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名流之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家常讲inferiority complex“逊色症结”的道理。
譬如一人于某事或某方面上自觉逊色，于是他的下意识必发生一种自卫的作用。因为这自觉不如的感念于他的精神慰安是有害的，故其人心理必自然的生出种种防卫的方法（如特别的意象、偏见、信仰等），使此不愉快的感觉可以隐隐的消灭（其实只是盖藏起来于下意识中），那人的精神便可因此照常安稳，凭良心说话，凭良心做事了。据说我们大多数的信仰发源于感情态度（feeling-attitudes），不是根据理智的。倘是用这种眼光观察，可以发现于我们思想信仰之后，有极微妙的作用，有许多我们不愿承认的，不大体面的情感与愿望在。他们的存在只在下意识中，且若经指出来，其人必力加以否认。自觉不如便是此感情之一种。譬如不出嫁的中年妇人，最不赞成的，是他们美丽青年的侄女们自由恋爱的事情。--再如我们三十以上的跟十几岁的小孩子一同出去走路，他们正东跳西跑观前看后，我们却只想能少走一步好，于是我们不得不很庄严的训示他们：“小孩走路也不端端正正的……”据心理分析家说，此一段教训是于此三十岁以上大人的心理有益的。他暗中所觉得精神体魄大不如此小孩子不愉快的感念，可以借此深藏于下意识的海里，而于意识生活中，得恢复其平坦公正的态度，于自己良心，也就很对得起了，同样的，骂名流的人也须明白名流的苦衷。因为此次沪案发生以后，中国如学工商界之参加运动，固已够忙，政府也于面子上，敷衍的过得去了，独此名流，既不敢表示满意于政府“誓死骑墙”与“敷衍到底”的政策，又不屑与青年学子合作，事后问心何以自解？隐隐中将不免起一种inferiority complex。由是不得不有他们来“教训”青年，来“至诚恳的泣告”青年，或者声明要求诱导青年们。什么“单靠感情不能救国”呵，“救国须先求学”呵，“青年唯一的职务是念书”呵，“希望你们再上课”呵，外国人不怕你“爱国心”呵，都是为着名流自己精神上的慰安，不得不说的。好像没有感情，便是爱国，又好像名流之所以不加入运动者，乃为求学。推而至于极端，乃有“排货是自己吃亏”，“罢课是自杀”的种种谬论。但是因此名流的爱国债却还了，他们“自觉逊色”的“症结”也已隐隐坠入五里雾中，而名流也就仍旧可以问心无愧。自然名流同时也要恭维学生几句话，但是这也是为着名流的精神慰安起见不能不说的，以表示名流态度之公正宽宏。原来天下的马贼、讼棍、乡妪、村婆，没有不相信自己态度是公正宽宏的。（参见 Rationalization in Everyday Life by Ernest Jones）。
三
政治与心理分析Rivers在Psychology and Politics说：“我想大半的受过教育的人现在承认许多种的装大的社会的行为，实隐藏着一种怀疑，及忸怩不敢自信的态度而已。心理学家谓此类的行动是由于自卫机制（defense-mechanism）的作用。在这作用上，人们多少在不觉中（非故意的）采取那夸大的态度，作为卫护，以避免承认其不及人时，心灵上所感觉的不安。”
倘是我们拿这个“自卫机制”的观念，来批评观察近数月来政府的种种行动，我们实在可以多得点了解。Rivers曾经指出英国大战时，陆军部里头办事上的种种耽误时间的俗套虚文，实在只是这许多新入来的人物，不懂他们的职务的“自卫”作用而已。通常官僚中的虚文缛节，都是所以保护不称职的官僚，使免当面丢脸。故除此次沈瑞麟必要请段祺瑞另派外交大员，“自卫”得太明显，不提以外，如政府之所以禁止开国耻大会及他种爱国大会，此中之“自觉不如”及自卫作用便较微妙，须细心分析方能觉察。最喜欢讲学风腐败的，偏偏是军阀与官僚，因为“中国弄到这样田地”顶好有教育界来代负责，使大家可以知道亡国者学界也，而并非官僚。故如丁文江“中国弄到这个田地完全是知识阶级的责任，实可谓军阀与官僚defense-mechanism心里最明白的表示，要说得比丁先生明白痛快，恐怕不易。我们因此可以明白整顿学风，不但是救国的急务，于官僚军阀精神的慰安与自身的尊严，也是当务之急。
我们学界认点罪过来，省了他们的inferiority complex变成神经病，又何乐而不为呢？
四
激进派与守旧派激进自号为维新，守旧自号为稳健。这两种人的不相容，近来越看越明白。他们的不相容是不能免的，是好的，是应该的。他们的互相讨厌，都是好的，应该的，健全的。由于他们的互相讨厌，然后社会才有进步，而且生活才有点趣味。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踱市场，经过一个行人拥挤的地方，偏偏有几位穿长褂的先生，逍逍遥遥的若进若退，好像不觉得其他的人也有走路的权利，于是对我的朋友说这几位的讨厌。但是我的朋友提醒我说，但是他们正以我们为讨厌。我的朋友的话是对的。在一个普通行动逶迤的人群中，几个洋鬼子偏要脚快，由人群中冲过去是很讨厌的。我的朋友的话是对的，但是这三个月的经验使我记得，我们走快的人要以走慢的人为讨厌，也同样是不能免的。
一九二五，十，十。
苦矣！左拉！
据说五十三期“闲话”、“大报”的贡献第一是不“党同伐异”。而且据说这是“在中国评论界里开一新例”，自从东吉祥胡同诸“君子”降世，公平亦同时诞生。依“闲话大家”的意思，大报出现，可以把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党同伐异的）一变为二十世纪的近代人（讲公理的）。然而据我观察，“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之不肯为私人做侍卫还远在同代的学者之上。不一定二十世纪留学生这种的气节与德性，便进步得那么快，真要使我们替中国欢欣赞叹不胜啊！
大报的第二点贡献据说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可惜于第二期已把他所谓根据的“学理与事实”的性质完全暴露。什么叫做暴露呢？就是根据女大学生会的一张宣言说：女师大学生二百人有一百八十人改入女大，只剩了二十人在女师大。这么一个片面宣传话，就是常人也要加以怀疑，更不必说是注意“中国舆论是怎么样东西”的闲话家。不想这回却被正人君子奉为典要，认为事实，于是乃“根据”这“事实”去加上他的很多漏洞的批评。原来大报所根据的“事实”
亦不过如此，“学理”更不必过问了。未知正人君子果是太忠厚呢，还是故意愿受其欺愚呢？于是“正人”、“君子”、“学者”、“绅士”、“学理”、“事实”、“公评”、“公论”、“招牌”、“架子”的真情便一齐暴露了。
于第五十六期，我们似乎也得了许多新理及开了不少眼界，据说：中国人无公道，但是英国人却有，法国的学者也有，你只需看法国德雷夫案作为证，反对德雷夫党虽是多数，然而“我们所最倾倒几个近代法国文人如Zola，AnatoleFrance，Ronain Rolland却多在被人唾弃的二十数人中，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犹太人却费了许多光阴，抛弃了自己的事业，……冒了身家性命不保的危险，去奔走呼号，主持公道的当然只有傻子才肯干，然而法国居然还有不少这样的傻子”。
这文真有味道呵！
按上下文看，闲话家是爱管闲事，但是左拉、佛兰西等也爱管闲事，而且“批评家”站在少数方面，左拉、佛兰西也站在少数方面，所以这个结论，也就有点玄妙。我们于惊愕失措之余，亦颇觉其滑稽。计得以下五比例：（1）德雷夫＝孤桐先生，（2）小卒＝教育总长，（3）左拉＝我（批评家），（4）佛兰西＝我（批评家），（5）罗兰＝又是我（批评家）。原来使左拉、佛兰西生于今日中国，便应替压迫人的鸟总长说话，应为率领老妈的刘百昭宣传。苦矣左拉！辱矣佛兰西！原来捧教育总长，可以与替一陷冤狱的无名的犹太青年伸冤相比拟，原来左拉是勤王的，佛兰西是怕章士钊解散北大又怕张胡子李胡子解散北大的！原来左拉、佛兰西就是住在东吉祥胡同！苦矣！
辱矣！左拉！佛兰西！总而言之二十世纪的中国留学生虽然已替我们发明“中国评论界的一条新例”，但是我们于欢欣鼓舞拱手相贺之余，仍不免要替左拉、佛兰西悲哀。
闲话与谣言今天看见“京副”里头三篇关于北大教授闲话大家的文字。一篇是岂明君作的；一篇是孟菊安君作的。两位都是以事实的证据证明，白话老虎的闲话大家所散布关于杨德群女士的谣言之不确。孟女士还是杨女士的朋友，并且三月十八日同杨女士一同赴会的，所谓“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中弹死”，自然是这些走狗献给它们大人的狗屁，以求取得主人之欢心。其实用不着郑重的去辩。叫狗放“人类之屁”，本来是没有这回事。还不如董秋芳君破口骂狗的文章合式，即所谓“这种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类里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杀了”。关于这“畜生的畜生”，我还有几句话。
“畜生”生在人类里面，本来已经够奇了，但是畜生而发现于今日的大学教授中，这真使我料想不到。我要畅快的声明，这并非指猪、狗、猫、鼠，乃指大学教授中“亲亲热热口口声声提到孤桐先生的一位”，亦即“白话老虎报社三大笑柄”之一。
我也不必联想到以前白话老虎“闲话”捧章及造谣的事迹了。总而言之，就是我得了一种印象：曹锟之李彦青，段祺瑞之章行严，白话老虎报之闲话家，是同样的东西。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今日之妖孽，单以北京首恶之区而论，已经指不胜屈了。
这回“三·一八”的屠杀，虽然是出于政府之丧心病狂，但是事后发现政府以外丧心病狂的同胞就不少，正在那边敷衍政府。你们不知道屠杀后第二天九校教职员联席代表开会的丑话吗？为要通过声明此次段执政应负责任的一案，还大闹意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通过的，而且是以五与四之比通过（换言之，即九校中有四校代表不赞成使政府负杀人责任的，里头尤其是北大代表燕树棠及师大代表马名海大卖气力，因为马君武在那边，那天校长团也列席）。结果会闹散了，连一个屁也不响。论理教职员应该有痛痛快快的宣言，请政府解散各校，若马督办之所为，才略与此案情之重大相称。但是事实上校长团虽然有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敷衍的宣言，教职员连一个屁都不放。可见得丧心病狂之同胞实在多。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至于言论界正也有人在那边大出风头，肆弄其鬼蜮伎俩，一方对政府的罪轻轻抹过，一方却用轻抹淡描的笔法将此祸的责任嫁于民众领袖。
《晨报》社论家曰：“这回民众请愿是和平的，被卫队抢夺的也不过几支手枪木棍。”这是何等公正的态度啊，但是暗中已给人阴险的暗示，当日实在有几把手枪给卫队抢夺去，这手枪自然是共产党带去的，于是大家可以、并且应该攻击共产党了。
闲话大家曰：“要是李鸣钟真有信去保护，事实上却并没有军警去保护，那么李氏百口也不能辩其罪；要是李氏并没有信去，那么宣读的信，出于捏造，那捏造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
你看这是多么公平中正的面孔，的确是研究系的老把戏，他用的方法是阴险的暗示的方法，因为他不肯明说李鸣钟的信是捏造，你要驳他，他却说我并没有说一定是捏造的，但是他却要给一班读者暗示李鸣钟的信有捏造的可能性，所以结论是徐谦等“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及“至少有一部分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参见《现代评论》六十八期十及十一页）。
徐谦等会不会捏造李鸣钟来信宣读于众，自从惨案发生以来，没人想得到，就是闲话家替他想到，并且用不负责的不明不暗的句法散布出来。在这个国民一致愤慨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有工夫来干这种阴险玩意儿，是否全无心肝，大众可以明白。
其实闲话家自己知道绝非捏造的，因为李鸣钟的来信是在各报提到的，若系捏造，李鸣钟早已出来否认了。李鸣钟既没有否认，国民大会主席又敢在报上发出这种消息，即无知如陈源亦已明其绝非出于捏造。况且徐谦女公子自己加入赴院请求，从枪林弹雨中幸逃出来，徐先生若是事前知道，难道要他女儿去送死吗？
但是，不要紧的。“我并没有说一定是徐谦捏造的”，我似乎听见陈源这样预备回答。
民国十五，三，三十。
“发微”与“告密”
三月十八日中华民国“府院合署”式的临时执政府因为知道有爱国青年外交请愿事项，预定计划，埋伏队伍，荷枪实弹，在府院合署的国务院门前由官长指挥，吹号施令，枪击国民，加之以刀鞭，继之以追击，复终之以抢劫。若此情节，使在吾以精神文明见称之古国，在昏天黑地的君主时期，苟非昏君暴主，十分桀骜，亦当于事后文过饰非，一闻警耗，装出一个堂皇惊愕之状来，表示其事前并未闻知，冀以而掩尽天下之耳目，搪塞自己的罪状，哪知道执政旁边有未知人间有羞耻事之文妖包围执政，比之李彦青之包围曹锟先生更为利害，遂于当天发出一个死不通的大狗屁，自画招供，以堂哉皇哉之民国国务总理及总长公然利用公文，署名盖章，撒了大谎。夫撒谎，虽在西洋未沾礼教恩泽之百姓知为人间绝大羞耻事，而在吾“必有与立”之国度，固无妨撒撒，但是无妨虽是无妨，单从官僚手段看去，已不大高明了。使李彦青、曹锟与章士钊、段祺瑞易地而居，亦绝不至“车旁军”的昏庸至此。言念至此，难免对于“我执政”老先生兴伤心之感。去年“清君侧”
之冯玉祥先生已在那一个蒙古名的某城会集四十辆汽车同冯夫人出发留学了，结果仍是“愚”与“我执政”天天在那边叩头请安，端洗脸水，而“君侧”仍是清不了。嗟夫，“东方文明”
纵使有“维持”之必要，“世道人心”纵须“挽救”，亦绝非几个嫖赌文人，摸金孝子，廉耻丧尽，丑态百出之癞头虎所配来“维持”与“挽救”的。
所谓从官僚手段看去不大高明者，即其露出马脚，露得太显，当街出丑，于是使我们一些人有蛛丝马迹可寻，于是可使鲁迅先生有“大衍发微”的文章可做。倘是我们照此发微的路上走去，意义正是重大深长得很。段章马陈击杀国民，通缉异己，并不是一天一日偶然的事，其酝酿已久，由来渐矣，鲁迅先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的丑态都照出来。结果呢，镜里所照，不仅有章马，还有文妖，不仅有野鸡在大马路拉人，还有暗娼在后头兜生意。推源穷委，总可以算是自章士钊登台及《甲寅》发刊以来，复古反动思潮之总结束及大成功。整顿学风之意义亦就在此结束，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