌子骂：‘豫才是什么东西，给他一个好看！’”停了停，又轻声地说：“王金发总是强盗出身，说不定真的要做出事来。依我看，你还是劝豫才先生避避风好。”
宋紫佩听后，赶紧备了一封信，叫他的族弟子俊送到新台门去。
傍晚，很好的夕阳。周树人同范爱农在小堂前喝酒谈天，正上兴头的时候，宋子俊赶来了。
周树人拆了信，眉头一皱，放在桌子上，厉声说道：“我料他不敢！”然后，转身对宋子俊说：“告诉紫佩，谢谢他，但是我不走！”
这时，范爱农取过信看了，认真地说：“王金发是武官，骂过也就算完了。可他手下的那批人，却靠不住。豫才，还是当心点好，先避上一二天再说吧。”
周树人沉吟了一下，苦笑道：“好，依你的话！”又对宋子俊说：“不过，译电稿还得照常拿。至于到哪里拿，明天问我母亲好了。”
在革命的形势底下，他头一回开始避难。
第二天，宋子俊根据鲁瑞的指点，雇来乌篷小船，找到皇甫庄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才找到周树人。
周树人如约把夜间写就的一封稿纸交给他，临走时，特意嘱咐说：“你让李宗裕胆子放大些，别的不管，只管将稿子发出去！”
事实上，王金发并没有要杀周树人的意思。根据范爱农得的新消息，倒是派人给报社送去了五百元，而青年们也都把钱收下了。周树人闻讯，即刻到报馆去查问究竟，略说了几句不该收钱之类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反问道：“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周树人说：“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对于心粗气浮的少年，他感到争辩是毫无用处的，甚至可能因此引起其他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便默然走了。
眼前的气候一天天变得阴惨起来。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上头的精神据说是咸与维新，不修旧怨了，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近似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这时，混进革命政府内部的立宪分子和各式的反动人物，都在加紧进行活动。章介眉被释与陶成章遇刺几乎同时发生，作为连发的信号，告诉人们：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危重的关头。
王金发做了都督以后，没有能够满足孙德卿的私欲，他便拉拢徐叔荪，联合地方的一些旧乡绅，其中包括刚刚获释的章介眉，共同反对王金发。他们利用“三黄”的一些劣迹，攻击王金发为“民贼”，把绍兴军政分府说得比清政府还要黑暗，甚至连逮捕章介眉也成了一大罪状。
以章介眉作为关节点，《越铎日报》同人迅速分裂为两派。
2月3日，报纸的面貌突然起了变化。编辑陈瘦崖乘陈去病、宋紫佩不在报社，写了一篇抨击王金发的文章，与另一篇替章介眉开脱的文章一起刊登了出来。报纸过去重在揭露章介眉的罪恶，现在则为他呼冤叫屈，过去也骂都督府，却不失批评的善意，现在已经对王金发实行人身攻击了。
陈去病和宋紫佩从乡下回来，得知转向的情况，严厉斥责了陈瘦崖。斗争的大幕于是拉开。春节期间，封建保守势力在徐叔荪的支持下，突然占领了报社，片面进行改组。改组后，由孙德卿任总经理，陈瘦崖任总编辑，王文灏任执事。《越铎日报》就这样被阴谋劫夺了。
教育界每况愈下。起初，绍兴军政分府有过整顿教育的计划，正是在那么一点改革的氛围里，很快成立了新教育会。但是，现在连这个教育机构也任由自由党一伙把持去了。师范学校的经济十分困难，上面一直拖欠着不肯支付教学经费，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被迫采取提前考试和放假的办法。没有钱，怎么好办学校呢？
“天下多秋气，一室难为春。”周树人觉得举步维艰了。
正在这时，他接连收到许寿裳的两封信，信中转达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延揽之意，催他尽早去南京教育部工作。
——走！早该走了！
故乡。母亲。……如果说，初离故土的时候，是出于激愤的支配，决绝之中也未销尽少年的单纯，总算有一个奇异的梦境在远方招引；而今梦已做过了，异样的地方和异样的人们，也都一一阅历过，那么还要寻找什么？革命？光复的绍兴不正经受了一场革命的洗礼？最时新的招牌和口号都有了，啸聚山林、浪迹江海的革命者来到了坐大轿的时代。抬轿子的那么多：从旧官僚，立宪党，一直到身份不明、临时入股的投机家……革命的元凶已经复活，知识者因清醒而受伤，惟有底层的人们依旧平安，平安而沉默。虽然光复时泛起过倾城的欢乐，但也如同看赛会一般的新奇罢了。他们不可能具有国家主人那样一种解放的愉快，因此也便不可能产生失却的警惕与悲哀。他们早已习惯各种压迫、摆弄，以及周而复始的变迁，从来就没有认真期待过……
十四年过去了，寻找的十四年。又是离家，又是南京。《天演论》、《浙江潮》、《民报》、《河南》……真可怀疑，中国，是否能够被革命所拯救？革命。如果陶焕卿健在，是不是还有必要再辩论一回呢？那时候，整天做着关于“动”的宣传，至今大“动”才过，是不是还需要再“动”下去？要是他健在，而且真的做起“焕皇帝”来，也许一点也不许“动”了，也许要比王金发更厉害些呢！……
文学，哲学，思想，教育，都太迂远了，现实的问题是：日益腐败的政府，分裂的报社，一文不名的学校……危机四伏……尼采说“超人”，大约因为他还不至于陷落到彻底的困境。其实，个人意志算得了什么呢？环境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作为革命的领导人，陶焕卿之死不是来自迎面的屠刀，而是背向的阴谋；作为革命的拥护者，自己也未始怯于群鬼的包围呵！但是，无论死亡或败退，都是当此革命胜利的时刻……
真正的痛苦属于思想者。在革命的旗帜下，周树人感觉到一种蒙受欺骗的屈辱了。
他把离绍的决定告诉了范爱农。这位亲密的合作者很表赞同，只是神色间颇为凄凉，怏怏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
2月19日，《越铎日报》发表了一则《周豫才告白》：仆已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校内诸事业于本月十三日由学务科派科员朱君溪至校交代清楚。凡关于该校事务，以后均希向民事署学务科接洽，仆不更负责任。此白。人间鲁迅（上）
在古都北京，频繁的权力斗争与人事更迭，意味着封建政体的再生性与稳定性。当环境变得无可选择时，他便一面抵御无涯的黑暗与寂寞，一面利用可能的一切条件，默默地做着整理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工作。他始终把握住自觉意识，以不倦的探索，实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