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乔家里很穷，有一个驼背老姿和几个孩子，女儿无嫁妆没法出嫁，儿子无钱没法上学，他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堂吉诃德答应给他一笔数目不小的工钱，还答应得到海岛之后，留他作总督，使他永远不再挨饿受穷。于是，他“心里怀着他主人允许他做总督的热望”，跟着堂吉诃德出来作了游侠侍从。他明明知道主人的疯狂，但仍然是“忠心耿耿”，不愿离开他。这固然有想在冒险“事业”中，得到些好处，改变家庭困境的念头，但主要地还是在游侠过程中，桑乔越来越了解堂吉诃德的为人，越来越爱他，说他老实，心肠好，不做坏事，尽做好事。因此，爱他的主人如“同自己的性命一般”，虽然后来历经千难万险，也始终舍不得离开他的主人。现实的磨练，使他变得不贪财了。摩尔人里可德让桑乔和他一同回村，把埋藏的财物取出来，答应酬谢他两百个金元。桑乔说：“可惜现在我不贪财了因为我心里明白，即使是份内应得的东西，尚且要遇到灾难，至于不义之财，那是连人都要保不住的。”（第二部第四十五章）起初，桑乔身上那种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反映了小生产者狭隘的自私的一面，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个纯朴、善良的农民。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有才能，讲实际。能够正视现实。因此，头脑清醒，聪明乐观。
桑乔在任“总督”时，表现出劳动人民更多的优秀品质。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判案英明、果断和机智。在处理民间事务时，桑乔不仅胜任裕如，而且还表现了他的创造力，充分显示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品德和治理国家的才能。作家通过桑乔这个形象使读者看到西班牙人民一旦摆脱了因袭的重担，能从贫困造成的愚昧、贪婪里解放出来，就会远远胜过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作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民是有前途的，祖国是大有希望的。请听，桑乔在那黑暗的时代里，已经说出了人民要求管理国家的愿望，他说：
“因为我有一个灵魂跟别人一般大，也有一个身体不见得小似什么人，要是我有一个国度，我也做得国王，跟任何人做得他国度里的国王一样。”他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讨厌那些封建贵族们，当别人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贵族的“堂”字时，他气呼呼地说：“也许我做了四天总督，就可以把那些堂们都铲除掉，因为这些堂们到处都是，实在多得跟蚊子一样讨厌了。”
桑乔对巴拉塔利亚岛贤明的治理，使企图嘲弄他的人反而受到了嘲笑。
由于当地贵族对他残酷地捉弄，最后不得不“辞职”。当他辞去“总督”职务时，他心安理得地说：“我是光着身子进去的，现在已经光着身子出来了；我一无所得，也一无所失。至于我管理得到底好不好，那有见证人，我也解决过疑难问题，我也宣判过诉讼案件，我从未受过贿赂，也从未占过便宜。”
作家遣责了整个官僚制度，在桑乔身上寄托了要廉洁、贤明治理国家的理想。作家对桑乔这个人物的描写有血有肉，丰富多采，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
《堂吉诃德》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手法也是很高明的。
《堂吉诃德》是一部讽刺艺术的杰作。塞万提斯的讽刺艺术，既不同于卜迦丘的辛辣尖刻，又不同于拉伯雷的喜笑怒骂，他有自己的特点。作家笔下善于把英雄和丑角、疯子和智者、悲剧和喜剧、严肃和滑稽巧妙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幽默的讽刺。堂吉诃德这个疯子越把自己扮成救世的英雄，就越使自己落在丑角的地位上，他表演得越严肃，就越显得滑稽荒唐，往往是以喜剧性的情节出现，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场。使读者看了不禁发笑，在笑声中，唤起人们醒悟的效果。比如，中世纪骑士称号，是由国王或者大公爵之类的人物封授，封授仪式是隆重的、神圣的、严肃的。而作家把堂吉诃德封授骑士称号的仪式放在一个小小客店里，还是由客店老板来主持封授仪式。没有礼拜堂，就在马槽旁边守甲，没有贵夫人，就由两个妓女侍候，特别是通过守甲这个滑稽荒唐的情节，把这一神圣、严肃的封授仪式作了淋漓尽致的嘲笑，使骑士制度在笑声中受到致命的一击。
塞万提斯故意模仿了骑士小说的游历体裁，这种体裁，为作家描绘广阔的社会现实开辟了宽广的天地。并借主教之口说：“这一类书籍也不是没有好处，好处就在它们供给作者一片丰富的园地，可以尽量发挥他们的才情。”
作家模仿这种休裁，发挥自己的横溢的才情，纵横驰骋，展开了对广阔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下层社会的真实描写，展现出一幅十六、十七世纪之交西班牙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这就使作品的主人公更具有典型意义，使主题更具有概括性。
小说中人物的肖像描写和风景描写，也表现了作者纯熟的现实主义技巧。作者善于采用素描的手法，廖廖几笔，就勾勒出一个鲜明生动的形象来。
如堂吉诃德的肖像是：身段细长，面孔瘦削，满面愁容，骑着那匹骨瘦如柴的“洛西南特”。桑乔的肖像是：“挺胸突肚，五短身材，纺锤脚骨，”
骑着那头灰色的驴子。只要一闭上眼睛，主仆二人的形象就非常生动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即使是对次要人物，如客店女佣人的肖像描写也是惟妙惟肖的。
作家写她“生得阔脸，扁头，狮子鼻，一只眼睛是猫眼，还有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不过靠着她的身体的活动，确能把这许多缺欠都弥补过来。她从脚到头不到七尺高；她的肩膀上载肉太重了一点，使她不想看地上的时候也看着地上。”
小说中的风景描写都是具体的，实感的，既有平淡无奇的叙述，又有绚丽多彩的描绘；既有阴森可怖的环境，又有和平宁静的“世外桃源”而这些描写又都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思想、刻画人物的性格服务的。
小说里所用的语言是人民的精确的语言。西班牙《工人世界》报认为，塞万提斯“所用的语言不是贵族和资产阶级客厅里矫揉造作的谈吐，而是人民的、清楚有力的精确的语言”。书中大量应用了民间谚语，全书应用的谚语有二百五十条之多，其中五分之四集中在桑乔身上，他一张口就是成套的谚语，他用谚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是他的老婆和女儿也是谚语不离口，无怪乎神父说“这潘萨一家人都是肚子里装着一大桶俗语来投生的。”除了民间谚语之外，作家还善于把“人人都传涌，满街儿童都会唱”的歌谣编进书中，这不仅使小说增添了诗的气氛，而且使小说更容易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和了解。用人民的精确的语言写成的这部小说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纯朴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充满机智和幽默；生动流畅，感情奔放。
小说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特别是用对比的手法。堂吉诃德用的是当时西班牙上流社会的工整语句，而桑乔的语言则是朴素的、简洁的、人民大众的语言；堂吉诃德和桑乔主仆二人的形象，自始至终相互衬托，相互补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堂吉诃德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桑乔则讲求实际；在肖像和性格特征上，连堂吉诃德的瘦马和桑乔的灰色驴子也有着主仆之间鲜明的阶级对比。海涅在《论吉诃德先主》一文中说过“吉诃德先生说话时，似乎是一经骑在他的高马上的；而桑乔则仿佛一经坐在他那谦卑的驴子上。”
《堂吉诃德》这部巨著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作家看到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黑暗，想要改变现实，改造社会；也看到了靠游侠骑士单枪匹马不能拯救社会，但他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解救社会的办法，只得把理想寄托在原始社会的“黄金时代”，这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这是塞万提斯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局限性，也是时代的局限性。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进步思想的镇压是残酷的，塞万提斯在这部巨著中提到了教会，但没有反对教会的思想。这也反映了西班牙人文主义者的软弱性。
《堂吉诃德》这部长篇小说，在情节结构上有些松散。作者围绕着主要故事情节，又穿插了一些小故事，如《好奇莽汉小说》、牧羊女马赛拉的故事、杜罗蒂亚和吉特丽亚的爱情故事，还有带有自传成份的阿尔及利亚俘虏事迹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本身都相当完整。有的故事穿插进来之后，是丰富了游侠冒险的主要情节，但有的故事和主要情节关系不大，所以在结构情节上就显得不够严密。
小说在体例上也不完全统一。塞万提斯原计划写四卷，篇幅也不太长，但写到第二十七章第三卷结束时，增添了新的故事，使整个故事延长了。这样，就改变了原来的体例。
小说也多有疏漏之处。如桑乔到底见过没见过亚尔东莎·罗伦佐，前后说法不一致；三十章说堂吉诃德的宝剑被苦役犯拿走了的事，以前也未提过；三十七章说陪伴蒙面女人的那个“俘虏”，上文没有交待他是俘虏，显得突如其来。有的人物名字前后不统一，有的段落之间上下不衔接。诸如此类的疏漏还有不少。
《堂吉诃德》这部现实主义的名著，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仍然还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新的进步的事物在不断地战胜着旧的落后的事物，世界永远属于新时代的英雄。一个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需要向前看，正视现实，脚踏实地地为美好的将来而斗争，而不要迷恋过去，以至思想僵化，不求进取，否则，在客观上就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堂吉诃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