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个磁场，吸引着对它情有独钟的人物。他们以为凭着智谋、胆略，如同现在的股票高手一样，
逢低买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权力财富，然而，永破不灭的事实是，不管是谁，都不过是别人手中的骰子。在权力的钢针上跳舞，没有人能真正笑到最后。
藩镇之乱：权力博弈制造“后安禄山时代”
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纵’和‘连横’的政略与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
——黄仁宇
唐朝的国运，如同蹦极一般，经过安史之乱的暴力洗礼，从盛世的高台瞬间跌落至王权的低谷。此间情形，用宋代晏殊《浣溪沙·春恨词》中的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来形容，实为确切。悲欢离合的交织迷离，已使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满目疮痍。他就像一个年迈的父亲，失去了管束众多顽劣儿子的力量。他伛偻的身影让后人不忍目睹。
身值这般境地，不难想象，帝国的皇帝会是怎样的心情。安禄山死了，史思明死了，祸首既灭，而余党难除。他们虽为投降，实则割据一方。实力决定地位，皇帝唯有默认这种现实，才可能安坐于龙椅。于是，黄仁宇先生指出的“这些地盘，都成世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后追认。”也便成了一种必然。这种情景，史家称之为“藩镇之祸”，黄先生将其理解为“独立及分化的运动”。
乱世当中，自保其身才是处世之道。除了金銮宝殿上的皇位，藩镇想要什么，皇帝就给什么。后世有石油换和平，彼时的帝国皇室，也大致如此。
最高领导人还是要些脸面，他们不以交换的方式体现双方已成事实的平起平坐，而是依旧以赏赐的名义强调着自己至尊的地位。虽然，黄仁宇先生指出，这时的朝廷“对藩镇无力过问”，而藩镇的“独立”随着朝廷的软弱，已经“延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效尤。”
779年，性格宽仁，委曲求全一辈子的唐代宗李豫病逝，唐德宗李适继位。与父亲试图追求权力拉锯战的某种平衡不同，37岁的李适欲使自己的帝国开创出新的局面，他实际的行动，黄仁宇先生已明确指出，“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
在他继位的第3年，河北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依照似乎早已铁定的规矩，其子李惟岳应当继承父位，而不必向长安请示汇报，但也许是出于仅有的一丝尊敬，李惟岳还是打了份报告给李适。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出人意料的拒绝。这个决定惹恼了李惟岳，他联合了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准备以武力表示对李唐的不满。
以往这样的联合一旦形成，即便只是做做姿态，也能让长安胆战心惊而采取妥协，但这回，他们却遇到了硬骨头的李适，李适征调了万余兵士戍守关东，并以还算臣服的地方将领为“剿匪主力”，造成藩镇打藩镇的态势，取得了巨大战果。
这种局面并没能长久维系，原因也简单，拥兵自重的地方将领并不是三岁孩童，他们很快明白，长安方面的“削藩”，说到底是“借此削彼”，“彼”消灭后，“此”的命运也到了终点。黄仁宇先生指出：“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纵’和‘连横’的政略与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
李唐帝国最为糟糕的时刻由此出现，黄仁宇先生说：“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极北的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原本掌握主动权的李适一下子陷入了被动，他感到了不安，但他削藩的决心并未就此熄灭，直到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自任天下都元帅、建兴王，“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才真正震动了他的内心。
此时祸不单行，从西北征调征调来的军队由于没能得到皇帝承诺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尽是些糙米和素菜，路过长安时发生了哗变，史称“泾师之变”。李适逃出长安，奔到今天的陕西乾县，为了勤王护国，正在与叛乱的藩镇对战的前线部队不得不撤军，德宗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为了不使帝国再遭遇安史之乱一样的痛创，784年，李适发布“罪己诏”，将天下大乱，诸镇叛乱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并赦免了全部谋乱的藩镇。
博弈论中有个动态博弈的概念，动态博弈是指参与者的行动有先后顺序，并且后行动者可以知道先行动者所采取的具体行为。虽然李适先下手为强，但其急功近利，使自身的意图暴露于敌眼之下，对手虽动在后，实则谋在前，看准李适软肋之处，才能一击即中，伤到皇帝的痛楚，而且让他永久失去攻击性。到头来，藩镇还是那些藩镇，实权还是那些实权，而李适却已非当年的李适。毫无疑问，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藩镇赢得了胜利。
李适于64岁病逝于会宁殿，倘若没有藩镇这块心病，出于善良的猜度，这位帝国的皇帝可能会活得更长一些。李适一生，始终以先祖李世民为榜样，以恢复帝国荣誉为最大的追求，只是他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快，他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做他雄主的美梦了。相较而言，他的孙子，唐宪宗李纯虽然没有整天叫嚷要学李世民，但其所为却颇有先祖之风，故而被时人称之为“小太宗”。他一生的行迹，简单地说，就是黄仁宇先生指出的“在祖父行退让政策二十年后又发动削藩。”
李纯是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始终不脱“零和博弈”的范畴。所谓零和博弈，通俗点说，就是我的收益建立在你的损失之上，在这一竞争关系下，只有你死我活得较量，没有委曲求全的妥协。我要得到幸福，必然要你痛苦。达到这种效果，对帝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是个非常大的考验。李纯做到了。黄仁宇先生说他“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
这句话的最后一段实则表明了李纯对藩镇的态度：要么归顺于我，要么被我消灭。他不像祖父那样性情激动，欲速而不达的道路他还是懂的。814年，淮南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举兵叛乱，兵锋直指洛阳。敌人希望重兵压境，速战速决，然后捡了便宜就抬屁股走人，没曾想李纯以拖延战法，耐耐心心，不慌不躁，其结果如黄仁宇先生道明的那样“费时五年，最后指挥战局的司令官于雪夜行军出敌不意的将对方一股成擒。”
818年，李纯调集帝国五路节度使迫近另一叛乱的节度使李师道的地盘，其内部大乱，李师道本人为部下所杀。此时，李纯治下的帝国，如黄仁宇先生所指“为唐代削藩事业之最高峰。”所谓“元和中兴”也由此出现。
李纯以后的作为，黄仁宇先生并没有过多的褒奖，原因有二。一则李纯虽然强有力地平定了地方势力的叛乱，但其数量只占藩镇的一小部分，谈不上从根本上消除造成藩镇割据的祸根；其二，也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犯的一个毛病，文官武将不可信任，便宠信宦官，委以大权，还经常被皇帝派去军队视察。虽为制衡，实际上造成宦官独大的态势，造成日后宦官立帝的乱象。
心灰意冷的皇帝此后成为道教的信徒，在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求自我的解脱，820年，李纯为宦官所杀，年43岁。李纯死后的帝国局势，黄先生遗憾地指出“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帝国日后的命运，犹如陷入泥沼的猫狗，除了听天由命似地呜呜叫唤，已没有任何振作的可能。
黄巢：原来不过是插曲
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重要节目。
——黄仁宇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是黄巢在鼎盛时期所写，也为后人最熟悉的一首诗《不第后赋菊》。
黄巢会写诗，而且写的还不错，这就让人有些不解。自古所谓农民起义，不去追究个中政治及人为因素，单就起义领袖而言，几乎是清一色的半字不识的大老粗、泥腿子。陈胜吴广为佃农，自不消说，汉末黄巾军也是如此，故而演义小说常有类似描写，说荒年落草的数百贫人虎踞山林，初以劫掠附近州县，填饱肚子为要，后声势壮大，各方面需要正规起来，才四处求贤士，寻军师，继而立根据地，扫荡南北，逞一时智勇。
按照出身论来说，黄巢不是百分之百的农民，他有着这样的身世：唐末民军首领。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稍通书记，屡举进士不第，以贩私盐为业。家富于财，善击剑骑射。
黄仁宇先生引用《旧唐书》里的记载，论其为“本以贩盐为业”。而在《新唐书》里，这位黄某人又被说成是“世鬻盐，富于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唐书》里，唐朝的董事长或是首席执行官并没有将黄巢视作一般的流寇、乱匪，而是将他列入了“逆臣传”当中。综合来看，这位黄某人，在当时怎么说也是个中产阶级，原本想通过“原罪”性质的财富积累，鲤鱼跃龙门。也就是说，他最初的梦想，只是在国家体制内，做个安分守己的公务员，过上体面的生活，不用为了贩私盐而整天提醒吊胆，即使上个厕所也时刻担心是否会被“六扇门”的捕快逮去。
这样一个一心向往“正常”生活的人，怎么会突然走向反社会的道路呢？黄仁宇先生说：“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这句话不仅道明在具体行动中，一般的民变最先都会以巫蛊、宗教，比如“某某必死，某某必兴”这样的方式显示自身取而代之的合法性，也同时说明，传统造反者的“平地突起”的意外性，在黄仁宇先生，这是因为“农民安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
显然，黄巢铤而走险，也是有着“迫不得已的苦衷”，是遭遇了金融危机还是信用破产？都不是，对于黄巢及其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最大的人生打击，就是“屡试不第”。这已经不是祖坟冒不冒青烟的问题，而是还有没有机会有钱、有闲、有派地去祭祖扫墓的问题，加上唐末藩镇割据，蝗灾蔽日，贩私盐的生意也不好做，一些州县已经有人起事，看来天下要大乱。
公元875年，王仙芝在河南起兵，黄巢在家乡与几位兄弟响应。与黄巢一样，王仙芝也曾从事过贩卖私盐的小买卖。王虽起兵在先，名号也响亮——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但作为跟从者的黄巢，似乎更具有豪杰之气，通俗地说，黄某人更像个黑道中人，与朴素百姓心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形象十分贴切。而王仙芝与《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更类似，整天想着朝廷招安，封官晋爵。这原本没什么错，任何一种投资都希望有高额的回报，更何况投资物是自己的性命。但老王的心似乎急迫了些，私欲一旦表露得过多，很容易引起众怒，黄巢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始吾与汝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汝独取官而去，使此五千余众何所归乎？”
黄巢想要的不是一个人混，而是弟兄们一起混，这样才有滋有味。黄巢在这一点上做得还不错，他如同电影《古惑仔》里的那些有血有肉的带头大哥一样，好事先让兄弟们享用，自己喝汤也无妨。正因为有类似“弟兄们快撤，我掩护”的胆气与牺牲，在横扫大江南北的最初，黄巢吸引了一批士人附从，为其出谋划策，也有城市人口的加入，因此，黄仁宇先生指出：“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
黄老大用心又用命，内部团结，具凝聚力，小弟们的战斗力自然不可小觑。想打是精神，能打是实力，故而我们看到了以下一幕又一幕的大胜仗——
公元879年9月，黄巢攻克广州，俘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又分兵西取桂州（广西桂林），控制岭南，自称“义军都统”。黄巢军连下永州（今湖南零陵）和衡州（今湖南衡阳），抵潭州城下，唐将李系闭门守城。黄巢挥兵一日而下潭州，唐军死伤100000之众。
这一时期的黄巢，日子过得很滋润，兄弟们的心情也不错。不过这只限于黄氏集团内部，对外，这个打小在尔虞我诈的现实社会中摸爬滚打，洞悉人心世态的男人当然明白，打仗不是过家家，更非请客吃饭，大家伙都是提着脑袋讨生活，没有油水，谁会齐心用命。这其实也是一则血淋淋的丛林法则——你若不杀人，人便要杀你。所以，在黄仁宇先生的笔下，便有了这样的文字：“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与长安人民关系，一直没有弄好”。
也许是为了读者的阅读感受考虑，黄先生的表述显得有些含蓄，没有过多铺陈那些令人反胃的场景。黄先生当然不会不知道黄巢所作的那些令人作呕的人皮兽心之事。仅仅是军中闹瘟疫，士卒欲北归，为了不给唐军留下“战利品”，黄巢竟下令利刃屠百姓。当自己的东西有可能成为他人的宝物时，那就不再需要珍惜，他于公元881年攻陷长安，所谓将士“杀人满街，巢不能禁”，也无非是看穿了时日不能长久，霓裳夜曲，美酒佳肴，过一天是一天，何必去管百姓死活，兄弟们高兴就行了。黑道为目的而不择手段，黄巢也不过如此。到后来就直接是“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此时的黄老大，与唐朝的那些锦带玉食者，真可以说是“天下乌鸦一般黒”，而老百姓犹如“夹心饼干”，除了费劲心力求得一丝呼吸空气的机会，实在做不得什么。在溃逃出长安后，这位黑帮老大还将宫殿付之一炬，使长安自此再也没能成为帝国的都城。
我们不能说是黄巢主动地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对立面，可以肯定，他想有所作为，也想打破旧有的秩序，这也是为什么，在还没有起事造反之前，他也经常与唐朝的缉私部门发生冲突。由一个小混混到一个政权的拥有者，黄巢可谓“殚精竭虑”。
他的殚精竭虑，无非是将一个皇帝赶下台去，自己坐上皇帝宝座而已。“家天下”永远是这些黑道人物的命运主题。正因如此，黄巢在与死神相遇前，围困陈州近一年的时间里，以机械的方式，将活人用臼捣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几十万的“起义军”，以至于创造了“旷世绝无”的记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仁宇先生说的透彻：“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重要节目。”正因为黄巢本身不过只是历史插曲，而非主题歌，他最终还是被历史烟尘掩盖，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