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东朋友想投资５万元做买卖，请一个温州人参谋策划做什么。温州人问他总共有多少钱？对方露了底，说有20万元，其中15万元存着给儿子买房或做备用。这个温州人不屑一顾地说：“温州人若有２０万元，哪怕是把房子抵押了贷款，也要想法投资５０万元。现代经济是资本推动型，一般情况下，利润和投入成正比，不敢投入怎能成为大老板？”
毫无风险的事情人人都会做，人人都想去分一杯羹，也就很难赚到大钱。“胜在险中求”、“无限风光在险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能够带来滚滚财源的机会，都伴随着极大的风险。
澳门赌王何鸿桑的资本原始积累充满着传奇色彩，善于发现机会，并且敢于承担风险是他发家的秘诀。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占领了澳门，并进行全面封锁。何鸿桑组织船队向澳门偷运粮食和日用品，他自己也收到了敢冒风险的回报。有资料称，现在澳门的一半产值与何鸿桑有关。
印尼华侨林绍良大胆支持印尼人民对荷兰的独立战争，向印尼军队出售药品，担当付出身家性命的风险，由此奠定了70多亿资产的根基。
雀巢公司在世界各地办厂生产和投资，免不了有麻烦和风险，如在发展中国家设厂生产，就要考虑会不会引起消费者担心那里的卫生条件和不洁水源会使产品危害健康，还要担心假冒品的出现等。雀巢公司并不因此而动摇，他们深信“不冒风险是最大的风险”，一直坚持走这样一条路，才能取得了今日的卓越成就。
胆子大能赚钱
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成功之路，商业战场总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各要素变幻莫测，难以捉摸。在不确定的环境里，人的冒险精神是最稀有的资源。
20世纪50年代，王永庆在一片非议、嘲讽声中决定投资塑料业。王永庆认为，台湾是国际烧碱生产基地之一。在烧碱过程中有70％的氯气被白白的浪费掉了，实是可惜。1957年，他投资兴建的台湾第一家塑胶公司正式投产。产品虽然出来了，但由于受日本物美价廉的同类产品冲击，他的塑胶产品严重滞销，仓库货物堆积如山，王永庆陷入了困境。
经过一番“检讨”，王永庆采取了两条令人吃惊的措施。为解决供大于求的矛盾，他以常人所没有的魄力，采取了“以毒攻毒”的策略：大幅度提高产量以压低成本和售价，从而获得压倒一切的竞争实力。当股东们反对他的做法时，他就买下了“台塑”的所有股权，独自经营。与他合作的加工厂对自己的产品不愿降低价钱，使销售量无法大幅度提高，“台塑”濒临绝境。王永庆在对他们晓以利害，百般劝说无效之后，义无反顾地成立了自己的加工厂--南亚塑胶，建立起塑料原料与加工相连贯的“一体化发展体系”。王永庆正确而又冒险的经营策略，使他迅速跻身于世界化学工业界50强之列，成为台湾的头号大富翁。
现在流行“胆商”的说法，它是继智商、情商和财商之后日益被人重视的第四种“商”。它反映的是一个人的胆略、勇气和决断力。科学表明，胆商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智商。一项对1064名经理人进行的能力测试发现，胆商指数的高低是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参数，其次是情商，而智商在这个层面上已经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了！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胆量＝赚钱”已经成为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商场公式。
聪明的温州人更是深谙其中之道理，他们从最初的小打小闹，即生产小商品，到今日的叱咤商业战场，创国家、世界名牌，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温州人的大胆开拓，敢闯敢拼，有胆走遍天下！
什么钱都敢赚
有人说，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广东人什么都敢吃，而温州人则是什么钱都敢赚。还有人说温州人可怕，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利益驱动下，敢闯敢干敢吃苦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生于温州、长于温州的张文荣的经商头脑几乎是与生俱有的，从小他就在温州传统的“男孩从小要有经济独立的意识”之类的训诫下成长，14岁时就在旁人的指指点点下靠卖冰棍赚到了第一桶金。
张文荣17岁成了真正的商人，凭着一股初生牛犊的闯劲，他四处寻找机会。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导致的物资匮乏、信息不对称，使精明的他发现到了其中所隐藏着的大量商机。
那时的上海，一切都在计划经济中的条条框框中，马路上的铜“满街乱放，却没人要”，而温州的民营经济却紧缺铜，张文荣便做起了废铜生意。
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张文荣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环境的好转，也促使他把发展眼光由贸易转向了实业。
1988年，张文荣看准了城市发展对电缆需求的扩张，选择了上海电缆厂作为合作伙伴。由此成了上海滩小有名气的“电缆大王”。1997年，他又出资1000万元兼并了国有企业--浦东电缆厂，终于在上海滩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下。现在，张文荣的亚龙集团的经营范围已从铜材、电缆拓展到教育、医疗、绿化工程、房地产，总资产达到6个亿。
商场如战场，充满了风险和机遇，既可以是遍地黄金又可能千金尽失满盘皆输。如果胆小如鼠、犹豫不决是绝对没有出路的。温州人敢冒风险，勇闯天下，敢吃第一只螃蟹的性格特点，使他们占得市场先机。
（三）有胆还得有识
有理智的勇敢是冒险，无理智的勇敢就是瞎撞。商人想赚钱一定要分清二者的关系，一定要做到有胆有识。
“见识”给“胆量”壮胆
赚钱需要胆大，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不能因为片面强调胆量而忽略了商业眼光的重要性。诚然，改革开放之初，就致富的那些人，“胆量”要比“见识”多得多。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商业意识，以“经商”为耻辱，各项法律法规也不完善。所以，市场机会多如牛毛，只要敢去捞，多少都能发财。而现在呢？如果你不仔细分析市场，就没头没脑地乱闯，那失败是一定的。
克劳赛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一个优秀的将军，勇气与谋略应该平衡发展。勇大于谋，会因为轻举妄动而导致失败；谋大于勇，会因为保守而贻误战机。同样的道理，商人也必须用胆量与见识这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快又不会摔跟斗。
全国的参茸市场不在东北，反而在千里之遥的温州。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同等级人参，温州要比东北便宜。在这里，人参每公斤1900元，比产地东北长白山还便宜100元。温州人犯傻了吗？当然不是。
原来，温州人的参茸生意，一般第一次订货开口10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赢得了东北人的信赖。关系熟了后，先付20％～30％的定金，卖掉后立刻结账。东北人觉得货堆在自己手里，搁一年说不准还卖不出去，温州人年底结清，何乐而不为？那温州人低价销出人参，这样如何赚钱呢？其实，温州商人需要的是资金。人参每公斤比东北价便宜100元，海内外客商莫不往温州跑，这种不依赖银行的融资方式，能将1元钱当4元钱用。变现的资金一年可以做五六回其他生意，这样到年底，人参生意虽然亏本，其他生意却赚得杯满盘盈。靠着精明过人的见识，温州人才敢将人参低于进价销售。
对于英年早逝的著名温州商人王均瑶，人们经常以他“胆大包天包飞机”的举动津津乐道。但对于他在做生意时审时度势的商业眼光却知之甚少。
1991年春节，他和一帮温州朋友从湖南包“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公里的漫长路程中，他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太慢了，一位老乡开玩笑话挖苦：“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没有想到一句玩笑话，让大胆的王均瑶迈进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而且居然真的把飞机包成了。
“包飞机”包出的第一桶金，王均瑶投在了奶业。他仔细分析判断：“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白酒年消费量超过牛奶的国家，年人均喝奶不足7公斤。富起来的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喝奶。”因此在1994年，他成立了均瑶乳品公司。今天，更多普通百姓是通过超市里的“均瑶”牌牛奶，和这个温州商人建立了联系。
1998年，王均瑶在家乡温州以平均每辆70万元拍得了上百辆出租车的经营权。他“小算盘”打得很精细，让每个到温州的人总能先见到“均瑶”。满地跑的是“均瑶”的品牌，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当温州全城人都知道王均瑶是谁的时候，他却在上海买地盖楼，把总部搬到了这里。此举自然又有他的精明之处，他解释说：“如今我已经四十岁了，像温州一些老板，这辈子吃吃喝喝都有了，一年再赚个一两千万元，出出国，不是挺好的吗？可是我一到上海，就像一粒沙子掉到了一堆石头里，太微不足道了。在温州闭眼都认路的我，上了上海高架桥总下不来。为什么这样？上海太像美国的纽约，它的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胆有识的徽章大王
商场如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商人当然必须具有不怕困难、不怕风险的勇敢精神。但勇敢不是鲁莽，如果一味地瞎撞乱闯，那是将无知当勇敢。优秀的商人应该是有胆有识的，也就是以自身知识和经验为后盾，凭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与果敢迅猛的勇敢精神，当机立断地做出决策并付诸实施。
金乡徽章厂创办者叫陈加枢，是中国著名的徽章大王。
中国徽章大王陈加枢祖籍是温州苍南县金乡镇，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工业在金乡蓬勃兴起，家家户户生产校徽、标牌、纪念章等。20岁出头的陈加枢便也加入了推销员队伍，开始走南闯北推销徽章了。
1981年春，他带着校徽样品来到上海，跑了一周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想起曾参加过演出的太原矿务局，便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来到这里。才一周就订到7000元校徽业务，这一次他就赚了3000元。这是掘到的第一桶金。
由此他看到了徽章行业的巨大市场前景，当时金乡做徽章的家庭加工点、小作坊多如牛毛，他决定办工厂以取得竞争优势。1983年，27岁的他与4个朋友集资2万元购置了一些旧设备，并到上海请来师傅办起厂来，这是金乡镇第一个用机械设备生产徽章的厂家。之后他将一些徽章加工作坊收归旗下，1985年，又合伙投资29万元，招收70名工人扩大规模，金乡徽章厂正式登记创办。
1986年9月，初具规模的金乡徽章厂带着300多个品种的产品，在上海外滩如意酒家举办了产品观摩会，凭借“一比质量、二比价格、三比信誉、四比速度”的承诺，金乡徽章厂声名雀起，上海和国外的客商纷纷登门订货。
然而就在发展的黄金期危机产生了，股东们产生了严重分歧，有人主张保持现状慢慢往前走；有人认为钱拿到手最要紧的是捞一把就散伙……因为人心不齐，意见不一，工厂管理松弛，生产急速下滑，市场也日趋萧条。到1987年底，厂里已是混乱不堪，产品在竞争中屡屡败北，甚至亏损了20多万元。
如此局面，股东们商议决定以35万元卖掉徽章厂。有人甚至表态：谁要，情愿拿出两万元倒贴给他！当时居然没有一个人敢接手。众股东中陈加枢年纪最小，但他敏锐的洞察力使得他看好徽章这个市场，于是便毅然买下来，并承担了所有债务。
接手后的陈加枢却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中，思考再三走出两步棋：一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在硬件上创造条件；二是派人到上海广揽人才，高薪聘请高级技师。同时加强生产、财务、供销等管理制度……经过一番努力，一年后终于扭亏为盈，金乡徽章厂逐步走上了发展道路。
在争取美国警察警徽这个大订单的时候，陈加枢也表现出了他的有胆有识。
1993年春节，一位温州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提供信息：美国警察总署要更换警察军服。陈加枢便飞赴美国接业务，想不到美国警察总署的官员不屑地说：你们中国人可以生产出一流的警徽吗？陈加枢不卑不亢地说：“中国有句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们不妨派人来作考察，由我出路费。”
心怀疑虑的美国警察总署真的派了两位官员前来，陈加枢让一位工人当场演示--从投料到成品的生产全过程只要35分钟。美国人看后叹为观止。几天后他们带着100副样品回国汇报，不久，68万套警察徽章业务落实了。
因为这笔生意的成功，不久后联合国秘书处也发来信函，询问给联合国维和部队生产军徽事宜。这之后，金乡徽章厂又先后为英国、俄罗斯、沙特、阿根廷、老挝等很多国家军警生产了大批军徽。毫不夸张地说，今天金乡徽章厂的产品陈列室已成为世界各国军徽博物馆了。
“有知之勇”是真勇
有理智的勇敢是冒险，无理智的勇敢就是瞎撞。想赚钱一定要分清二者的关系，要区分清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无知，无知的瞎撞只能使生意失败。
在探讨中国企业成长史时，一些数据颇能让人震撼：中国企业平均寿命7年左右，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3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5000家民营企业生存时间超过5年的不到一成。这就是因为很多企业无理智地冒进，稍微取得点成绩就发昏，极易做出快速扩张的决策，而且缺乏科学的战略计划，又不注重基础管理，当然容易导致失败。
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创业者是由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知之勇”而走向成功的。初生牛犊之所以不怕虎，不是因为它比老虎还厉害，而是因为它不知道老虎有多厉害。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会有很多阶段能给这种“无知之勇”提供舞台。而勇气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探险者的必备的一种气质。然而，如果说打天下首先靠胆量的话，更想长久地坐天下就必须靠“见识”了。
温州人能赚钱的地方就在于：昔日靠“无知之勇”冲杀出来的创业成功，面对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已经大大改变的今天，他们不再盲目地“勇敢”，而是在智慧的基础上做到“有知之勇”。
七好公司董事长周建云具有温州人固有的特点和经商天赋，他在完成最初资本积累之后，不但第一个做了世界名牌在中国的总代理，而且是全国第一个收购世界名牌成为国际驰名的意大利啄木鸟品牌在全球的唯一商标持有人，并拥有意大利、英国、法国等70多个国家的啄木鸟商标使用权，二者均开了先河，被人们称之为是一个敢于第一次吃螃蟹的温州人。
周建云不走温州人喜欢的“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子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计划经济是产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品牌经济。万宝路品牌价值300多亿美元，可口可乐价值244亿美元，百威价值102亿美元。美国经济为什么能独占鳌头？一靠高科技，二靠强大的世界级品牌优势。但我们自己创造名品、精品，打入国际市场，费时长，道路也非常艰难，很多中国制造都是打的外国品牌进入国外市场，这样，超额利润被外国老板拿走了。因此，必须要改变中国人卖苦力而外国人赚大钱的这种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