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除了为《望远镜》翻译文章以外，自己还撰写论文和评述文章。在这里，他成了典型的文学苦力，从编稿、发稿到校对什么都干。但是，光靠写稿子，生活来源是没有保障的。他便给一个县立中学的校长写了一份申请，请求给这个中学兼点课，以求维持生活。那个校长知道他是一个“被开除的大学生”，便用沉默的方式拒绝了他。后来，多亏了尼古拉教授经常地资助他，才使他没有流落街头。
1834年8月14日，尼古拉离开莫斯科到外地一些学校去考查。他把家里的藏书室和刊物都托付给别林斯基照料。别林斯基住到尼古拉的家里，终于过上了“吃现成茶饭”的日子。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奋斗与追求。在尼古拉的藏书室里，他经常头发蓬乱地坐在书桌旁写东西，桌上堆满了各种参考书籍和辞典。这一时期，他不仅从事翻译和写评论，尤其专心地研究了语言学，并着手编了一本语法书。可是，又一个不幸落到了他的头上。这一年秋天，他的母亲去世了，年仅46岁。母亲辛勤操劳了一生，为子女们呕心沥血，可她没有能够看到子女们有所作为便离开了人世。这使别林斯基感到非常痛苦。为了抑制心中的悲伤，他更加专心地从事评论文章的写作。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眼含热泪，强忍悲痛，在事业上拼搏。
1834年9月21日，在《望远镜》杂志的副刊《杂谈报》第38期上，开始刊登《文学的幻想——评论的哀歌》一文。文章没有署名，后边注明“待续”。接着，连续刊登了10期，才把文章载完。读者在最后一期看到了作者的名字：“昂·林斯基”，意译为：他就是某个人。这是别林斯基的作品。
《文学的幻想》，极其精辟地论述了从康捷米尔起到果戈理为止的俄国文学历史，提出了修正正在形成的俄国现实主义艺术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文章指出，俄国的文学的基本问题是人民性，文学只有反映“人民的内心生活”，才能存在和繁荣。基于这一点，对过去俄国文学和当前俄国文学进行一番严格的检查和批判，我们便可以发现：“俄国没有文学”。别林斯基用激烈的语调，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果戈理的作品及其历史地位。文章批判了布尔加林、库科尔尼克、扎果斯金之流的作品，指出他们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搞虚假的“平民性”，用来装璜门面，欺世盗名。别林斯基笔意纵横地谈到俄国文学史上盲目模仿外国风格的种种可耻现象，最后又谈到了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危机。他把文学的民族性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扞卫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传统，为俄国文学发展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别林斯基这一炮打响，他的才华和胆识不仅惊动了莫斯科文学界，也惊动了彼得堡文学界，很快风靡整个俄国。人们竞相传阅着刊登这篇文章的《望远镜》杂志，不少人纷纷给编辑部写信，对作者表示祝贺，同时要求与作者见面。有的还写了赞扬的文章，要求发表。别林斯基很快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
与此同时，别林斯基的文章很快遭到一些反动文人的诽谤和攻击。卖身投靠的反动出版家布尔加林的一个同伙在一篇文章中大肆攻击《文学的幻想》，说什么“这简直是胡闹”。波果津也说什么《文学的幻想》只是一篇烦琐无味的流水账，没有一点新东西。”
别林斯基的敌人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对《文学的幻想》及其作者讲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脏话。屠格涅夫回忆说：“当时在彼得堡有许多传闻，说他这个人一向喜欢见风使舵，喜欢出风头，见什么都上，不放过任何机会。还给别林斯基编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奇闻。说他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是被学校开除的，开除的原因是行为放荡……”一家刊物的发行人沃耶伊科夫逢人便说别林斯基是酒鬼，在他主办的刊物上一连发表34篇攻击别林斯基的文章。别林斯基对这些攻击全不放在心上。他有一次拿起沃耶伊科夫办的杂志，对人说道：“读这本杂志，还不如在莫斯科找一块古代毛骨像看一看……不过，这是一位可敬的老人自己写、自己读的。他那样血口喷人，胡言乱语，也只能是他老得无聊，随便咕哝一阵解闷而已。好吧，祝他健康，就让他自己解闷儿去吧！”
《文学的幻想》的发表，确定了别林斯基在俄国文坛上的地位，同时也导致了《望远镜》杂志编辑部的分裂。一些人很快离开了这个编辑部，又创刊了《莫斯科观察家》——一个宣扬反动浪漫主义理论的刊物。别林斯基当时成了《望远镜》杂志事实上的主编。后来，尼古拉出国，《望远镜》及其副刊《杂谈报》完全由别林斯基主持。从1835年3月到12月，他一直独立地主持这家刊物。这是《望远镜》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版的杂志，笔法犀利，思想活跃，鲜明地、尖锐地批判了各种反动的文学理论，并且开展了维护果戈理作品的斗争。别林斯基称果戈理为“新文学的首领”。
由于别林斯基的作用，使《望远镜》的影响迅速扩大。与此同时，书刊审查机关和第三厅也在煞费苦心地寻找借口，企图查封这家“青年俄罗斯式”的刊物。借口很快找到了。1836年《望远镜》杂志发表了彼·亚·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用赫尔岑的话说，这是射向沉沉黑夜的一枪。恰达耶夫被官方宣布为疯子。结果，尼古拉被流放，《望远镜》被封闭。别林斯基又处于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的境地，又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别林斯基后来回忆道：1836年这几个月，“我过的是地狱生活”。但是，作为一个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丝毫的畏惧。他在给巴枯宁的信中，估计到自己将会遇到各种灾难和不幸，其中包括“流放、坐牢和刑讯”。而这一切根本算不了什么。
别林斯基从1836年到1838年初，是处于多灾多难的时期。他一直在贫困、疾病和精神痛苦中奋斗着。他后来回忆道：“疾病带来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痛苦，一起向我袭来，我成了最不幸的人。”“我一想到负债，就觉得十分懊丧，好像无数个小虫子在咬我，咬着我生命的根。”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他不仅为自己操心，还要负责和他同住的弟弟尼卡诺尔与小侄儿的吃、穿、读书。全家人挤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用破木板把一间屋隔成几个小角落。有一次，报刊发行人克谢诺方特去拜访他，看到屋里一片昏暗、烟气弥漫，进屋停了一会儿才能看清屋里的东西。别林斯基坐在一个幽暗的隔板后边，身上裹着围巾，不住地咳嗽。极端的贫困不断地损伤着他的健康。别林斯基告诉他，现在疾病缠身，常常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真是痛苦不堪。1837年10月，别人借给他一间比较好的房子。但是，由于无钱，烧不起火炉，买不起蜡烛，债主常常来讨债。他说自己的房间“能冻死野狼”。在这种环境里读书、写作是十分艰难的。他常常写一阵子，实在忍受不了时便跑到街上一家书店里去佯装买书，待上一阵。其实是为了暖暖身子。
别林斯基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是由于他抨击了反动的农奴制度和俄国当时一些丑恶的现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铁骨铮铮，不肯屈服，始终保持着一个正义的评论家和杰出的编辑的荣誉，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他高呼：“我要凭良心去写作”。他断然回绝了许多反动报刊发行人的高薪聘请。1837年，波果津和谢维廖夫创办了《莫斯科人》，通过旁人想请别林斯基参加，别林斯基愤怒地告诉他们：
“想要我加入他们一伙，那是妄想。我决不同这些卑鄙、无聊的家伙们合在一起。我用不着他们的臭钱。即使他们拿黄金给我从脚下堆到头顶，我都不干！”
别林斯基为了自己的信仰，不为金钱所动，决不向反动势力低头。这种高风亮节、大义凛然的精神，为后来的革命文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为了谋生，为了摆脱贫困拮据的局面，他日日夜夜地苦干，编写了一本俄语语法书。他将书稿送给莫斯科学区督学，希望能采纳作为教科书出版。督学怕赔钱，未能同意。别林斯基自己向朋友借了一笔资金，自费出版了《俄语语法基础》一书。他盼望着此书的出版能挣到一些生活费。然而，书出来之后，销路不佳，贫困没有解除，又增加了新的债务。当时，他正在外地养病，听到这个消息后，精神非常沉闷。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欠伊里亚和小铺老板的500卢布，从哪里弄钱来偿还呢……我刚刚觉得病情有了点好转，可是，住房、吃饭、穿衣、债务，这些生活中令人焦心的事情，又几乎把我推向更加惨重的深渊。”
在这种灾难面前别林斯基没有退缩，没有低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让贫困、疾病、失望统统见鬼去吧，我需要的是希望、勇气、毅力和成功。”他不时地一遍又一遍地朗诵着普希金的诗句：
前途茫茫，未来像白浪滔天的海洋，
安排好艰难和困苦我去品尝。
但是，朋友啊，
我不愿死，我要活，
我要吃苦、要深思，
要战胜艰难、挫折和悲伤。
我知道，欢乐在战斗中闪着亮光。
别林斯基激情满怀，在艰苦、崎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着、前进着。
1839年8月，别林斯基开始为《祖国纪事》撰写文章。当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已逐步形成。他决心把《祖国纪事》杂志当做一个宣传进步思想的“武器”，向反动势力做不懈的斗争。
他激情满怀地说：“我要死在这个杂志的岗位上。等我死了以后，让亲友们拿一本《祖国纪事》放到我的棺材里给我做枕头。我是一个文学家——我每讲到这一点，总是带着沉重的同时又是喜悦和自豪的感情。我的生命和我的血，都是属于俄国文学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难的时代，命运注定了我们受苦受难。我们要迎着苦难上，以便让我们子孙们的日子过得好一些。不能挑肥拣瘦，不能徘徊观望。每个人都要拿出自己的力量……手中没有将军的长矛，就用猎枪；没有猎枪，就拿起铁锹，替俄国的大众清扫道路……”
从1839年到1846年间，别林斯基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书评，这是他创作的全盛时期。由于别林斯基的努力，《祖国纪事》已经成为研究革命运动历史、宣传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以革命民主主义观点阐述农民问题的进步刊物，成为当时俄国进步阵营的喉舌，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尤其是在进步青年中，拥有众多的热情读者。每当杂志发行前夕，他们都翘首以待，一听说杂志上有别林斯基的文章，都争先恐后竞相阅读。赫尔岑在谈到过这种情况时曾说：“每月25日以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青年都急不可待地盼望着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学生们天天跑到小铺里问《祖国纪事》来了没有……难得青年们有如此的信仰和尊重。”
别林斯基在此期间，为宣传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付出了极大的心血。1846年1月2日，他写信告诉赫尔岑：“杂志工作就像吸血鬼吸血一样，快要把我的精力吸干了。通常一个月我要有两个星期像发了疯一样拼命地干，干得手指麻木，连笔都握不住……我的身体越来越坏，但我还是愿意工作的。我生病期间写评论柯里佐夫生平和创作长文，觉得有无穷乐趣……”
别林斯基的影响日益扩大，威望日益提高，引起了沙皇政府和反动文人的恐惧与不安。一些反动文人攻击他是“不能在广场上暴动而在杂志上暴动的暴动者”。有人给《祖国纪事》罗列罪状，向沙皇政府告密。沙皇政府的特务机关派遣特务四处侦探，监视别林斯基的活动，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即下手逮捕这位革命民主主义的领袖。有一次，特务头子、彼得保罗要塞监狱的司令在街上遇到别林斯基，对他狞笑着说：“您什么时候上我们这儿来？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一间暖和的小屋等着你呢！”别林斯基冷笑一声，拂袖而去。
1846年9月，别林斯基又转入《现代人》杂志，继续撰写文章。但是，由于几年来繁重工作和疾病的折磨，他的身体已经衰弱得无法再支持下去了。1847年5月，他乘船到国外疗养。在养病期间，他仍然关注着俄国文坛动向。当他看到果戈理在《与友人书信集》中改变了《死魂灵》中的反对农奴制的精神时，异常愤慨。7月间，他在疗养地写了《给果戈理的信》。这封信是别林斯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最辉煌的纪念碑，也是他愤怒声讨专制农奴制的战斗檄文。他在信中发出了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庄严号召：“今天，俄国最重要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取消体刑。”列宁对这封信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别林斯基“总结了自己文学活动的着名的《给果戈理的信》，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直到今天，它仍具有巨大的、生动的意义。”
1848年2月间，彼得堡、莫斯科出现了一些痛斥沙皇、赞扬农民起义的传单。沙皇第三厅怀疑这份传单是别林斯基写的。第三厅长官列·瓦杜别利特派人来传讯生命已经垂危的别林斯基前去接受审讯。别林斯基十分愤慨地对前来的宪兵说道：对不起，我不能去拜见“俄国文坛的东家”杜别科特。表达了他对反动沙皇政府的蔑视和憎恨。
1848年6月7日，别林斯基与世长辞了，年仅37岁。他把自己的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俄国解放运动和思想文化事业。列宁称他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同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别林斯基在俄国的文坛上，树立起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他是在极端贫困中登上文坛，在充满艰辛、困苦的环境中为俄国文坛树立起丰碑的。正因为这样，他在俄国的革命史和文学史上，永远占有着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