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轮盘
用科学家的话来说，这本书是基于经验写成的。也就是说，通过工作中的实践和观察，我产生了各种想法和念头，并且也检验了它们。我采取的方法是：首先，对我直觉上认为正确的视觉化思考方法进行测试，然后证实这种方法的确能够解决日常的商业难题。如果这种方法“的确有效”—比如提供了更好的创意和交流，或者促使销售额、生产率或效率有了增长或提高—那么，我会继续改进它，直到本书提到的那一套工具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这个方法没什么用，它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对我来说，没什么可以取代这篇介绍用视觉化思考来帮助解决难题的文章，它虽然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但却是边学边做边探索的结晶。1990年初，我在俄罗斯管理一家市场营销传播公司，但我连俄语都不会说。这在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矛盾，（一个人连当地语言都不会，又怎么能进行交流沟通呢？）是的，不过这种特别的境遇也促使我开始寻找解决商业难题的非语言方式。
那几年我很忙，而当我最终学会了俄语时，我却发现，虽然自己已经解决了语言障碍，但用画图来分享创意竟然更加有效。我从未想过要通过任何科学依据来解释：为什么一张图立刻就能化难为易，而另一张图却会使问题难上加难？那时我正学习“跟着眼睛的感觉”走。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回到美国时，我已经见识了足够多的视觉素材，它们反复出现在效果更好的图画中，使我学会了迅速勾勒解决问题方案的草图（就像英式早餐桌上的餐巾纸那样），人们发现这些草图也是很有用的—但我从没有真正认识到为什么这些图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我开始调整方法以帮助我的同事和客户，让他们学会自己去画类似的图，在这之后我开始明白，我只是在直觉上认为这些做法有效，而神经学家则对人类视觉如何运作有自己的解释，我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联系。
读了一系列关于视觉科学的材料，我开始有所发现，但大学时学的生物课程如此陈旧，我无法把握它们。然后一个客户告诉我有本书叫《脑中的幻影：探究人类心灵的秘密》（Phantoms in the Brain: Probing the Mysteries of the HumanMind）。我找了一本，翻到专门讲解视觉的那一章。突然我感到自己听到了锁芯转动的声音，视觉化思考的神经学钥匙“咔嗒”响了一声。
在这本书里，作者拉玛钱德朗（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脑科学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阐明了大脑内在的运作机理，并给我们讲了一个迷人的故事。但是吸引我的是他用来说明视觉通道的图示—视觉信号从眼睛到视觉皮层所经过的神经通道。当1998年拉玛钱德朗写这本书时，他用了一些最新的发现来描绘这些通道和它们的作用，特别是解释了大脑摄入视觉信号后将它们分解成可供处理的具体成分时，这些通道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特定的图示说明了其中三种视觉通道，让我吃惊的是：它们的名字与“六要素”原则中的三个要素契合。
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将一个问题“打碎”成“六要素”，并为每个要素画一幅图，很有可能会用形象化的方式阐明几乎所有问题，然而当我面对这些视觉通道的名称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视觉通道本身就很有趣，但让我惊异的是它们那看上去并不怎么科学的名称：“谁”通道、“在哪里”通道、“怎么样”通道。这恰恰和我历来依赖的“看的方式”一样，但现在它们已经不是视觉世界里的抽象概念，而是直接导向大脑特??区域的物理通道。
“慢着。”我对自己说，“不可能这么简单。这不可能是我们根据‘六要素’自然而然看到的东西—谁/什么、在什么时候、在哪里等等。如果这样看来，也太容易了。那些内容只是我们为了理解和传达复杂问题的实质而不得不制造出来的宽泛概念，不是吗？”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困惑，我尽可能地找来了所有和视觉如何运作有关的资料，并很快就发现了两件事：第一，“六要素”是看世界的“理想”方式，因为它们在理论上很符合我们“看”的方式。对于这样一种视觉化思考模式，已经有足够多的科学依据证实它的真实性。第二，和科学所谈论的一切相似，它并非“完全”是真的。
“我们如何看”之一：视觉通道
回到第四章的开头，我将“看”作为我们通过眼睛收集视觉信息的方法。我们说到了光线如何进入我们的眼睛，被转换为电子信号，然后通过视觉神经被传递到大脑的不同区域，然后这些信号以某种方式被处理为我们在脑中所看到的图。这是对我们视觉系统原理的一个精确有用的总结，但它也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随着神经学家们了解的不断深入，我们得以更深入地领略视觉过程的神奇，但直到今天，它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谜。
我们所知道的是：在眼睛睁开的每一秒，成千上百万的视觉信号作为光子进入我们的眼睛，立即被视网膜转换为电子脉冲，然后通过我们的若干视觉神经分支进入大脑。从左右侧进入眼睛的信号进入视神经交叉，其中10%的信号经由这条已进化了3亿年的通道被分流进入位于脑干顶端的视上丘。
“旧的通道”
脑干也叫做“爬行类脑”，它是我们与爬行类动物的共同点，也是我们大脑里最古老的核心部分；它还是我们大脑负责“战斗或逃跑”基本生存技巧的部分。视上丘捕捉到的视觉信号有一小部分继续通行直至枕核，在这里进行快速的初步处理，随后继续前进到顶叶进行最终的处理。这条通道的一系列“驿站”被称为“旧的通道”，或者叫原始的“在哪里”通道，因为这里处理的信号只告诉我们一件事：在哪儿。
我在书中曾经提到，当走进保龄球馆时，我们的注意力会立刻开始研究它，建立起坐标、方位以及我们的位置，还记得吗？这些就是“旧的通道”所做的工作，它并不提供任何信息来告诉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甚至不会使用事物名称来告诉我们任何信息—“在哪里”通道告诉我们的只是我们是否处于直立状态，是否有东西正在接近我们。如果的确有东西接近，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就这么简单。
难怪爬行动物看起来不那么聪明。它们所拥有的唯一的视觉系统只能处理“在哪里”的问题；它们没有能力学会从视觉上认知所看到的东西并为之命名。试试这个：把一个碰碰球扔向一个朋友（人类）的头的方向，一旦他意识到球不会伤害到自己，无疑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被球砸到。现在试着跟一只短吻鳄玩这个游戏。尽管短吻鳄这个动物种类在这个星球上待的时间比人类要长3亿年，但它们绝不会意识到碰碰球不会伤害自己。不管你向它们扔多少次球，它们都会畏缩。事实上，不管你向它们扔什么，它们都想吃掉你。
对碰碰球的不同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还解释了其他90%的视觉信号进入人类眼睛时所发生的事情。
“新的通道”
90%的视觉信号所经过的通道是，即沿着外侧膝状体，也就是我们的“中央视觉分类基站”。它横跨了新皮质左右叶的前端，位于大脑凹凸不平的顶部。新皮质是人类大脑中最新的一部分，数千万年以前在哺乳动物中最早出现，在人类大脑中的快速发展也只有数百万年时间而已。我们大脑的新皮质负责有意识的思考、分析性决策、命名、高层次处理的工作—除了基本的生存技巧（由脑干解决）和情绪（由位于小脑和新皮质之间的皮层—脑边缘处理）不在此列外，它几乎包含了所有问题。
经过外侧膝状体的初步分类，视觉信号通过弯曲的视辐射渠道到达了位于大脑后端的初级视觉皮层。脉冲在那里会经过一个更加严格的整理程序，它们被分解进入另外两条通道。通向颞叶的“什么”通道和通向顶叶的“在哪里”通道。在前者那里，对象被认知和识别；后者那里关于对象的位置、定向、方位等其他信息会一一得到处理。
有趣的是，这条更新一点的“在哪里”通道就是我们运动系统的视觉向导，它让我们确定自己的位置，判断对象相对于我们的位置，以便我们能伸手抓住它们。由于这个双重任务—告诉我们对象在哪里，告诉我们与对象的空间关系究竟如何—这条通道也被看做是“怎样”通道。
通过“什么”通道和“在哪里/怎样”通道，视觉信号被继续传递到视觉皮层的 30个区域，在这些区域中它们将经历更复杂更具体的处理过程。然后……嗯，然后就要大家自己想象了。到此为止，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但从视觉化思考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困惑我的地方—我们的确知道，当看向一个场景时，我们的视觉系统立刻就会进行事物分解，并使之分别进入“在哪里”与“什么”的信息流，而它们最初也都是被分别处理的。随后，一旦信号进入大脑更高一级的处理中心，我们就能处理“多少”、“在什么时候”、“怎么样”乃至“为什么”。
因此，神经学似乎可以对以下这个问题提供一个解释：为什么用形象化的方式将一个问题分解为“谁/什么”、“多少”、“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的成分，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和别人解决“怎么办”和“为什么”。也许仅仅因为它是我们大脑运作的基本方式之一吧。
“我们如何看”之二：右脑Vs.左脑
当我在第六章介绍SQVID时，我指出，通过提出5个问题，我们迫使大脑的两侧都运作起来。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熟知，我们大脑的两个半球对于信息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左半脑是分析性的，它将小片小段的数据拼合为线性的、理性的思想。左边的脑中枢负责书写和口头语言，与大部分数学运算。右半脑则是综合性的，通过想象、模式和空间方位来处理大的、定义不够完整的信息块。右半脑有处理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更高级的倾向，似乎还包括了创造性的脑中枢。
20世纪70年代，神经心理学家斯伯里的研究和神经外科医生约瑟夫·博根实施的“裂脑”手术最早揭示了左脑和右脑之间的区别。他们主要通过一个女作家和一个女艺术家的作品去接触大众文化。加比里·里克博士以博根的研究为起点，写出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自然写作法》（Writing the Natural Way），书中描述了怎样利用右脑的创造性倾向来协助左脑的写作能力。同时，贝蒂·爱德华写出了经典的《用右脑绘画》（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书中采取的方法也和《自然写作法》一书相似，并且还提出，对于善于分析的人来说画画更有利于发展他们的创造能力。
这两本书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且“右脑—左脑”的类比也很快被应用于从对艺术的理解到股票市场操作等各个方面的事情上。现在，左右脑的区别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模式对解决问题的人加以分类：以理性和定量的视角看世界的商业人士，和以感性和定性的视角看世界的富有创造力的人群。
这里让我备感困惑的是，不管是左脑还是右脑，似乎都会发生视觉化的处理过程，也许这正说明，像我所说的那样进行视觉化思考（主动的“看”，发现“六要素”，运用SQVID，利用“六六法则”等等）可以把我们的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调动起来，而无论是单独的说和写，还是单独的绘画涂鸦都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我们如何看”之三：我们所不知道的
按理说，这一部分应该是本附录中篇幅最长的。但不管是复习视觉科学的教科书，还是与神经学家聊天，最后都会发出同样的感叹：对于视觉系统运作原理的理解，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尽管如此，神经学家、物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计算机视觉研究者、人工智能工程师，还有与视觉相关的其他领域的专家们仍在不懈地探索着，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对于视觉的理解正在成倍增长。
总之，要知道我们是否真的解开了视觉之谜，就得看我们什么时候能造出和人类观看方式相似的机器。在实验室、研究中心、大学、商务公园甚至是车库……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聪明人正在研究这种机器。它可以和我们一样，可以在看一个场景后立即观察“谁”、“什么”、“多少”、“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然后在“想象”中对这个世界中各类“怎样”和“为什么”的问题得出它们自己的答案。对于这种机器会在不久的将来诞生，我表示怀疑。即便这种机器真的问世了，我也很怀疑它们画的图能像餐巾纸上的草图那样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