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小说心理刻画、写景、对话、抒情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像达吉雅娜同老奶娘月夜谈心的场面、达吉雅娜的情书、两人最后的会面，均可谓千古绝唱之段，堪与任何世界名著相媲美。诗人还为他的心爱的诗体小说设计了精当的格律--四音步抑扬律。长诗每节为十四行，由三个四行和一个二行组成。第一个四行押间行韵脚，第二个四行押贴行的脚，第三个四行押环行韵脚，最后二行仍押贴行韵脚。后人称普希金这种独创的诗节为“奥涅金诗节”。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所表现的卓越的艺术技巧，对后世俄罗斯文学产生了久远而深广的影响。
《鲍里斯·戈东诺夫》
一八二三年，在沃隆佐夫伯爵的私人藏书室中，普希金就读到过有关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史料。一八二四、二五年间，普希金又认真研读了新出版的卡拉姆辛的《俄国史》第十卷、第十一卷。其中，关于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史实，再次引起诗人浓重的兴趣。一八二四年十二月至翌年十一月完成此剧。
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得势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那是俄国一段恐怖而又混乱的年代。沙皇伊凡四世--人称“恐怖的伊凡”--一五八二年盛怒之下以权杖击毙其大太子，不久他驾崩，二太子费多尔继承皇位，三太子季米特里则被送往边远封地乌拉里奇小城。费多尔懦弱无能、笃信宗教，人们背地里称之为“傻瓜费多尔”。大臣鲍里斯·戈东诺夫足智多谋，蓄意篡权夺位。他把妹妹伊琳娜嫁给费多尔，从而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费多尔一五九八年驾崩，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党羽假借民意，拥立鲍里斯·戈东诺夫为沙皇。戈东诺夫登极后，推行打击豪门显贵、起用新贵族的政策，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但他的政策遭到豪门贵族的敌视和反抗。
恰巧，一六零一--一六零三年俄国连年遭灾，因而，民不聊生、民变四起。
一六零四年秋，出现了一件怪事：多年以前在乌拉里奇暴死的三太子季米特里突然在波兰豪门贵族中出现。这个伪为王者，以出卖民族、国家利益为条件，换取了波兰贵族地主的支持，并以声讨戈东诺夫为借口，向莫斯科进军。
因为他善于顺应民心，所以他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了戈东诺夫王朝并取而代之。普希金发现这混乱的年代与罗曼诺夫王朝颇有相似之处，鲍里斯的篡位使他联想起亚历山大一世弑君--杀父篡位之事；而鲍里斯·戈东诺夫王朝的兴衰，又使他看到人民在朝代更替中的作用，他从而产生了借古喻今的思想。创作《鲍里斯·戈东诺夫》之前，普希金正在研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认为虚假僵化的古典主义应突破，所以在创作悲剧时借鉴了莎士比亚的经验。全剧共二十三场，出场人物近八十个，诗人无视古典主义的种种教条，让戏剧场面、时序随情节演进和人物性格发展而变化。
普希金创作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既基本上忠于历史真实，又大胆地进行了创造。悲剧的一至四场，写沙皇费多尔逝世，贵族议会决定拥立戈东诺夫为新沙皇，而戈东诺夫虽早已觊觎王位，但却故作姿态，同他妹妹躲入修道院，谢绝登极。悲剧一开始，诗人就通过大贵族沃罗敦斯基和许伊斯基的对话，交待了鲍里斯·戈东诺夫为了博取民心，所耍的种种花招：
沃罗敦斯基：
自从此人带妹妹躲进修道院，
似乎真想了凡遁世以来，
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
漫说是大主教，休提杜马众贵胄，
全都劝他登极，到如今，还扭不过他的
心意，
他也全不顾叹息劝进与磕头哀求，
连莫斯科全城痛哭嚎啕，他也一概不
理，
也不理睬贵族最高会议的呼吁。
而许伊斯基则比沃罗敦斯基狡猾奸诈，他语道破此中奥秘：
如何了结？不难猜到：
百姓还要痛哭嚎啕，
鲍里斯还会皱皱眉头，
好比酒鬼面对一杯美酒，
他将半推半就，应天命，顺民情，
最终同意接受皇冠--到时
统治我们，按照过去的老章程。
他们也谈到戈东诺夫对季米特里太子的谋杀。鲍里斯经过他的党羽和群众一再请愿，终于如愿以偿。他用尽心机谋权篡位，而登极演说却十分冠冕堂皇。
鲍里斯：
你，主教在上，你们，大贵族金都在场，
我要向诸位披肝沥胆。
你们亲眼看见，我是低首下心，诚惶诚恐，
接受大权执掌江山。
鲍里斯·戈东诺夫登极是一五九八年二月。接下去四场的故事发生在一六零三年。第五场：“夜。楚陀夫修道院净室”老神父比明正秉烛编修《编年史》。小神父格利高里因受各种世俗欲念干扰，正辗转反侧。格利高里端详着比明：
他的精神永远庄重安详，
就像坐在大堂上的白发清官，
心明如镜，洞察义士和罪犯，
不动声色，把善恶拿来审度和估量，
决不宽纵，也不愤懑。
这一老一少，有意无意地搭讪着。从梦、人生的欲望又谈到编年史和历代帝王。老神父称赞伊凡和费多尔沙皇，谴责当今的沙皇：
啊！这真是可怕的、空前的灾难！
我们激怒了上帝，我们犯了罪，
我们把弑君的逆贼尊为君王。
格利高里问起季米特里太子的死因，比明讲述了当年他在乌格里奇目睹惨案的详情：
我深夜抵达。第二天清晨早祷的时刻，
突然听到钟声。警钟敲响，
一片喧哗，大叫大嚷。王妃们跑出椒房。
我赶忙跑去看。那里已经挤了一堆人。
我一看：小太子被捅了几刀，
鲜血淋漓躺在那里。
在斧头的威逼下凶手
招供了，供出了鲍里斯。
小太子被杀那年七岁，十二年了，若是活着是十九，格利高里突然发现自己和死去的太子同庚。于是一个惊人的奇想--冒充小太子的念头，在这个有野心的小神父头脑中闪现。
第六场：“大主教的中堂”，楚陀夫修道院老向大主教报告，小神父格利高里逃跑，还留下狂言：“我要君临莫斯科做皇帝！”
第七场：“皇宫”。鲍里斯登极已六年他受着良心谴责，时刻不得安宁。
血淋淋的小孩冥冥中在眼前晃荡格利高里逃脱了边关警察的追捕，进入了立陶宛。不久，他出现在波兰王宫，自称是太子季米特里。惊人的消息，陆续传到鲍里斯的宫中。
格利高里--“冒充的皇帝”成了波兰大贵族侵略俄罗斯一个口实和工具，这个野心勃勃的小神父自己也深知其中的奥妙：
我是不是季米特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但我是个挑衅与战争的口实，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
他“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再加上阴谋家应有的头脑和一定的热烈气质，这一切都有助于他成为“冒充的皇帝”。
时间在推移。悲剧交替地表现“冒充的皇帝”的进攻和鲍里斯的受挫和逝世。鲍里斯·戈东诺夫是个悲剧形象。他有治国之才，并且也有作个贤明君主的愿望。他制定打击豪门贵族的政策，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治国措施。但他像绝大多数封建帝王一样，靠着阴谋夺取权势，心灵因沾染了污点而不安。
他视人民为牛马，听信谗言和告密，政权危机时便疯狂地镇压。
天天抓人杀，牢里人挤人。
广场上，只要三个人碰碰头--看！
密探紧紧来盯梢。
甚至谁要谈论太子季米特里，“就割去舌头，或者，砍掉脑袋”。他对大臣巴斯曼诺夫说：
不！施博爱、行仁政，百姓不会感恩，
你做了好事--他们连“谢谢”也不说
一声。
杀他们！抢他们！--对你也不见得更
坏。
他临终前对他的太子费多尔说：
我早年从政，相当老练，
能够控制骚动和叛乱。
在我面前他们心怀恐惧手发抖，
还不敢大声喊出要反叛。
鲍里斯从一个有作为的沙皇，变成一个暴君，这确实是个悲剧。产生这悲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正义和人民的蔑视。
格利高里也是个悲剧形象。他当小神父时还敬重编年史家比明神父，尚有分明的爱憎。他聪明机智，敢作敢为。他的得天下，完全由于得民心、受到人民的支持。
我们强大有力，并非因为将士英勇，
不！也不是因为波兰人援助得力，
而是因为民意，对！老百姓的公意。
但他利欲熏心，一天天轻视了民意。为了换取王位，他勾引波兰大贵族，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所以人民对于他的登极，“沉默无言”。这预示着他也必将像鲍里斯一样，遭到人民的唾弃。
一八二五年正是沙皇专制制度岌岌可危之秋，又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即将开始之际。普希金借古喻今，抨击专制帝王的阴险狡诈，显示人民在朝代更迭中的作用，显然对俄国的现实斗争有着巨大意义。可惜，他的悲剧刚刚脱稿，十二月党人起义已经失败，而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恰是“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
尽管在悲剧中，人民在多数场合仍处于消极状态，甚至只是“工具”，但在艺术中却开掘并成功地表现了人民主宰历史这一主题，这已经是普希金的了不起的功绩。诗人借鉴莎士比亚的艺术经验，突破了古典主义，从而把俄罗斯戏剧创作，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别尔金小说集》
《别尔金小说集》是普希金一八三零年在波尔金诺度过的那个“金色的秋天”所收获的硕果之一。短篇集共收入《射击》、《大风雪》、《棺材商人》、《小姐--乡下姑娘》和《驿站长》五个短篇。这些短篇均写于一八三零年九月，均用“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因而成集时定名为《别尔金小说集》。
早在一八二四年诗人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三章第十三节中，就曾透露过他想转向散文的念头：
或许，遵从天意，
我要停止做诗人了，
我要降低到质朴的散文；
这说明从二十年代初，诗人就已开始酝酿小说创作，在此后的七八年里持续搜集材料，构思情节，雕琢人物。作家孕育自己的作品的过程，恰如母亲怀胎婴儿，《别尔金小说集》经过七八年的时间，才于一八三零年秋呱呱坠地。短篇集中的五个短篇情节各异、风格协调，颇有示范作用。
《射击》是一篇用第一人称写成的短篇。作者通过青年军官“我”的口，讲述了所发生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某小城”，那里是俄军某团驻地。主要人物是大约三十五岁的退役军官西尔维渥。这是一篇性格小说，作家集中他的全副笔力，表现西尔维渥的独特个性。
因为小城地处偏僻，缺乏社交生活，所以团里的军官便经常在彼此的住所里聚会。在他们的圈子里，只有西尔维渥一个人不是军人。他平日沉郁寡言、性格严谨、言语刻毒。他生活过得清苦，衣着也颇寒酸，但待客却慷慨大度。“他的餐厅里却经常有我们团里全体的军官。”他的午餐，虽然只有两三道菜，“可是香槟酒却像河水似地流着”。没有人知道西尔维渥的经历，也没有人晓得他的收入情况，人们只知道他酷爱射击。“用手枪射击是他主要的运动。他屋子的四壁全给子弹打穿了，全是小孔，好像蜜蜂巢似的。”
他收藏的手枪种类很多，枪法惊人，倘使他说要在一个人军帽上放一个梨作为靶子，那么每个军官都会毫不犹疑地伸出他的头。西尔维渥因上述一切赢得了“我”的敬重。
可是，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军官侮辱了西尔维渥，大家以为马上会发生一场决斗，西尔维渥一定会打死那个军官。但出乎大家的意料，西尔维渥却忍受了侮辱，并未要求决斗。勇敢被视为军人的美德，按照那时的风习，受辱而不报复，则被视为懦怯。所以这使西尔维渥的威信受到很大损伤。从此，有好长一段“我”便回避接触这个怪人。
突然，西尔维渥宣布他因事要离开这座小城，行前他邀请所有的军官去他家午餐。饭后，他同“我”进行了一次剖白，说他以前曾受人侮辱并发生过决斗，但因对方视生死如儿戏，所以他没有开应开的一枪。他不愿在敌人毫不在乎时拿走他的生命，他产生了一个恶毒的念头--等敌人畏惧死亡时再来报一枪之仇。“我没有权利使自己死亡。”这便是他对自己不要求同新近侮辱他的军官决斗的解释。他还告诉“我”现在他得知他的敌人即将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结婚，因而，西尔维渥认为报一枪之仇的时机已到。
当天，西尔维渥便离开了“我”的团队的驻地，此后数年，消息杳然。
几年以后，“我”离开团队住到了另一县自己的乡间领地。临村的一对伯爵夫妇回乡避暑，“我”去伯爵庄园做客。无意间发现书房墙上的一张瑞士风景画有两颗子弹打穿的小洞，两颗子弹的弹痕几乎相重合。于是主客之间话题转到射击和决斗上来。“我”向伯爵夫妇说：“我遇到过一个最好的射击手，他每天午饭前射击三次。这是他的习惯，好像每天喝杯伏特加一样。”
还讲了他用枪打苍蝇的事。
“这可了不起！”伯爵说，“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西尔维渥，伯爵阁下。”
伯爵惊叫起来，并主动讲了他和西尔维渥的最后一次决斗。五年前他正在此地度蜜月，有天黄昏他骑马归来，仆人告诉他有客人在客厅中等他，原来是西尔维渥来讨那未开的一枪。西尔维渥逼使伯爵再次和他决斗，伯爵开枪不中，子弹打穿了墙上的画。西尔维渥举起枪来，突然伯爵夫人冲进来跪在他脚前。
西尔维渥终于没有开那一枪。他对伯爵说：“我满意了，我看到你的惊惶，你的胆怯，我强迫你向我开枪。我已经满意了。你会永远记住我的，我把你交给你自己的良心去裁判吧。”
他临出门时回身对那幅画开了一枪，差不多没有瞄准，但却出现了几乎两弹重合的奇迹。
短篇的结尾是颇引人深思的。
“伯爵沉默了。这样，我知道了故事的结尾，它的开端曾经那样地使我吃惊过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故事的主人公了。听人说，在希腊人亚历山大·伊卜西伦季起义的时候，西尔维渥率领了一队希腊独立运动的志士，在斯库立亚纳城战役中牺牲了。”
西尔维渥之死于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使小说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一篇单纯描述射击的故事。西尔维渥的原型是普希金流放南方、在基希涅夫相识的一个人，而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也是爆发在那一时期，把射击这样一桩传奇事迹同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加以表现，即显示诗人卓绝的艺术才能，又证明诗人深刻而博大的胸怀--他总是力图反映重大的事件和重大的主题。作者虽未交待西尔维渥的经历和内心世界，但他的执着精神和坚强意志，为他最后走向希腊起义战场作好了必要的铺垫。形象的发展是合乎其自身的规律的。
《大风雪》和《小姐--乡下姑娘》是两幅俄罗斯乡村地主生活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