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到自己这般了得，用我的自我注解，叫“哈哈哈哈”。在奉命履新前，我已经赋闲一年有余，深居简出，每天在家里看电视，学习报纸以及各种书籍，并在纸上涂写，我自称此为“读研”、“写内参”。我跟友人说自己读的是“县长研究生课程班”，我准备写一份《县长内参》，聊充论文拿来申请学位。我这份内参一定能为当过县长，正在当或者今后可能当县长的人提供一些宝贵参考，该参考属内部性质，所以称为“内参”。赋闲的这三百多天时间里，我坚持每天写作，深思熟虑，不多不少，只写一页，日积月累，这样一份《县长内参》也已堪称慰为大观。我得说所谓读研写内参之类言论都是笑谈，仅供哈哈，不必深究。它们居然广为流传为许多同僚所知，这我也是始料不及。
我被确定为新任县长人选，派来本县工作。到任那天，市里分管副书记和组织部副部长带我到县里报到，县里依例召开班子成员会议，由市领导宣读文件，介绍情况。我很注意听他们怎么介绍我，我发现场上所有人都跟我一样聚精会神。领导对我评价不低，这在预料之中，因为本县上层机关曾经一度混乱，前任主官很不称职，派来接任者如果不是德才兼备，岂不是对本县数十万人民和事业极不负责？领导一一介绍我的履历，十分强调我曾在邻县担任过五年县长，“工作努力，作风踏实，实绩突出。”然后便跳到眼下，希望我如何如何继续努力，希望与会各位如何如何支持我。领导用心良苦，刻意回避了我在家“读研”写“内参”的经历。然后与会各位逐一发言，表示对上级决定的拥护和对我的期待，他们也都一样，刻意回避了同一话题。
有人忍不住发笑。我相信他们对我的底细一清二楚，至少在听到我即将到来的消息后紧急打听个一清二楚。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全有。
我没有笑。我只是故意说得轻松一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我说，刚才几位领导都讲了话。他们提到我一些优点，没有讲到我犯过的错误，以及我受过的处分。我明白这是顾及我的面子，我要感谢各位领导的好意。我在这里之所以特别说明这一点，是想以此表示，有些记忆很惨痛，我不会忘切。我深知自己这样的人能被再次委以重任实属不易，我一定不辜负所有的期待。
事后曾慰说我：“你怎么搞的？何必呢？”
我说，我相信下边会有人嘀嘀咕咕，不管台面上的人物如何讳莫如深。这就像一个秃子头上长了个疮疤，他要是总戴顶遮阳帽唯恐旁人注意，旁人的眼光肯定无时不刻都打在那顶帽子上。他还不如争取主动，哈哈哈哈，秃着个头欢迎欣赏，大家看腻了便视而不见，让太阳晒一晒，疮疤没准还会好得快些。
那时他就笑，问说：“你那《内参》写的就这个吗？”
我也笑，我说书记开玩笑，惭愧。
我们合作得不错。应当说我们是最佳搭配，找我来当这县长肯定是着妙棋。我当过五年县长，不是生手。这个县因我的前任们内讧被耽误了数年，有如那项屡提屡弃的“群生计划”，现在需要有人来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我自认为这方面比较擅长。特别我还如自己所称是个“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重新启用之后自然会格外珍惜机会，客观上我会更加注重做事，而不指望急功近利，玩虚的，图谋得到迅速提升，因为处分将影响一定期限，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提拔的可能。同时我也会特别注意跟书记协调一致，尽管我年岁长，资格老，经验足，头上却顶有个疮疤。
法律规定县长须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人大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可以选举副县长，却无权选举县长。我到任后，县人大常委会依例将我选为副县长，并代理县长，主持县政府日常工作，这个身份将一直延续到来年春天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时为止。届时我将被提名为县长候选人，如果有幸不遭遇我前任落选的尴尬，我将正式成为本县人民政府县长。在得以正名之前，我有将近一年的代理期，这也将是人们对我的考察期。除了代理县长，我或许还可以自称为候补县长，或者是试用县长，如果这一年里我的表现欠佳，到时候无法制止人民代表们在我名字上方的空格内打叉，他们已经有效地叉掉了一个，有了足够的经验。
所以曾慰替我担心。我计划拆除县城东南棚户区大片破旧民居，大批动迁群众将面临许多困难，一些特殊群体遇到的困难之大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尽管是为了他们生活的最终改善，稍微处理不当，他们的不满和意见还可能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那样的话，我这个代理县长将首当其冲，绝无好果。刻薄点形容，我这叫找死。
后来我想，或许是那个人促成了我的决心，就是那个蹲在黑屋子里抹地板，然后于隔日在县政府大门外哭泣的残疾女子。还有她家一棒打凹我车头的那位瘸子。
我为什么要临时指定在船民街找一位残疾人作为助残日慰问对象？为什么要穿过小巷一直走到一间外墙用木柱顶撑的破旧黑屋子里？因为我正在筹划拆除这条街道和小巷，把两个残疾人赖以安生立命的黑屋子荡为平地。船民街位于县城东南，恰在旧日群勇村和生水村的结合部，破旧棚户区的中心位置。船民街是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叫“建国路”，数十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荒滩，傍着一条江流。当年江流航道通畅，有众多小型船只航行其间，多为货运木船，船民们家家户户生活在船上。后来，随着上游水土流失、航道淤积，以及运输越来越倚重公路和铁路，本县县城的航运史终于画上句号，众多船民丢弃他们的船只，走上江岸，经政府安置，就近定居在江滩船民街一带。定居船民遇到了更多的生活、就业和提高收入方面的困难，船民街一带因此渐成棚户区中最破烂之境，满目疮痍。
直到今天。
他们给我看照片。正是那间房子，我还有印象。正面墙壁略倾斜，用一根粗木柱顶撑住。跟助残日那天慰问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墙面，墙面上有一个大大的红字：“拆”。下边还有一行批语，黑字，字体略小一点：“害人贪官去死！”不计内容和面积，仅从书法角度欣赏，那一手黑字写得相当漂亮，比红字水平高出许多。
他们说，黑字已经给涂掉了，用白灰水直接抹上，覆盖。
谁干的？“拆”字来历清楚，是城建部门人员的手笔。这种手笔各动迁地带随处可见，有关方面人员根据规划红线，在各需要动迁的建筑醒目位置写下这个字，表明该建筑列入拆迁范围，只标明该拆，不涉及赔偿金是否谈妥，安置方案是否确定，需要在什么时间内拆除，由谁拆除等等具体问题。这是常规作法，无可厚非。那一行黑字来历不明，指向却很明朗，针对的是“官”。哪一级别的官呢？显然是决定和执行那一“拆”的官员。大至本县长，小至提一桶红漆在该建筑上涂写画圈，公开展示其书法水平的城建部门工作人员。称颂我们这些人为“贪官”，且“害人”，诅咒我们“去死”，感情色彩相当强烈。
工程建设指挥部的人员把这一场景拍了下来。他们向我汇报，请示是否报警，让警察介入调查并处置。他们说，根据初步了解，照片上这一行黑字可能是本房屋住户自己涂写的。住户是个年轻残疾人，拐子，性情暴烈，对拆迁事项反应激烈。前些时候指挥部工作人员勘察现场，在这间房屋外墙上写下“拆”字，这残疾人即冲出家门，挥舞拐棒，大喊大叫，情绪冲动。另据旁证，该拐子聪明，腿脚不行，手却灵巧，能写一手好字，年前在街上叫卖过春联，都他自己写的。所以此人嫌疑最大。
我表扬了指挥部诸位下属。我说，你们及时向我汇报，这做对了。要是急急忙忙把警察叫来，慌慌张张去收拾一个残疾人，激化矛盾，影响大局，这就错了。
我考虑了数日，给县残联理事长打了个电话。该理事长是女性，为人热心，十分敬业，我交代了她一件事情。
“助残日那天，咱们在船民街临时去的那户残疾人家，还记得吧？”
尽管已过一段时日，她还印象深刻，连说记得，是个盲人女子。
我请她再去看看这位盲女，还有她的家人。我说，县里在船民街搞建设，这家人可能面临一些新问题，需要了解一下，尽可能帮助解决。我打算跟这一对残疾人聊聊，做点沟通，请理事长代为联系安排。
“齐县长是想再到他们家看看，还是请到办公室座谈？”
我说换一个方式吧。请他们到我家里做客，时间就定在周末。
本来我也想再顾茅庐。考虑再三，打消了那个念头。指挥部人员正在船民街一带走家入户，就居民动迁进行说服动员，这种时候我去那里掺和不一定好。我心里还另有一重顾忌：助残日那天到船民街慰问，也算办好事吧，莫名其妙忽然冒出个残疾青年就是一拐棒，只差把车头砸扁。此刻再访船民街，是不是还有更意外更令人惊喜的戏剧性情节？说实的我本人并不害怕这种惊喜，要害怕我还敢做事？但是类似情节出多了，全县流传，到处生笑，也确实不好。所以我决定这一次以逸待劳，把这一对年轻残疾人夫妇请来，到办公室显得太生硬，请到家里最好。我可以不请上门，也容我请人上门不是？残疾青年柳树这回是来做客，当不至一言不和老棒相向，把本“贪官”家中物品砸个稀烂，有如他在派出所干的勾当。
隔天，残联理事长回话，她已经见过蔡小霞夫妇，他们感到意外，也很高兴。
“他们说，真是太荣幸了。”
我问这哪个说的，女的，还是男的？不出我料：是女的，瞎子比瘸子会说话。
“明天上午，我领他们上县长家去。”理事长说。
称谓“县长家”其实就是我在本县的宿舍，并非真就是个人私宅，拿来处理公务也还合适。我不是本地人，奉命到此地工作，为只身赴任。由于实行任职回避制度，眼下县级官员中有不少如我这样的外来干部，由县里提供周转宿舍。我的宿舍平日里就当朝一个，周末时，如果我因事未能归返，妻子就会从邻县家中赶来，帮我收拾屋子，洗衣做饭，有时还把女儿一起带来团聚。这星期，为了会见并接待客人，我让妻子务必前来，承担女主人职责。妻子在我们老家那个县工会当干部，擅长婆婆妈妈，工作认真，心地善良，业余时间喜欢替青年男女牵线搭桥，热心为未婚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我们是同乡、大学同学。我当县长时，她曾被市权威部门评为“廉内助”，以表扬她不敢帮我收礼受贿，我们以尚有差距为由力辞，无效，一起光荣。后来我受处分回家“读研”，她也颇感打击，所幸性情未改。现在我还把她请出来，共同为残疾人服务，只是不可能让她的红娘专长在这一对儿身上有所展示，未免大材小用了。
“你别吓我。”她颇感吃惊。
我在宿舍的厅里演示给她看：一条腿弯起来，一脚在地上跳，一支手臂挥舞拐杖，另一手臂伸展开以保持平衡。这就是柳树，他就这么干，难得他打得又准又狠。
很遗憾，到底没把她吓着。不是瘸子柳树因齐县长礼贤残人而一变乖巧，是他一跑了之，无从向我们表演他的拐杖绝活。
他没有到场。理事长领来的只蔡小霞一个。盲女连声道歉，说柳树这人性子挺急，其实怕羞，一想起要跟齐县长见面，昨晚紧张得翻来覆去，一夜不眠，今天一早爬起来就跑得没个影了。她怕县长久等，自己跟理事长来了。
我说这也真是，哈哈哈哈，紧张什么呢。
我还真有些遗憾。
我妻子立刻给盲女迷住了。她左看右看，无论如何不相信蔡小霞那么漂亮有神的一对眼睛会是瞎的。她问蔡小霞是不是上医院检查过？蔡小霞笑，说自己一生下来就这样，先天性失明，在家乡时什么医院都去过了。
她告诉我们她二十四岁，单亲家庭孩子，从小跟母亲一起生活。她家乡在川东一座城市，母亲当过下乡知青，回城后在家乡的报社印刷厂工作，当校对。母亲很疼爱她，悉心照料呵护，她是在母亲的童话故事和儿歌声里长大的。母亲为她描绘外边的世界，领她想象人间的各种美好，也告诉她做人的道理。她上过盲人学校，但是她的最主要老师还是母亲。她们的生活不宽裕，却也挺充实。不幸的是母亲得了乳腺癌，发现时已为晚期，拖了一年多时间，做过两次手术，未能救活。这是四年前的事了。
这位盲女千里迢迢从四川来到本县，与瘸子柳树一起生活，说来很特别：她母亲还活着时，有一个春天星期日，母亲领她去公园，让她感觉春天的青草地。公园里有人拉小提琴，十分动听。蔡小霞问母亲拉琴的人什么样呢？母亲说是个小伙子，头发很乱，衣服很脏，坐在台阶上，身旁有一支拐杖，还有个装钱的纸盒。可能是流浪的残疾艺人，靠拉琴乞讨。蔡小霞说妈咱们给他点钱吧。那个人就是柳树。
柳树比蔡小霞小两岁，是本县人，孤儿，在市里儿童福利院长大的。他读过书，会多种乐器，琴弹得好，被一个草台艺术团老板看中，进了乐队，也上台演奏，随团四处演出，一直跑到四川。柳树脾气不好，跟老板闹翻了，离团流落在川东，在蔡小霞家乡的公园里跟她邂逅。后来整整一个星期，蔡小霞天天跑到公园听他拉琴，两人就这么相识了。柳树告诉蔡小霞他不想在外流浪，想挣点钱回家乡去。蔡小霞央求母亲帮助他，母亲心眼好，答应了，七凑八凑，帮柳树买了张火车票，送他上了火车。
后来他们时常联系。母亲去世时，蔡小霞只觉世界整个儿塌了，不知今后自己该怎么生活。柳树得知消息，拄着拐杖乘火车来到四川，把蔡小霞接到了本县。
我们请这位盲女在家里吃了午饭，让残联理事长作陪。家常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县长太太的手艺。该同志跟盲女挺投缘，拉着手问这问那，分外感慨，因此菜做得特别用心，客人们连说好吃。
我笑着打听那行书法作品：“害人贪官去死！”蔡小霞眼中一片茫然。她看不见，不知道是谁在他们家墙上写些什么。她说柳树让她啥都别操心，他来对付。她听说自己住的房子要拆，挺犯愁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没地方去。”
我说，你放心，政府会帮你们想办法。
我跟她说，船民街的破房子拆除之后，会有一条大道穿过城南，一直抵达江边，连结那里一座新建大桥，今后那一带会成为本县交通的主要通道。这对于船民街附近居民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将告别棚户，住进新居，享受现代城市设施和服务。那一带会日趋繁荣，形成一片新的商业区和生活区，当地居民旧有的房宅物产将不再只被视如破烂，一旦征用会得到较多的补偿，他们开铺子、搞小加工，做小生意会有更多的利益，找工作机会也会更多。贫困居民的处境会因此改善，收入会随之增加。因此克服一点暂时困难是值得的。
“我知道县长是想给大家光明，还有彩霞。”她说，“但是它能属于我们吗？”
我即给城关街道办事处主任打了电话。
“交代你们给找的房子怎么样？”我问。
主任报告说他们已经涉法调剂出一套房子，产权属于该办事处辖下机构，位于船民街附近一座旧楼一层，一房，有小厅和厨卫设施，三十多平米，是二十多年前盖的预制板房，原住户为该办事处电工，电工另购新房后将其私租他人，后由单位收回。这房子条件较差，但作为拆迁周转房还是满合适。
“好的，定了。”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