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母亲往死里打苍蝇时，父亲总要夺下母亲手里的家伙。父亲说请问你为什么要打死它？母亲说这还要问吗？父亲说既然你说不上来为什么，那就没有行凶的权利。母亲说那就请作家大人说一下为什么不能打死它。父亲说请你学学《刑法》，只有杀人犯才能执行死刑。母亲说原来你和苍蝇是一类么。父亲说我就和苍蝇是一类，咋了？说着，父亲会打开窗子，往出赶苍蝇，一边赶一边说，黑先生，既然我们太太不欢迎你，那就请你出去。可是黑先生却赖着不走。父亲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不耐烦，反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都怪当初圈地时，你来迟了，如果你来得早一些，说不定这地盘就是你们的。那苍蝇继续和父亲捉迷藏，总是不往窗口飞。父亲就把另一扇窗子也打开，给苍蝇更大的出路。可是苍蝇实在太顽固了。父亲往往为了赶走一只苍蝇要弄出一身汗。
父亲并不是没有动过杀戒。一次，父亲午休时受到了一只苍蝇的骚扰。也活该那只苍蝇命尽，总是赖着不走，全不顾父亲苦口婆心的劝说。情急之下，父亲失了手，竟把这位黑先生给打死了。当那只苍蝇粘在墙上时，父亲手里的蝇拍就定在空中。父亲无法饶恕自己。父亲就那么站了很久。最后，父亲带着一声听不见的叹息上床午休。父亲躺是躺下了，可是再也难以入睡。这从后来他写的一首诗可以知道：
一只苍蝇
因为打扰了诗人的午休
被钉在
墙上
诗的题目是《悼词》。
父亲因为午休可以对黑先生开杀戒（尽管这是被动的），对我们母子就可想而知了。记忆中父母几次大的干戈都是因为父亲午休。来过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一则门告，是父亲用书法体在宣纸上写的：
各位上宾：
在下有午眠之嗜好，十二点半到两点半之间，请万勿敲门，得罪。
一天，我和父亲从外面回来，发现有人在门告上批了一行字：去你妈的。父亲立在批示下，给我说，知道吧，这位叔叔练过书法，而且是柳体。然后开门进屋。我不知是父亲真的没有生气，还是装的，他依然躺到阳台上晒太阳，看不出有什么不高兴。
据母亲说，在午休这个问题上，父亲现在的表现好多了。母亲说，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父亲还是一所乡下中学的穷教师。一次，她坐了一早上的车从县城大老远地赶去，父亲的门却在外面锁着。她想这天又不是休息日，父亲该到哪里去了呢？她去问父亲班上的学生，都说不知道。她就坐在学校门房里等。谁想就在打预备铃时，只见一个学生在开父亲的门。果然，不一会儿，父亲就从房子里出来了。母亲的心中自然又惊又气。居然还有这么严密的攻守同盟。可见，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是向他的学生下了死命令的。后来，母亲把这件事向祖母告了状，祖母说，不要说是你，就是祖父也被父亲这样打发过好几次。祖母每次做些自己认为的好吃喝，总是舍不得吃，要让祖父给父亲拿一些。那次祖母给父亲带的是父亲爱吃的荞面碗坨。和母亲一样，祖父从老家走到学校，正好是中午，自然，父亲的房门是从外面锁着的。祖父无奈，就把那些东西从通风里扔进去。父亲肯定听见东西落地的声音，但是父亲没有起来看，也就不知道是祖父来。后来，父亲知道把祖父拒之门外，心中自然有些疼痛，就劝祖父今后再也不要来送东西了。可祖父还是来。父亲无奈，只好给祖父一个口令，让他到了门上，在发现门外没有人时，轻轻地咳嗽两声，一定要两声。可事实上祖父从此以后很少用这个口令。祖父心痛父亲，以后再要去父亲那里时，就半夜里动身，正好赶在父亲午睡前一刻把东西送到，然后迅速地撤离。
那时父亲还没有出名，自然就没有名片。后来，父亲有了些名气，也就有了名片。别人的名片上都打的是什么主席什么理事一类的头衔，父亲的名片背后却是门告上的那句话。我至今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睡午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父亲绝对不是为了所谓的保证睡眠。
这从父亲对待我的睡觉上可以推断。早晨，父亲被冲厕所的声音吵醒。如果换了平时，父亲是不会理会那种声音的。问题是今天是星期天，我还在睡觉。父亲一想到我还在睡觉，就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来。再看我的房门开着，心里的火就从一丈一下子蹿到一千丈。他一把夺下母亲手里的拖把，把母亲劫持进客厅。母亲自然十分恼火，就连着踢了父亲几脚。对于母亲的那几下，父亲自然能够承受得了，父亲以一种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准确些说是一种压根就没有把母亲的那几脚当回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姿态对母亲说，今天我正式警告你，从此以后，如果我儿子还在睡觉，你就给我悄着。母亲说我偏要吵。父亲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母亲说我看你就把我吃了。父亲说那你就等着瞧。不想母亲没有等着瞧，而是立即做出来给父亲看。母亲抱了她客厅里的被子，要往我的房里放。父亲哪里会让得过她。母亲要强行通过，父亲当然不会放行。两人就在客厅门口展开拉锯战。这一战肯定是母亲告败。因为母亲已经开始向父亲撒泼。你今天就把我杀了，你还算不算个男人，谁家的男人一大早起来就对老婆动武？我辛辛苦苦地把你们父子供奉上，把你们全家供奉上，把你们全村供奉上，你们倒还觉不来了，倒还不知好歹了；等等。对于母亲的这一套，父亲从来不在乎，相反，父亲过去把阳台的窗子打开，把门洞开。说，你就“唱”吧，让大家欣赏一下你美丽的歌喉。母亲的声音就小了下来，切齿痛骂渐渐变为自伤自叹。
听见母亲在哭鼻子，我本来想起来劝一下母亲，可是我实在太瞌睡了。
接着，我就听见父亲穿鞋出去锻炼，我想今天的戏该结束了。
果然，父亲刚一出去，厨房里就有了响动，那响动平静、和气、安详。我知道，可怜的母亲又开始了她一天的功课，洗漱、烧水、扫地、做饭。现在，我还能看见，母亲先往脸盆里盛了四分之三凉水，再往里面兑了四分之一开水，然后挽了衣袖，把双手放进盆里，进入她的第一个“五步曲”：先手掌，次手背，再手缝，继手腕，当然不能忘了指甲，如此反复，大约三分钟。白色的肥皂花在母亲手上盛开，母亲的心里充满了“洗”的快感。接着是脸上“五步曲”，同样大约三分钟。完后把毛巾噌噌噌地洗一百遍，刷的一下抖开，双手托了，敷在脸上，先反时针方向，后顺时针方向，把脸擦干，折成绝对规则的长方形，搭在盆架上。然后打开煤气灶，给父亲打荷包蛋。
母亲说的没错，我们的生活用度全靠她。父亲的工资基本上都给乡下老家了。老家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一连七八年绝产是常有的事。父亲除了负责一家八口的口粮外，还得供给四个侄子上学。假如仅如此，倒还罢了，谁想问题要比这严重得多。在父母后来的一次争吵中，我才知道，父亲差不多给村里所有人家借了钱。更为可气的是有一个叫牛缠的人把父亲的钱借去给别人放高利贷，并且数额高达六千元。父亲说，那是我帮人家从信用社贷的款。母亲就火了。母亲说，你不要把我们娘俩当傻子。父亲说借了又咋了？当初牛缠的儿子从拘留所出来，牛缠说只要给他找个媳妇就能把他拴在家里。现在，和他一起混的都二次进了监狱，牛缠的儿子却因为那六千元在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不很好嘛，六千块重要，还是一个人重要？母亲说问题是别人把你当大头待，都几年的事情了，当时说的年底就还，现在都几个年底了？父亲说可是我们也没有因为少了那六千元就过不下去啊。母亲全身的血就都到了脸上：说这话也不脸红，请你出去看看，别的不说，就看看对门，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看看人家的家，再看看我们。父亲说那又咋了？母亲说和你这种人说不成，这样吧，从这月开始，米面油盐你买，电话费你交，暖气费你交，电视费你交，儿子的学费你出。父亲说你呢？母亲说我都出了十年了。父亲说那也不多啊。母亲说不多？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十年，没有羞的东西。
母亲都进了卧室了，又出来，把脸贴到父亲的脸上说，知道村里人怎么说你吗？父亲问怎么说？母亲说傻B一个，然后迅速地逃离父亲。不想父亲丝毫没有恼怒，反而了然于胸地一笑，就像我们班主任平时看着我们恶作剧对我们笑一样。
由此看来，钱对父亲是多么重要。但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父亲的心里没有钱。
一天晚饭后，母亲给父亲说她们单位分了一个副高指标，让父亲托关系给她们领导说一下。父亲说有什么说的，轮到你就评，轮不到就别评，说什么。母亲说如果评上副高，一年就是将近四千元。父亲说四千元很重要吗？母亲说你是说四千元不重要？父亲说，说它重要就重要，不重要就不重要。知道四千元是个什么概念吗？是一次感冒，一次阑尾炎，一次失火，一次被盗。母亲说纯粹是混账逻辑。父亲说你就操心给学生把课上好就行了，别再整天钱呀钱的。老祖先早就说过，平为福。如果平顺，我们的那几个工资足够花了。如果我不嫖风，你不养汉，没有灾，没有病，儿子出息，日子太平，就我们现在的工资，我都觉得花不完了。母亲说，嗨，你吹牛真不怕把鼻子吹歪，把牙吹掉，把嘴吹豁，就你那几个瘦钱儿，还敢说够花了。如果不是碰上本大娘，如果换了别人，你怕连给人家买化妆品的钱都不得够，还敢说够花了。父亲说是啊，我也说的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我命大啊，好老婆就是钱啊，就是职称啊。好儿子也同样，老人不是说过么，养下儿子比我强，要它银钱做什么，养下儿子不如我，要它银钱又做什么。母亲说就你臭词多。父亲说这可是真理啊。假如你的儿子比你厉害，他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假如你的儿子是个败家子，即便是你存下百万千万，他也会一晚上给你挥霍完。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儿？母亲说如果儿子考上大学呢？如果儿子要出国留学呢？儿子总不能自己先给自己把学费挣好再去上大学吧？父亲说刘飞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任利敏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他们的父亲又出了多少钱呢？母亲说你的儿子能比上人家刘飞？能比上人家任利敏？（刘飞和任利敏是省上的文理科状元，学费被所招的大学免掉，另外当地政府还给他们奖励了几万元）也不瞧瞧自己。父亲说，那可不一定，我的儿子咋了？今年不是考上初中了吗，不是给你把一万元插班费省下了吗？一万元，不就是一级职称吗？既然今年能给我把一万元省下，谁说他就不会将来给我把几万元省下？父亲说这话时，嗓门特别大，我知道他是要我百分之二百地听见。母亲说那好吧，你就等着儿子给你把几万元省下吧，从今天起，我可是有几个花几个。父亲说对啊，就应该是这样啊，人挣钱就是花的，你也别太抠了，也买些高档衣服，也买些高档化妆品，再不要往脸上涂石膏（父亲一直把母亲的低档化妆品叫石膏）了，再不要为了一分钱和小摊小贩讨价还价了。
父亲这样说母亲，并不是说他就有多少“派”。但我不得不承认，父亲有些特别。
在他工作的那个机关大院里，谁不知道父亲是个土起来能够土得掉渣的土老帽，洋起来能够洋得让人胃里直泛酸的酷仔。有时候，父亲会把祖母从老家带来的棉袄、棉裤、棉鞋穿到单位上去，配以稻草一样乱糟糟的头发和胡须，纯粹一个农民；有时候父亲又会西装革履，风衣领带，白脸净面，俨然一个特派员；更多的时候，父亲则是一身深蓝色休闲服，没有一点特别之处。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黄书包。随着这个黄书包的到来，一个平时再枯燥不过的父亲多少有了一些诗意。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这个小城第一个背黄书包上班的人。别人肯定十分羡慕，但在当时当地的商场是无法找到那种黄书包的。因为父亲的那个黄书包是当年他考上大学时一个同学送他的。父亲一直没有舍得用，一直保存着。只是不时在母亲不在家时，把它拿出来看看（这是我的猜测）。一次被我碰到了，父亲很有意思地看了我一眼，一脸的甜蜜，然后用一个现在市面上同样找不到的、上面绣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手帕把它重新包好，放进柜子。不知为何，有一天，父亲终于把它拿出来，每天背着它去上班，上街，会友，转书店，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去他兼职的大学上课。想想，一个略带忧郁的诗人模样的中年男子，背着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书包有心没肝地在大街上闲庭信步，在校园里款款而行，走进教室，走进会场，黄书包里装着一本杂志，因为书包小，半截杂志就露在外面，人们看不到杂志的全名，只看见露在外面的“人民”二字。想想，那该是多么酷啊。谁能保证父亲的这一佩饰不会让一些感情丰富的女同胞怦然心动？说不定还有不少女孩子因此喜欢上父亲，狂热地给父亲写过情诗呢。真是难说。
那时的父亲是多么好啊。
但是很快那书包就从父亲的肩膀上消失了。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城市里有了第二个背黄书包的人，有人说可能是父亲不慎丢失了，当然还有许多带有攻击性的说法。对此，我都没有多大兴趣，我所关心的是，父亲为什么要把一个保存了多年的可能是一个“信物”的东西拿出来实用？
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看了以上的文字，没有谁不会认为母亲是一个有着非凡承受能力的人，事实上也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人。这些记忆来自我的小学和初中，那时我还不知道主动地帮母亲做一些事，整个家政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不说，她还要戴着父亲打制的一个个镣铐跳舞。但事情仅止于此，也还罢了。事实上这么多年已经过来了，母亲之所以没有和父亲分开过，说明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个“冷血动物”。但是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事情变糟是在我上高一那年。父亲先是辞去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继而拒绝了几家杂志社专栏作家的约请，不再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娱乐场合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一有时间就回老家。在城里的日子，除过应付上班，就是整天待在家里听音乐。不是贝多芬，也不是舒曼，更不是柴可夫斯基，而是《挂金锁》和《月儿高》一类。把传呼机送人，把手机送人，家里电话根本不接，有人一打电话，父亲就给我招手，强烈地示意他不在，包括那些让别人垂涎三尺的当红美女作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