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文化侵略这个名词，是很容易引起国人的同情。因此附和的人也许有的不甚了解于反对之目的及所持的理由。其实反对耶教及反对教会学校是两件事，不能并为一谈。耶教之好坏，自有他的评价，是思想的问题，我们不反对人家奉耶教，如果出于本心信仰，也如我们不反对人家奉回教、火妖教或摩尼教。倘是反对，也不过做学术上的讨论，而且止于讨论。
如果我们的同胞一定都要炼丹，扶乩，坐禅，成佛，也只好作罢，至于外国教士办学是政治问题及国家问题（如有偏重外国历史文学及忽略本国文及国学常识等），其应反对也如美国人应反对某省禁止在学校讲天演，及高丽人应反对日本在高丽学校禁讲林肯、华盛顿事迹。根本的理由，还是因为他们束缚思想的自由，因为他们利用偏颇的教育，来成遂治国的政策。若所要成遂的是外国人的政策，则其当在反对声讨之列，更不待言。
这问题的危险就是把思想问题及政治问题搅在一团，是容易把反抗列强的政治问题变成反对一切舶来的思想，中了国粹家的遗毒，有人因为反对耶教自身而反对耶教学校，已经自蹈压迫思想者之弊，更妙的，便是再进一层，以为反对教会学校即所以尊孔。孔乃吾家货色，所以必尊，耶系来自西土，所以必排，这种昏聩思想的青年，大概不会没有，北京所视的遗少就不少。这种的青年大概也没有什么希望。无论耶教与孔教，流布东西，同是民种衰靡民志薄弱之表现，本无尊此抑彼之必要，即使儒者十分香，单以其排外的动机，在思想上我们就以为不足取。若要以此为卫道的战略，恐怕一定卫不起来，或者定然要失败的。思想上的排外，无论如何是不足为训的。我并不相信大同主义，至少一百年内，至我死之日为止，总还是国家主义的世界，谁不能自卫自强，反抗外人的侵略，只好预备做殖民地的好百姓。但个人意见还是以为政治上只管持国家主义，而思想上及一切美术文学上，要固陋自封，走进牛角里的人将来结果也只是沉沦下去。
民国十五，十二，二十六。
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
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曾给我何等的冲动。泰戈尔与我的思想发生关系的只有一次，就是当英美人欢迎泰戈尔的时候，我这不要好的人只牢牢记得泰戈尔是一个印度人，是一个亡国的印度人。难免我要问这个亡国的诗人受着亡其国者这样热烈的欢迎，其个人关系与政治关系明明是互相冲突，不知道他如何的解释处置他--这一点小小问题我倒觉得非常有趣味。恰好江先生心灵手敏抓住这一个我所谓关于泰戈尔唯一有趣味的问题。所以我也借这机会来插说几句。除去这个问题以外，关于泰戈尔的话我一句也不配讲。我这浅陋的人，通共只在六七年前看过他一本诗集的三四首诗，觉得泰先生有点mawkish，sentimental，十二分不合脾胃。以后便是一直到今年林女士的扮“决脱拉”
跟人家去看，但无过也是赶热闹而已，觉得此戏剧一样的sentimental，mawkish，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文学价值。还有一件须补记的，就是记得我在德国时，柏林人士欢迎泰戈尔后，登时有一间咖啡馆改名为Cafe Rabinadrath Tagore，使我觉得外国商人赶热闹的本领实不亚于中国的文学界。以外便无足道的了。
我想我们这人类的精神生活与动物界的物质生活多少是一样的，无论如何与环境必生一种的反应。反应就是动物所以谋生存于新环境的生理的作用，或取掩饰的，如变色龙及沙漠上的鸟蛋；或取附和的，如鱼身的热度；或取自卫的，如龟、螺、蛤、蚌之类；或取逃避的，如马、鹿之捷足；或取抵抗及攻取的，如虎牙鹰爪以及蚊子一副刀、矛、戟、凿齐备可以吃人的家伙。其反应之取法不同，也就是赋性刚柔良悍之不同。
甘地的革命是一种反应，泰戈尔的大谈精神生活也无过是一种反应。其反应之是非优劣且勿论，我们只需先认定他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是甘地及泰戈尔各本他个性之原则，所以谋自存之道，不是什么哲理。
大凡身处亡国之境，必定使一人的精神很感觉不舒服的。
因而必生一种反应，思所以恢复国光的道理。暗杀啦，革命啦，宪法改革啦，都是一种谋复国光的道理。暗杀，革命，消极抵抗，宪法改革都干不了，或不想干，于是乎有最无聊的一办法，谓之精神聊慰！我觉得最可笑的精神聊慰的一例就是江先生所引的犹太人先知以赛亚用犹太的复兴的预言，以慰藉眼前遭蹂躏的犹太人。“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畅，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那一邦那一国不事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这实在是无聊极了，若刻薄一点，只好说他是“亡国奴说大话”。但是在无办法之下，也只好如此自己慰藉慰藉，这是以赛亚对他亡国的精神反应。
倘是身处亡国之境，而格外受亡其国者之优待，那地位就更难了。其精神上之困苦我们细想实在可怜。研究贵推（Goethe）的学者没人敢说贵推是不爱国的了。但是看看贵推对于蹂躏他祖国的拿破仑之态度。拿破仑不但是极优待贵推，并且是极崇拜贵推作品，是读过七遍Werthersleiden的人，对于贵推只有满口称赞，你想要叫贵推如何是好？所以当普鲁士兴军联合奥国讨法军时，贵推身居在法军势力所及之Weimar，只好缄口无言。后来Weimar城破，贵推出逃，路上碰见Korner与Arndt只好对他们说：“O Ihr Guten，schuetteltnur an Euren Ketten；der Mann ist Ihhen zu gross，Ihr werdet sienicht zerbrechen. ”（好朋友啊！尽力的泼浪你们的铁链子罢，这位先生你们是敌不过的，这条链子是扯不断的啊。）贵推爱国之心未尝一日灰死，然而贵推在一种情境之下也只有如此而已。后来贵推自知所预料不对，故Bielchowski说：“Es gibtim Voelkerleben Angenblicke，Wo die Weisen Toren sind，unddie Toren Weise……”（II，332）（在一民族的生活上有一种时候，智者反为愚，而愚者反为智。）我想泰戈尔之心中何尝不是“这位大不列颠先生你们是敌不过的”一样的感想。因而有什么“精神复兴”、“内心圣洁”、“与宇宙和谐”、“处处见神”
的废话。倘是泰戈尔不全为处境所囿，未尝不可大声疾呼提倡先谋独立，然后求“与宇宙和谐”及“处处见神”等事。我不是要鄙薄泰戈尔，然而未免觉得泰戈尔之精神复兴论实含有精神聊慰之臭味，是泰戈尔受他身境影响所致（即所谓精神反应），不是纯粹不受限制的思想的结果。使今日享盛名受优遇之泰戈尔提倡印度独立反对英国政府，必有许多不便，然对于此国运问题又不能无解嘲之法，于是对无意中不自觉的提起这最方便、最不碍人的精神运动精神聊慰法子。泰先生或者自己不承认这话，但这件事泰戈尔自己是最难觉悟的。
我说这些废话无非是要表白泰戈尔之对于亡国救国的一种解释完全是应时之论，不是严密的逻辑推演到底之结果。我不是要拿泰戈尔与贵推比，因为以我只读他三数首诗及看过一戏剧的程度而言，泰氏贵推尚相差甚远，而贵推并未尝拿像泰氏这样利害的昏迷汤灌在德国青年的心里；贵推虽讲精神却与泰氏不同。江先生以耶稣与泰氏相比，我也觉得不妥：耶稣的“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也由他打……”是数千年可一见若老庄之奇话语，无论在何国情之下耶稣也必说他的，泰氏的什么“生活单纯”、“见解高明”、“内心纯洁”、“与宇宙和谐”……我觉得是什么诗人临时都可以凑得上的滥调，是应时而发的语。我觉得这些话极平淡，极不稀奇，临时要叫Galsworthy，Maeterlinck，Brandes说说，都能够说的一大套。
你想想在人家谈如何使印度成为独立强国时，泰氏也不讲武力抵抗，也不讲不合作，也不讲宪法革命，却来讲“与宇宙和谐”、“处处见神”为救国之基础。幽默不幽默？等到你修到“处处见神”的功夫（最速以一千年为期），印度早已不知道成个什么了。若“内心纯洁”、“处处见神”然后可以立国，难道已立国的国民（英美）便已修到此等功夫？若必此法然后可以救国，那么只好真真的闭目祷告“我的天父，其使我国警醒起来入于那个自由的天国”（江引郑译），为唯一的救印度法子了。
一九二四，六，十三。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纪念孙中山先生
记得一二月前报上载有一篇孙中山先生的谈话，他说：“我现在病了，但是我性太急，就使不病，恐怕于善后会议，也不能有多大补助。”我觉得这话最能表现孙先生的性格，并且表现其与普通中国人性癖的不同。因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且孙先生之与众不同正在这“性”字上面，故使我感觉改造中国之万分困难。如鲁迅先生所云，今日救国在于一条迂谬渺茫的途径，即“思想革命”，此语诚是；然愚意以为今日救国与其说在“思想革命”，何如说在“性之改造”。这当然是比“思想革命”更难办到，更其迂谬而渺茫的途径。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犹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尚容易，欲使一惰性慢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易。中国今日岂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则不可得，有之则孙中山先生而已。难怪孙中山有“行之匪艰知之维艰”之学说。
若由历史上求去，性急者每每为中国人所虐待，乃至显的事实。中国也本来不喜欢性急，故子路早已得孔子“不得其死然”的诅咒。若屈原，若贾谊便略可为中国性急者之代表，尤其是贾谊，然贾谊也早有苏东坡之诌其短见。此乃中庸哲学及乐天知命道理之天然结果。徐先生的非中庸论诚是：“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
（《猛进》第三期答鲁迅语）个人以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中国最讲求的是“立身安命”的道理，诚以命不肯安，则身无以立，惟身既立，即平素所抱主义已抛弃于九霄之外矣。中国人之惰性既得此中庸哲学之美名为掩护，遂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为所吸收融化（可谓之中庸化），而国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绝不易得。及全国既被了中庸化而今日国中衰颓不振之现象成矣。即以留学生而论，其初回国时大都皆带一点洋鬼子之急躁性，以是洋气洋癖，时露头面，亦不免为同事者所觑笑，视为不识时务。由是乎时久日渐少有不变为识时务及见世面之时贤。及其时务已识，世面已见，中庸不偏之工夫练到，乐天知命之学理精通，而官运亨通名流之资格成矣。
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性格不大像中国人，是指孙中山先生不像现代的中国人。至于孙中山先生能不能像将来的中国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孙中山是像将来的中国人，那么我们也可不必为将来的中国担忧了。要使孙中山先生像将来的中国人，换言之，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是看我们能不能现代激成一个超乎“思想革命”而上的“精神复兴”运动。
岂明先生已经说过，“照现在这样做下去，不但民国不会实现，连中华也颇危险……‘心所为危不敢不告’，希望大家注意。”（《语丝》第十九期）诚然应希望大家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