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已讲过，思想与文章是两件事，于一人如此，于一国也是如此。中国思想自周秦以后诸子之学中绝，久已陷于停滞状况，实不仅到晚近百年才如此，不过在晚近因为与西洋文明接触，益发显见思想界之饥荒沉寂而已。但是思想虽然退化，文章到底仍旧十分昌明。我想中国的精神文明实在就是正像一位浮华浪性的文人，真正的学业毫无成就，而于调文弄墨，振翰摛藻一道，却做得十分出色，具有十分本领。有人说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道德文明，我都不敢相信，但是中国人做文章的本领，高出西洋人，恐怕没人能够否认。中国不但是文人会做文章，武人也会做文章，一般社会也是在文章上浪费无数的光阴与精神。你看武人要动起干戈，必先有“主张和平”的通电；在下的要叛变，必先有“拥护中央”的宣言；在上的要穷兵黩武，也必先开一个裁兵会议。这种的枪花，是西洋武人所弄不来的，就是要做文章也做得不如我们武装同志那样圆滑周详。所以中国的武人都是政客，而中国的政客都是文豪。其实不但是武人如此，我们的绅商仕宦，都是文章老手，一般的社会行动，都是一大部分在做文章，都是深中我们儒教正名的遗毒。譬如上贩奸商，必为拒毒会委员；明明是一个烟土公卖，必想出很好的名词，名为禁烟捐；明明是一只烟筒，在执照上偏偏要想出“戒烟仪器”的字样。政府要取消民权，压迫言论，也必大倡其民权主义。官僚要迫人下野，也必耍一道“相约出洋”的把戏。你想这种文章，西洋人哪里做得来，又哪里会看得出呢？所以西洋人每每看不出中国政治的潮流，就是因为未学过中国古文的缘故。于这种方面，日本记者就比较高明，因为到底日人比较懂得我们的文章。我们细想一下，我们社会生活上，无处不是在做这一类兴风作浪烘云托月的文章。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过去的精神文明是一种文人的文明，现在是中国思想衰落文章昌明的时代。
三 论现代应为文章衰落思想勃兴时期但是我们试再仔细思量，未尝不可兴奋起来。中国思想的昌明，自然以周秦为最盛。自从武帝尊儒罢黜百家，造成思想统一的局面，中国人的思想家受了传统的权威与政治势力的压迫，遂失了生气，枯燥沉闷不堪，无论如何，跑不出孔孟荀董的圈套。时至今日，儒家的道统，已经为世界潮流所打破，沉寂单纯的局面化为矛盾凌乱，我们应该在这新得解放自由的局面，希望重见思想的复兴。我们应该希望在此二千年来压迫解放之后，有伟大的思想家出现，可以起二千年来思想界的衰运，恢复先秦百家九流思想活动的状态。
正如我们所讲的文人，能够殚思极虑，于悟道之后，焚毁诗稿，而由文章进入思想；中国也可由于无聊的应酬诗文式的精神生活，进而入于思想界的新生活；创出一种新的、健全的、富有充实的新文化。今后的中国应入于文章衰落思想勃兴的时期。
四 论现代批评的职务但是这所谓新的充实的文化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由什么方法得来的？要使中国由文章昌明思想沉寂时期，转入文章衰落思想勃兴时期，要靠什么力量呢？这就是所谓现代批评的职务。旧的文化不会自然消灭，新的文化不会自然产生。要使旧的消灭，新的产生，都非靠我们批评的智力不可。我们知道，古代各国的文化是建树在几位圣贤的权威之上，如西洋人之Aristotle，St. Thomas Aquinas，中国之孔子。古代人已经将思想问题交与圣人，所以尽可以在思想枯寂的世界里吟风弄月，醉生梦死，迁延岁月，死而后已。现代人已经不能过这种生活了，时时要感觉人生各种问题的压迫。我们知道古代的圣贤，已不能做我们的指导。现代我们思想界的先锋，只是我们的批评家，如法国之Renan，Taine，德国之Goethe，Nietzsche，俄国之Tolstoy，英国之Russell，Shaw等第一流的批评家。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现代人已非思想界的权威所能支配，不但是已死的圣人，不能支配我们，就是新起的任何思想家，也不能霸统思想界，造出清一色的局面。自然我们还有精神界的领袖，但是这些领袖的地位，已非如往昔的圣贤，得我们的信从与否，其权全操在我们。这去取之权，都在我们思想界的平民的手中，而我们所赖以行去取抉择的权，又全在我们的批评能力。
五 论现代文化为批评的文化所以我们所持以代替过去思想界的权威者，批评而已。我们精神界的领袖，就是我们的批评家。我们可以说，现代的文化，就是批评的文化，与古代信仰思想界权威的文化有别。
这个批评的文化是现代各国所共有，不是哪一方哪一国所独有的。有人不服西方文化，以为西人所为未必皆是，中国风俗未必皆非。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方风俗制度，较有改进的能力，即使有不好的风俗制度，较有除旧革新之机会，改良起来也比我们快，这就是因为这西方文明是批评的文明的缘故。比如我们看西洋女子浴装，由于裙改为裤，又由衣裤二件改为衣裤相连，姑无论这种的服装是否非礼，然其主要不同乃在西人有这种改变演化的自由。反对者与拥护者都可以据批评的理论，去供社会的公评。这是非批评的文化国度中所不会有的事。无论这种改变是好是坏，至少新的理想有充分实现的机会。这自然比非批评的不容忍的社会便宜了。倘使我们相信人类文化已达到成年时期，人类已有相当自决的能力，用不着圣贤的垂训来替我们制定礼俗，自然这种的批评文化是最健全、最有希望的文化了。再如婚丧的礼，拿中国式的婚礼殡仪与西洋式的婚礼殡仪相比较起来，似乎西方文明了，因为中国的婚礼已成为新夫妇受罪的刑期，中国的丧事也已成为吹箫鼓乐及一般亲朋乡友大啖大嚼的宴日，徒守成文，而去哀乐的本意远甚。但是我们要明白，这并不是西人文明、华人笨拙的缘故，而是因为西方文化中有真正的批评，能将无谓的，迂腐的，及矛盾的礼俗逐渐改变。这不过举两个较浅近的例，推而至于西方社会，政治，宗教，经济制度，婚姻制度，以及文学思想，尽可有许多不良的地方，但是都可靠社会与群众的批评，逐渐改革，逐渐进化，与抱残守缺的东方固有文明，使思想与批评不能自由运用发展其势力，自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现代的文化是批评的文化。
六 论批评为认清对象批评既然是现代文明唯一的促动力，有这样神圣的职务，我们就不能不再去研究批评的实质。Mathew Arnold曾经说“批评是认清对象的真相”（Criticism is the effort to see the object asin itself it really is）。批评是应用学术上冷静的态度，来批评我们的文学思想、生活动作、风俗礼教，以及一切社会上的人事。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易事，与世俗所谓颂扬与抨击完全不同。我们要认清对象的真相，但是我们的一切思想意念受了多少俗见所蔽囿，受了多少舆论所限制。如若批评不能脱离俗见，就没有真正自由的批评。Goethe说得好：“行易思难。”
要有真正的思想家的眼光的人，不但须有科学家的公平镇静，并且须有探险家的魄力勇气。这种精神的勇毅，比武力的勇毅难，叫一人排脱他的成见，达到高超诚实的见解，比发现一新大陆难。尤其难的，就是对于自己的批评。鄙夷异族，称颂本国，是人之常情，但是真正的批评家是顾不到这些的。Heine说得好：“英人爱真理，如爱他的老婆；法人爱真理，如爱他的情妇；德人爱真理，如爱他的老祖母。”我想在现代世界，真理还是处于情妇的地位多。一人如若要爱情妇，是应该顾不到家中的老太婆的。若不能以爱情妇的心理去爱真理，不能算为真正的批评家，因为真理是妒忌之女神，不会搬入家庭中处于姨太太身份，屈事正室的。我们须知，对自己的批评是读书人与市侩伧老不同的地方，也是受教育的人最难练到的功夫。我们听见罗素恭维中国的文化，人人面有喜色，听见Rodney Gilbert肆口谩骂中国，便人人蹙额。有人问罗素何以批评自己西方的文化，反来恭维东方的文明呢？我们要知道，倘使罗素生于中国，将为攻击东方文化最大胆、最彻底的人。Rodney Gilbert生于中国，也不过成为一个肆口诋毁西洋文明的国粹家。其实一人受教育与不受教育，不在其学问如何，只在他是一个罗素，还是一个Rodney Gilbert，余者都不关紧要。
我们要知道思想批评是一事，实际行为又是一事，两者的范围是不同的。若不把范围划分清楚，批评就沦为实际界的附庸。比如朱兆莘、施肇基先生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替中国做宣传，说鸦片在中国已经绝种十年了。这种爱国的文章，做得实在好，不能不为我们所佩服。但是在批评界，这种的不诚实，算为最大的罪恶，否则批评又是与从前的做文章相同，不是思想。我们在报上还常看见有时有人讨论孔丘的人格，就引起一般市侩及读书人的愤愤不平，认为后辈青年，悖逆不道，有意非圣灭法诋毁圣人了，其实孔丘的人格是怎样，我们到现在还未弄清楚，我们只尊孔子为圣人，而未真明孔丘的人格，读其书不知其人，这就根本不配讲批评了。中国二千年来思想之所以沉寂，这是因为没有真正自由的批评思想，而只有做文章而已。这种做文章，是根本与批评思想相反的。
试举-个例。崔东壁算是有清一代最纯粹的学者之一了，他的《考信录》是最精细审慎、最具有论断史实的科学方法。
但是，我们看他的《洙泗考信录》一牵涉到圣人身上去，便登时失去他批评的身份，而变为卫道的功臣了。我们看他辨孔子观周，被老子辱骂的一段话，就很可知道他失了批评家尊严的态度而成为儒教家人了。他说：
呜呼，以异端而攻吾道，胜不胜犹未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势遂必无不胜。无怪乎异端之日炽，而圣学之日微也。
这简直是崔氏自站在孔家店伙计地位摩拳擦掌等着效忠与异端决战，而不是在做我们所谓“认清对象”的批评家了。又他辨晏婴谏齐景公骂孔子的话，深不满于张子厚之相信此段的记载，也是一样门户之见：
然则此文乃战国以后墨子之徒之所伪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俭故托之，而撰晏子者，又从而妄采之耳。彼司马迁固不足怪，子厚号为道学，而亦信之何也？
他对子厚真气愤愤的一副神容，若曰：“我们儒者一家人，应该互相掩护。那些非吾家门的人，像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还有则可，难道子厚你自己也是儒者，也去相信那些话吗？”
在这种态度之下，不会有真正的批评，最多不过做些自欺欺人的文章。我且再举一个例，来表现崔氏论证法之一般，并证明真正的批评与做文章不同。《孔子世家》载“孔子要绖。季子享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家语》说阳虎吊孔子告以享士之事，孔子曰，某虽衰绖，亦欲与往，以示不非阳虎之意。原来重丧赴宴，本犯礼法。但是一人之行为，不能一举一动尽合于礼。孔子也是一个常人，有人之常情，这种地方由现代批评家看来是未必没有的。但是崔氏却不本这种公平的态度，先假定孔子是一个言行一无可指摘的圣人，他说：
虎吊而言享士，即失礼之小焉者耳。衰绖而往，失礼大矣，……且虎果失礼，不非之足矣，曷为而更甚之，是谄也；不往而伪告欲往，是欺也。圣人必不如是。
自然孔子见老子与否，及上段的事，我们不敢说绝非古人的造谣，但是持着像崔氏这种门户之见，去考订孔子之生平事迹，我们可以推想而知，无论如何结果仍是必定还了孔子一个圣人面目，考订与不考订，都没有关系，而失了批评“认清对象”的职务了。这种“什么便是谄也，什么便是欺也，故圣人不必如此”，只是八股文的论证法，是做文章，不是我们所谓批评。
英文学习
法甲 方法概论1.目标--英文是活的语言，现代通用的语言。凡学习英文的人务必认定这个目标，学习现代通行活用的英语。这个月标认定，方法才不会错误。若把英文看做死的，固定的语言，将来对于文法，读物，发音都要偏重于迂腐的语汇，拘泥的文法，呆板的读音，结果就所学非所用了。
2.听讲写读四事并重--因为英文是活的应用的语言，所以在会话写读都得注意。语言之为物，自身不能存在，必有写者说者欲传达其意象，也必有读者听者由语言之传达吸收作者说者的意思，然后完成语言之功用。语言也必因说者听者作者读者地位或心境之不同而发生变化。譬如讲文法，以简单的“你”一字为例，这you字，在中文无不译为“你”，但是在语言活用上，你不必即you，you也不必即你，因为在实际上，语者与所与语者之间，有身份高低、交情疏密之不同。明白这you字在实际上之用法，然后可谓懂得you字之意义。中文对非深交的人，总避免“你”字，或称“杨先生”，或称“石甫先生”，而在英文却一律普遍可用you字。再如英文wife字，或通常译为“妻”，然在实用上或等于“夫人”，或等于“内子”，或等于“太太”，或等于“老婆”，或等于“女人”；必须知道用wife字之时地条件，然后攫得住wife字之神髓。以上二例，都证明词语非抽象之物，能脱离尔我而巍然独存。文章无缠绵，只是作者读者之兴感；诗歌无悲壮，只是诗人墨客之骚情。不有听讲写读，何以有语言文字？假如偏于任何方面，就所学的也无非半身不遂貌合神离之英语而已，最多如看古代美人的肖像，相貌犹存，音容已邈，发生不起恋爱。
再就学习的能率而言，凡遇一新字，必口诵耳闻手写目视，然后容易认得，容易记得。犹如习字之人，不但要多阅碑帖，且必肯研墨挥毫，下实际工夫，才有实际成效。现在中国学生念英文，多犯这种毛病，只肯玩赏宝帖，不肯执笔临摹，结果不能真实领会书法之笔意，且失了习帖上之真正快乐。昔王羲之习字，池水尽黑，有了这样苦工，才是得了此中的乐处。学习英文道理也正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