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与非营利组织“国际三角园研究院”所？整的一份报告中，把美国过去十年来健康照顾费用的大幅攀升，大部分归咎于肥胖问题。根据他们的计算，肥胖的人每年花在医疗的费用平均是4871美元，而体重正常的人的花费是3442美元。该报告的主要研究员，也是卫生经济学者的芬寇斯坦(EricFinkelstein)说肥胖是医疗费用上升的单一最大原因。”因此美国的肥胖问题不只是公共卫生的危机，还是社会经济的定时炸弹。
拜访桃莉坞那天，我看到了未来，一个可能的未来，其中人类的体型改变如是之大，以至于每个人得摇摆前进，而非迈步向前，连设计给大块头用的坐椅也坐不进去，做个简单的体能活动就气喘吁吁，还有，食物里的材料听起来像化学课的内容，而不像是可以吃进肚里的东西。
然而，想要解决肥胖这个流行病，涉及遗传、收人、教育以及文化等复杂的交互关系，并不是每天散步、少吃几个起司汉堡、再少喝几罐含糖可乐这种简单处方就可奏效。那可是需要深人了解人类疾病的长远历史，以及我们的朋友（人类种植的植物)如何变成了敌人。
三波夺命潮：外伤、传染病、慢性疾病
2003年2月下旬，一位中国医生前往香港参加侄子的婚礼。当时他身体不适，但以为只是普通感冒或是流感，他绝对没想到自己会在不经意间引起一场震惊全球的流行病，最终造成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人遭到传染，数百人死亡，使得全球经济产值明显下跌，金额相当于一百亿美元。包括机票、旅馆、餐馆等在内的全球观光收益，下降了九个百分点。
直至今日，人境新加坡及东南亚一些城市的旅客，在通过安全检查时，都还要接受红外线体温扫描仪检测，好比科幻电影中所描绘的情景。如果有人脸孔发红，显示有发烧的征兆，医疗人员就会进一步询问，以确定该旅客是否带有危险的传染疾病。
那位不知情的中国医生染上的是一种新病毒，如今已知属于一种冠状病毒，冠状病毒也包含了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只不过这位中国医生患的病可不是流流鼻水而已，染上这种新病毒的人会发高烧，最终并发成肺炎，同时有10%的病人，会因肺积水而窒息身亡。于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也就是SARS，诞生了。
SARS最让人惊讶的一点，是它的传播速度。SARS的起源可能是2002年末，中国南方的禽类或猪的病毒，从动物宿主跳到了人身上(可能是位食品工人），到了2003年3月下旬，病毒已经传至加拿大、瑞士及南非等远在千里之外的地区。一开始的感染者都在东南亚待过，但到了该年4月，从原始的初级感染者传给亲友及医疗人员的次级感染情况变得普遍起来。那是由于这个病毒的传播方式基本上与感冒病毒相同，从病人的喷嚏或与病患有过肢体的接自纟就可能染上。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SARS不算是厉害的杀手，但它所引发的恐惧与妄想，破坏力才更强，造成2003年亚洲有许多公司行号及几家航空公司倒闭。虽说SARS的致死率是1918至1919年间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流感病毒的三到四倍(该次流感造成约两千万人死亡），但比起许多其他疾病来，它的致死率还不是最高的。那些更厉害的病毒，包括伊波拉病毒（至今只在中非洲的偏远地区有局部爆发）、拉萨病毒、马堡病毒等，接近百分之百的致死率更让人担心。幸好这些病毒传染病的爆发有局限性，加上传播不易，使得它们的威胁性不那么强。
然而，对于引起广泛讨论的H5N1禽流感病毒可能造成的大流行，情况就不一样了；迄今该流感造成半数以上的感染者死亡。顾名思义，禽流感最早是由人类与禽类的密切接触而染上的，这种接触最常发生在农场与市场。禽流感最早出现在中国及东南亚，反映了当地人与他们豢养的鸡鸭等家禽有特别密切的接触，这在世上其他地方是不常见的，因为工厂式农场更为普遍。同样的情形，2009年出现致死率没那么强的H1N1猪流感(与1918年的流感病毒结构近似），让某些专家认为人类即将碰上另一波规模有如《圣经》所预测的新瘟疫。
有趣的是，经由与动物亲密接H虫引起致命疾病散播的“新威胁”，其实一点也不新。加拿大裔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1976年出版的《瘟疫与人》一书影响甚为深远，书里探讨了疾病，特别是流行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麦克尼尔认为疾病一向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催化剂；他提出了开创性的证据，来解释蒙古帝国在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大流行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欧亚大陆的各种疾病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汾丨各帝国上所具有的重要性。戴蒙德(Jared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是受麦克尼尔著作影n向的诸多后续之作里最出名的一本。
在《瘟疫与人》里，麦克尼尔追溯了许多今日常见疾病的起源，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的变动。这些改变中，有许多我们在上一章的讨论里已很熟悉，包括在面积不怎么大的地方生活的人口不断增加，使得疾病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加速，以及没有受过传染的人数量够多，足以让流行病现身。然而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动物的驯化。
当人类族群的数量在农业社会初期±曾加之后，狩猎已经不再是可行的选项。一如会结出种子或果实的野生草类，野生动物的供应量也受到大地容纳生物的负荷量所限制。那也就是说，许多动物因捕猎过度，很快地濒临绝种。创造稳定食物供应的需求，使得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人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开始从动物的野生始祖驯化出绵羊、山羊、猪与牛，东南亚地区的人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开始驯化鸡。这种做法让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了稳定的肉类供应，同时也使得大量的人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起，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环境。
这是头一回人类与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个聚落里。虽说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在狩猎成功后，也会与猎物接触，但以这种方式接触野生动物的数量，与新石器时代跟人共同生活的家禽家畜相比，可是微不足道。再者，捕获的猎物通常已经死亡，也降低了许多疾病的传染机会，但或许由血液传染的疾病除外。
当人类开始一生者卩与动物共同生活时(特别是孩童时期)，染上疾病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虽说在动物以及人类族群里，这种传染可能一向都存在，只是程度较低，但突然之间，一个崭新的机会出现了，可让传染病原转换宿主。这些微生物可是乐坏了。
麦克尼尔写道，人类与豢养动物共通的疾病里，在鸡的身上有26种，猪有42种，绵羊与山羊有46种，牛有50种。18世纪疫苗发明之前，危害人体健康最甚的恶疾，大多是从人所饲养的农场动物输人，包括麻疹、结核、天花以及流行性感冒。鼠疫是从寄生在鼠类身上的跳蚤传染给人，而这些鼠类则藏身于人类生活的环境。从考古纪录所能发现的证据，这些所谓的人畜共通疾病，没有哪一个影响了我们I日石器时代的老祖宗，它们似乎都是在新石器时代随着农牧业的散布后才出现的。麦克尼尔并且认为，《圣经》里提到的许多瘟疫，可能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城市文明兴起时，人畜共通传染病的爆发有所重叠。
很显然，有个造成人类死亡的新原因出现了。不过，这又引起另一个问题在农业兴起之前，人类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死亡呢？难道说之前的人类族群里就没有疾病吗？答案当然是有，像绦虫这种肉眼可见的大型寄生虫，很可能是我们远祖所面临的问题。只不过大多数的这些感染除了引起疲倦外，并不会造成身体太大的不适，譬如高烧、器官衰竭以及死亡等让人衰弱的急性症状，那是因为人类与这些寄生虫可能已经共同演化了好长的时间。
数百万年以来，互利共生的演化过程使得这些寄生虫对宿主(也就是人类)不会造成太强的急性症状，因为把宿主的性命给终结了，就等于是把食物来源给停了，对寄生虫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处，因此我们应该已经适应了这些寄生虫的存在。一般而言，某个感染原存在的时间愈长，其毒性也就愈小，经过许多世代之后，它们在宿主身上引发的症状也变得不那么致命。某个新疾病在先前没有接触过的族群突然爆发时，通常会引起包括死亡在内的极端后果。
如果大型寄生虫并没有在旧石器时代造成显著的人类死亡率，同时大多数能引起疾病的微生物还没有机会从动物传到人身上，那我们靠狩猎采集为生的老祖宗究竟是死于什么原因呢？根据英国演化生物学家霍尔丹B.S.Haldane)的看法，外伤是整个人类史上最有可能的致死因素。那是不是说，我们来自于笨手笨脚、经常绊倒摔跤的旧石器时代祖先呢？不是的，那些外伤应该包括狩猎以及与其他部落发生冲突时受的伤、与生产有关的伤害(直到不久以前，分娩者卩是造成母亲与婴孩死亡的重要原因），和意外跌倒及溺水。所有上述这些危险，加上伤口的感染，一直是造成狩猎采集族生病及死亡的主因。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模式：人类从旧石器时代一路到现代，有三波造成死亡的模式第一波是外伤，主要的影响时间是从人类远祖直到新石器时代开始。当人类定居下来，开始驯化动物而不再打猎时，传染疾病就开始超越外伤，成为致死的主因。这个由传染病致死的第二波，直到抗生素于20世纪中叶发展出来前，都是人类最重要的死亡原因。
至于最后一波是从20世纪中叶在发达国家开始的，这些国家由于疫苗接种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已将传染疾病的威胁降到只剩下之前的一丁点儿。至此，人类遏止了外伤与传染病的连手威胁，慢性疾病开始成为更大的威胁。20世纪以前，大多数人活得不长，在慢性病还没机会显现前就死了，特别是糖尿病、高血压、中风及癌症等慢性病。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人类把外伤与传染病这两个祸害，换成了来自我们体内的威胁。
从一种疾病威胁换成另一种这样的改变，似乎是人类发展的法则之一，可以让我们预期当世上开发程度较低的国家从温饱型农业(与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差异不大的生活）进步到享有现代社会的一切美好便利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就在目前，传染疾病仍是过去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最大的威胁。特别是其中一种传染病，比所有其他疾病都夺走更多人命，造成每年超过两百万人死亡，当中90%是不满五岁的非洲孩童，这种疾病就是疟疾。
但是疟疾与多数感染人类的传染病不同，并非源自人类驯化的动物。它可能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存在了，虽然为害程度没那么高。疟疾获致的昭彰恶名，显示了新石器革命造成的另一项持久性影响，以及人类建筑与者卩市计划的决策，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悲惨后果。不过，这个证据并非来自考古纪录，而是DNA。
改变自然景观之际，也种下疟疾的种子
公认发现吴哥(位于柬埔寨的壮观寺庙群）的法国探险家穆奥(HenriMouhot)于1861年因疟疾死在老挝的丛林里，可谓适得其所。死前三年，穆奥在泰国、柬埔寨及老挝探索历史遗迹；他写的游记，1863年出版的《暹罗、柬埔寨、老挝等安南诸国游记》，让西方读者晓得这些地方的存在。当然啦，当地人一向是晓得有这些古迹的，只不过在殖民时代，穆奥给冠上发现这些地方的第一人头衔。他对古迹如诗般的描述，促使了修复工作的进行；直至今日，这些古迹仍是世界伟大景观之一。
吴哥的建筑群是由9世纪到15世纪东南亚最强大的高棉帝国统治者分期兴建的，包括出名的吴哥窟与巴戎寺等庙宇，由巨石建筑及超大型佛祖头像组成。最近的卫星探测图显示，吴哥的幅员超过980平方公里，是工业革命前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比现代的纽约市还大。这个由寺庙及住宅组成的建筑群，最盛时期有75万人生活其中，但在15世纪遭到拋弃，除了吴哥窟外，所有的寺庙都被蔓延的丛林给淹没。
曾有好些理论提出，试着解释为何这个巨型城市的居民要弃城他去，但没有人有确切的答案。有人认为，与位于高棉西北方的泰国交战可能是促成因素之一；但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生态压力对于高棉首都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要养活75万人，以及支撑吴哥复杂的政治与宗教基本架构，一如当今的任何城市，都需要巨大无比的天然资源。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资源应该是水，那不只提供居民饮用，同时还是水稻田所不可或缺，稻米可是养活全城居民的粮食。为了提供这般大量的用水，他们修筑了复杂的运河系统将水从波克河（PuokRiver)罗洛士河(RoluosRiver)及暹粒河（SiemReapRiver)等河流引人称作巴雷(Bamy)的巨型人工蓄水池。同时，为了种植水稻，大片的吴哥土地都成了稻田。
在14到17世纪的中世纪小冰河期结朿时，北半球气候的改变，可能影响了东南亚的雨季，而导致吴哥的缺水，一些稻田因为供水不足而休耕。由于气候变得更严峻，宗教信仰也在这段期间发生改变，某些居民可能因此离开高棉帝国的首都。不过由人所设计的景观，可能也成了意料之外的推手。
由病媒传染的人类疾病里，疟疾是最为人所知的一种；疟疾的病媒是蚊子，特别是疟蚊（Anopheles)这一属的蚊子，雌性疟蚊为了要有足够的氨基酸以供产卵，会利用类似皮下注射针头的口器，吸取哺乳动物的血。为了不让受害者的血液凝结，阻碍了疟蚊的吸血装置，疟蚊会把少量带有抗凝血剂的唾液，注人受害者的组织。这种做法可让疟蚊不受限制地吸取受害动物的血，同时也提供了微生物在宿主间移动的绝佳机会。
如今已知，疟疾是由疟原虫（Plasmodium)这一属的原生动物所引起的。这种小型单细胞生物最早可能同多数其他传染疾病一样，经由直接食人感染物质（好比排泄物或污染水）传递，但它的远祖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发展出感染红血球的能力，因此开启了全新的传染途径。当受到疟原虫感染的动物遭嗜血的雌性疟蚊叮咬时，动物身上带有疟原虫的血液将进人疟蚊的唾液腺，然后再由疟蚊注射给下一个遭受叮咬的动物。这可是演化作用的最佳示范，只不过如今这个祸害之源每年夺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