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张承志对鲁迅文章的理解和一些涉及“鲁学”的基本评述并不让人佩服。整体上看，张承志没有，也不屑于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鲁迅，因为他以一个作家的“活学活用”的态度认为，研究鲁迅，“参考就近在眼前。它就是不变的中国、不平的世间，和不义的智识阶级。”有时候，他也不得不涉及到一些实证的内容，如认为，“所谓鲁迅，不仅在《新青年》杂志上，更是在‘三一八’血案中诞生。对‘三一八’流血的立场选择，不仅导致了事件之后的论战，更导致了鲁迅的论战风格。”众所周知，“三一八”血案之前，鲁迅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就是同“现代评论派”，尤其是陈西滢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笔战。这场论战从1925年6月发表《并非闲话》开始，以发生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驱羊”运动（反对校长杨荫榆）为导火线，充分展示了鲁迅的论战风格，尤其是他“韧性的战斗精神”，在这场论战中得以确立并为世人认可。“三一八”惨案中，鲁迅的学生，许广平的同学刘和珍和杨德群两位女师大学生惨遭杀害，鲁迅悲愤难平，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文章。这一点我们同张承志认识一致，但从论战的角度讲，“三一八”并不意味着一场论战的开始，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事件决定了一场论战的结束。一方面，由于鲁迅随后被列于“五十名通缉名单”当中，他不得不四处躲藏，并最终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去教书；另一方面，鲁迅的主要论敌陈西滢，早在“王一八”之前，就已在鲁迅“韧性的战斗”面前疲于奔命，他自己及他的朋友徐志摩等人纷纷出来劝和、要求“休战”，“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西滢出于本质上对军阀政府的偏袒，现象上对女师大学生的成见，对“三一八”惨案的态度，尤其是对死难者杨德群女士的描述，被女师大学生以公开信的方式加以反驳，也自觉失去战斗的底气，讲和不可求，失败是他惟一的结局。
“五四以来，名士如云，惟他因那血的影子而心绪黯淡。”“他是孺子的牛，是权力的克星，是孤勇一人地、与长袍大褂或革履西服的智识阶级大军对阵的打鬼（抑或称打假）钟馗。”《再致先生》的这段话为我们描述的鲁迅，孤立无援，超拔高大。然而，我们要说的是，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是五四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鲁迅的内心常常是孤独的，但鲁迅并没有生于时代之外，他的周围也不是没有战友亲朋。即以“三一八”惨案而言，鲁迅的态度，同样体现在林语堂、周作人、许寿裳以及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身上。惨案发生后，林、周、许等人也写过同鲁迅立场态度相同或相近的文章，他们一方面表达自己对青年学生惨遭杀害的悲痛心情，一方面对反动军阀的野蛮行径进行毫无保留的批判。思索的深度差异明显，但对事件的态度选择，鲁迅并非全然独立一帜。
我更想说的，是鲁迅思想的复杂性。鲁迅的伟大来自他对黑暗社会不遗余力的批判以及同反动力童的战斗；鲁迅的深邃则因为他的内心世界无比丰富，深刻复杂。他无疑是一名时代的战士，他想用“文艺之光”照亮中国人麻木的精神，但他并不要求人们都像他一样活着。他自己不怕同敌人短兵相接，但他深知“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所以并不劝人去赤膊。“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以上均引自（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张承志则认为，“谁都能成为先生的知音，若是他在关口能够牺牲一点。”鲁迅思想的复杂面却被忽略了。
鲁迅的艺术作品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鲁迅的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无论如何，为了证明自己独懂鲁迅，全然否定这一点，难免有点矫情。站在鲁迅的角度，他并不想象一个“乌烟痒气的鸟导师”一样，时时处处训导青年。他热爱青年，“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是，他并不想让青年像自己一样生活如果这人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人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鲁迅的思维太过独特，他的思考深邃无比，我们尤法彻底领悟。不过，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的，还有他的自省精神，他常常无情面地解剖别人，更常常无保留地解剖自己。“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干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得悲哀者以此（《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第431页）在我看来，一些只把鲁迅当成战士来标榜，并竭力想暗示自己才配与鲁迅为伍的人，恰恰缺乏鲁迅精神里大胆“解剖自己”的素质。他们总想用鲁迅来教训众生，忘记了自己和鲁迅的距离其实差之太远。他们要么逛没有读懂鲁迅，要么就是缺少鲁迅的坦荡胸怀。
也许已经多余，但也还想说，即使在“三一八”惨案这一事件中，鲁迅也并没有刻意打扮成一个“孤勇”的战士。他自己无所畏惧，但“不劝别人牺牲”，因为他太懂得中国和中国的政权。当身为女师大学生领袖的许广平，在“三八”清早去向鲁迅告假，要去参加请愿时，鲁迅的反应是，“请愿请愿，又是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许广平于是错过了请愿，在鲁迅的寓所抄起了《小说旧闻钞》一类的东西，她也因此躲过了一场劫难。（参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一节）鲁迅这样对待自己最近的人的态度，是不是与一个战士的身份不符？在家中抄旧文和上街头请愿之间，是否在革命性和境界匕区别太大？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不能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鲁迅的选择并非出于狭隘的私心，他对时势的判断，他对执政府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战斗方式的选择，都与他既是一个战士，又是一个思想家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张承志笔下，中国“智识阶级”已经都被他推向了鲁迅的反面，即使是被他多少肯定了一点的“百姓们”，其实他从骨子里也没有认真对待。在谈到鲁迅知音难觅时，他说何止三五精英，试看茫茫的众生，只要有一星半点的既得利益，谁不用惯使的中国功夫呢。”我以为，至少鲁迅对中国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在这里被一种决绝的不屑姿态取代了。
但张承志并没有把通向鲁迅的道路全然封死，“不管有多少枝杈，还是应当说，又有一批人，在朝着先生跋涉着。”在他把整个中国现当代的“智识阶级”从这支队伍中劓除出去，“百姓们”只是翻着那些他们读不懂的“先生”的着作，根本上也无法接近鲁迅的时候，张承志心目中的“这批人”，还能有些谁呢？恐怕就只有他自己和他的三五同好了。此外的任何人，在他眼里都是无法跟上这一步伐的。大家都是阿Q，“不配姓赵”。不知为什么，我除了惊诧于作者的极端和决绝之外，还有点“伪”和“浅”的印象。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正是张承志最猛烈批判和不屑的。大概我们和文章作者一样，在努力成为一名战士的同时，应当认真学一点鲁迅的“自我解剖”精神。
鲁迅是大家的鲁迅，而不是某几个人的“先生”！
因为有了鲁迅
苟且在文坛生存，总觉得年轻的朋友越来越多。我常常问自己，是不是有一点“老”了。看那些发表过的言论，暗想它们一定受到“新新人类”的讥笑，不沟通就可能是某种“对立”，可我只能这样说。70年代出生的卫慧、棉棉已经可以搅动文坛，80年代出生的韩寒正在书市上签名售书，“60年代出生”，一个没有血色的同，一点都不能让人开心。
每逢此时就想到鲁迅，1918年，鲁迅38岁，这之前他曾学医，后来又对文学发表过热情的言论，他曾翻译，又曾抄古碑，同时还做小官员，总之，38岁以前，鲁迅还不是作家。然而，《狂人日记》让这个老成的青年一夜成名，年龄能说明什么呢？1925年，鲁迅45岁，那时他在创作上已经登峰造极，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已发表很多，放在今天，也能评个一级或二级作家吧。1936年，鲁迅56岁，他离开了文坛并且离开了人世，可他已经不朽。时下的社评家和杂文家们正在争着讨论“58岁现象”，却不见有人举鲁迅为例，精神因素总是容易被忽视。从现在开始以后的15年，我正处在和鲁迅创作的黄金时代同样的年16龄，尽管许多年轻作家还会成批冒出，因为有鲁迅，我就没有理由退出写作。但我预想，56岁以后，自己一定能想通一切。
鲁迅是个没完没了的话题，几年以前就有年轻作家发出和鲁迅断裂的声音，面向中学生的调查表明，鲁迅并不受欢迎。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因为有了鲁迅而充满了生机，因为鲁迅，现代中国变得深刻。鲁迅研究的专家，中国的男女作家，当代中国每一个对现实社会、民族性格和自身灵魂有追问和诉求欲望的人，因为鲁迅而显得充实并且拥有深度。正像年轻的批评家谢有顺所言，因为鲁迅，“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已经分享了鲁迅的营养，不管是板正的学问还是浮浅的赞美，不管是辱骂还是恐吓，鲁迅本身已是无尽的资源。
其实，过分地愤怒于“断裂”者的声音和惊慌于中学生的反调并尤必要。“断裂”者要断裂的未必是鲁迅，而是被神话了的“鲁迅形象”，他们要断裂的，是把《祝福》演绎为批判封建礼教的主埋，把鲁迅杂文视做纯粹的就事论事的“匕首投枪”，把鲁迅思想分成以1928年为界的前后两期的“跃变”，甚至，他们要“断裂”的，是那个在课桌上自律地刻上“争”字的少年鲁迅。而那个和药店的柜台一样高，体验着人间冷暖的早熟的鲁迅，那个看着闰土和自己隔膜便心生悲悯的敏感的鲁迅，那个善于解剖别人更善于解到自己的坦诚的鲁迅，那个把许广平和她的同学请到家里热闹，夸赞萧红的服装颜色的温和的鲁迅，那个见到疯人杨树达“袭来”并产生不快联想的偏执的鲁迅，即使年轻如朱文韩东者，真的拒绝并且断裂吗？中学生们讨厌的也不是鲁迅，他们讨厌的是教材里不明就里的“鲁迅杂文”，讨厌的是老师要求他们全篇背诵并找出“段落大意”的要求。21世纪的中国，鲁迅肯定还会成为文化的、文学的甚至社会化的热点话题。不管是王朔、朱文、朱人可这样的“另类”作家和“酷评家”，还是韩寒式的多少有点扮酷色彩的中学生，正在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一种愿望，要求一个更加真实的鲁迅走近我们的心灵。该反思的也许是鲁迅研究专家。什么东西坚持久了就会被当成本来面目，就像王家卫的毕镜已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鲁迅的形象需要突破历代专家营造的“鲁迅形象”的“铁屋”。鲁迅夸赞过一个要用砖头砸开窗户的疯子，“鲁迅形象”也早该冲破那个封闭的空间。
我早有一种愿望，对“文革”中的“鲁迅现象”做一回梳理和清算，尽管自己的才力远远不够，但我觉得，即使新时期已经过了二十年，“文革”时代对“鲁迅形象”的疯狂定位，对“鲁迅言论”睁着眼睛说瞎话的释义，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除影响。21世纪的来临虽然只是一个物理概念，但它同样提醒人们，在面对未来的同时，要对历史进行全新阐释。鲁迅，一定会是这个新世纪里的文化话题。绕开鲁迅和固守“鲁迅形象”一样是不可取的。
“讨厌鲁迅”与语文改革
近来有报纸称，某地对中学学生进行过一次调查，在“你最讨厌的作家”的设问下，排名“第一”的竟是鲁迅。在两年前的一次由几位青年作家发起的名为“断裂”的调查中，鲁迅也没有受到足够的欢迎和尊重。然而，另一方面，围绕《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时有争议之声传来，鲁迅的文字以各种方式和名目被不断编选和重印，在大陆和香港等地所进行的“百年中国”的各种文学经典的排名中，鲁迅小说不但从未失落，而且排名每每靠前。
面对当代中学生对鲁迅的排斥心理，我们该说什么呢？据说，鲁迅作品在中学课本里选得过多，鲁迅的某些作品难读、费解，是鲁迅令中学生“讨厌”的主要原因。但另两个原因也许更直接、更致命，即中学生被要求一宇不错地背诵鲁迅的作品，对鲁迅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分析只能有一种固定的说法和模式，理解上不能越雷池一步。说到底，让学生讨厌的不应当是鲁迅，而应当是为鲁迅作品制造“统一答案”的教案、讲义。近十多年来，鲁迅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课理，得出了不少新的结论。就以鲁迅小说而题、意义及艺术手法的研究都有长足发展，但中卞诰文中的鲁迅作品，除了选编上是否科学、得体的问题外，还与解释上是否跟得上时代节拍，是否吸收了新的鲁迅研究成果有关。争在80年代中期，学者王富仁提出厂‘鲁迅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论断，把鲁迅作品的意义重点放在现代中国思想运动上面，而不是政治革命与武装斗争上面，使得鲁迅小说与杂文呈现出新的意义。比如《-件小事》、《祝福》、《狂人日记》等中学生最常读到的作品，以“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角度去理解，不但富有新意，而且易于掌握，感觉亲切，更见鲁迅的思想之光。但我们的中学教育中，鲁迅文章的意义阐释还更多地停留在改革初期的水平上，更多强调鲁迅文章的战斗性和革命性，而没有把鲁迅作品中具有人间温情的内涵和意义挖掘出来。由尸这种做法和当代中学生的心理要求、语言风格差距太大，他们出现逆反心理就成为可能。我记得自己上中学直至上大学以后，讲台上对《一件小事》是“同情底层劳动者”，《祝福》“反映封建礼教对妇女压迫摧残”的主题阐释从未改变过。对《一件小事》里作家的自我解剖，看出自己的“小”来的主题意义，对《祝福》里祥林嫂身上根深蒂固的封建愚昧思想，我们的中学教育里却几乎没有特别强调，尽管这在鲁迅研究界已经是公认的结论。
由于长期以来鲁迅研究存在的政治利用和观念偏狭，被“神”化的鲁迅遇到某种言论反驳。其实，“断裂”者把鲁迅喻为一块砸向青年的“老石头”，中学生“讨厌”鲁迅的现象，与其说是他们真的不喜欢鲁迅或对鲁迅无知，不如说是他们讨厌被动接受的偶像，反对束缚思维的权威和权威解释。严格区分这二者间的差别，才能真正看到问题的实质。当代中国青年对鲁迅的阅读其实并不是过量而是相反，比起俄罗斯人对自己民族文化20精英的推崇来，鲁迅思想和作品的社会普及其实还远远不够。也正是基于此，我不能接受“当代中学生‘讨厌鲁迅’”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