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酷吏来俊臣诬陷平章事狄仁杰等人有谋反行为。来俊臣出其不意地先将狄仁杰逮捕入狱，然后上书武则天，建议武则天降旨诱供，说什么如果罪犯承认谋反，可以减刑免死。狄仁杰突然遭到监禁，既来不及与家里人通气，也没有机会面奏武后，说明事实，心中不由焦急万分。审讯的日子到了，来俊臣在大堂上宣读武后诱供的诏书，就见狄仁杰已伏地告饶。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嘴里还不停地说：“罪臣该死，罪臣该死！大周革命使得万物更新，我仍坚持做唐室的旧臣，理应受诛。”狄仁杰不打自招的这一手，反倒使来俊臣弄不懂他到底唱的是哪一出戏了。既然狄仁杰已经招供，来俊臣将计就计，判他个“谋反是实”，免去死罪，听候发落。
来俊臣退堂后，坐在一旁的判官王德寿悄悄地对狄仁杰说：“你也可再诬告几个人，如把子章事杨执柔等几个人牵扯进来，就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了。”狄仁杰听后，感叹地说：“皇天在上，厚土在下，我既没有干这样的事，更与别人无关，怎能再加害他人？”说完一头向大堂中央的顶柱撞去，顿时血流满面。王德寿见状，吓得急忙上前将狄仁杰扶起，送到旁边的厢房里休息，又赶紧处理柱子上和地上的血渍。狄仁杰见王德寿出去了，急忙从袖中抽出手绢，蘸着身上的血，将自己的冤屈都写在上面，写好后，又将棉衣里子撕开，把状子藏了进去。一会儿，王德寿进来了，见狄仁杰一切正常，这才放下心来。
狄仁杰对王德寿说：“天气这么热了，烦请您将我的这件棉衣带出去，交给我家里人，让他们将棉絮拆了洗洗，再给我送来。”王德寿答应了他的要求。狄仁杰的儿子接到棉衣，听说父亲要他将棉絮拆了，就想：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他送走王德寿后，急忙将棉衣拆开，看了血书，才知道父亲遭人诬陷。他几经周折，托人将状子递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看后，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派人把来俊臣叫来询问。来俊臣做贼心虚，一听说太后要召见他，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找人伪造了一张狄仁杰的“谢死表”奏上，并编造了一大堆谎话，将武则天应付过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曾被来俊臣妄杀的平章事乐思晦的儿子也出来替父伸冤，并得到武则天的召见。他在回答武则天的询问后说：“现在我父亲已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但可惜的是太后的法律却被来俊臣等人给玩弄了。如果太后不相信我说的话，可以吩咐一个忠厚清廉，你平时信赖的朝臣假造一篇某人谋反的状子，交给来俊臣处理，我敢担保，在他酷虐的刑讯下，那人没有不承认的。”武则天听了这话，稍稍有些醒悟，不由想起狄仁杰一案，忙把狄仁杰召来，不解地问道：“你既然有冤，为何又承认谋反呢？”狄仁杰回答说：“我若不承认，可能早死于严刑酷法了。”武则天又问：“那你为什么又写‘谢死表’上奏呢？”狄仁杰断然否认说：“根本没这事，请太后明察。”武则天拿出“谢死表”核对了狄仁杰的笔迹，发觉完全不同，才知道是来俊臣从中做了手脚，于是，下令将狄仁杰释放。
狄仁杰的做法告诉我们，有时候忍耐住刚强直率的性格与对手周旋，是抗的良策。相反以硬碰硬，会让自己吃大亏的，这样做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不明智的。
6、争与让的平衡
争须有理，让须有度。
争与让是对立的，但它们都是人的生存智慧。把握好何时当争，何时当让，正确地处理争与让的关系，在人生的舞台上你便可“潇洒来回走”。
一般说来，中国人是讲究忍让、礼让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则必须争，否则，有失气节。
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被捕后，洪承畴审讯他。洪承畴知道夏完淳少年多才，并且是文武全才，便有意劝他降清，一开始洪承畴便说：
“你年纪轻轻的，懂得什么，岂能举兵叛逆？想来是上了奸人的当。看你年幼无知，实在可怜，只要愿意归顺我朝，本督定当保你做官。”
夏完淳明明知道座上审讯他的就是大汉奸洪承畴，对他失节降清的行为十分愤慨与鄙视，现在居然又来劝降我，心中怒火燃烧。决定好好痛斥他一顿。
夏完淳装做不认识洪承畴，大声说：
“我听说，亨九先生（洪承畴）是本朝人杰，在松山、查山之战中，身先士卒，壮烈殉国。先皇闻讯，悲痛万分，我虽年轻，也仰慕他的忠烈，杀身报国，决不投降！”
洪承畴身边的人以为他不认识座上的主审官，产生了误会，便告诉他洪承畴没有死，而是归顺了清朝，当了大官，现在堂上审讯他的就是洪大人。
夏完淳明知，仍未点破，继续说：
“你们胡说，亨九先生殉国已久，天下谁人不知！当时先皇亲自设祭，泪流满面，众大臣向东遥拜，痛哭失声。你们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竟敢欺世盗名，假冒亨九先生的英名，污辱忠魂，真乃可恶可恨！”
洪承畴又羞又恼，哭笑不得，只见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如坐针毡，狼狈不堪，急忙把手一挥：“带下去！”从此再也不敢审他了。
夏完淳的争，争得值。
有本事可争，没本事，且不可盲目地争。
1941年冬，蒋介石在昆明开完军事会议，应龙云的邀请到西山游览。行至璧鸡关，看见公路旁修工事的士兵衣衫褴楼，军容不整，乞丐一般，于是大发雷霆，喝问：这是谁的部队。随从告诉他，是陈明仁的部队。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立即下令撤销陈明仁预二师师长职务，改调七十一军副军长。
命令下达后，蒋介石乘飞机去了缅甸，陈明仁知道这是明升暗降，对改职的事愤愤不平。几天后，蒋介石回到昆明。召见陈明仁。陈明仁决心找蒋介石论清是非，临行前对妻子说：“此番一去，或许难以归家，你们好自为之口巴！”
陈明仁来到蒋介石的住所——金碧别墅，打破了请侍从室的值日官通禀的惯例，径直往会客室走去。正好这时蒋介石从楼上下来，见陈明仁满脸怒容，一付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式，便有意显出和蔼的样子。寒暄、安慰了几句后，蒋介石对陈明仁说：“你这个师长没有当好。”
陈明仁一听，不觉动气：“我什么地方没做好？作战不好？训练不好？”他愈说愈有气：“论作战，每次战役我都置生死于度外，你并非不知；论校阅，成绩第一；论训练，也不错。就在不久前，您还亲自打电报嘉奖，说我的部队纪律严明，为人滇部队之冠，何以今日突然变坏？真是出尔反尔！”
陈明仁的连珠炮，轰得蒋介石哑口无言。沉默良久，蒋介石蓦地起身对陈说：“这个这个，你部队的衣服没有穿好嘛！”
一提衣服，陈明仁就更加气忿：“衣服是你发给我们的，质量这样差，只穿一星期便穿破了，并且去年只发给我们四成新的，有六成都是旧的。”
“没有这回事！”蒋介石怒不可遏地说，“我看了那么多部队，还没有像你这个部队的！”
“此事有迹可查，非我捏造。”陈明仁稍微缓和一点说，“你高高在上，看不见真实情形，我不愿学人家，搞花架子来蒙混你。你到昆明前，宋希濂曾打电话给我，叫我把穿烂衣服的士兵关在营房里。所有到外面值勤的，都要穿上好衣服，不要让你看见穿烂衣服的官兵。我认为，应该让你知道部队的实际情况，所以我没听他的。”
蒋介石理屈词穷，横蛮地说：“总是你不行！”
陈明仁毫不示弱，大声争辩。
“成何体统！”蒋介石满脸杀气，“来人，把他给我押下去。”
陈明仁把中将领章撕下来，往蒋介石面前一掷：“这是什么国家的中将？你高兴怎样便怎样！我现在不要这个官了。我陈明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罢，拉住准备扣押他的宪兵营长，叫他马上押送自己去“法办”。
正在这时，龙云来见蒋介石。蒋盛怒未息，称陈明仁侮辱领袖，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龙云向蒋介石劝道：“陈明仁顶撞领袖固然不对，但这个人非常实在，平时穿衣吃饭都士兵化，他的部队比任何一个到滇的部队都好。”又说：“陈明仁初来见我时，也是穿一套破烂衣服，许多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勤务兵，后来才知道他是二师师长。我问他：‘你的部队何时到昆明？’他说部队已过去三天了。我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会不知道呢？陈明仁说他的部队是夜间通过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三个原因：‘一是部队历年在前线作战，不愿士兵看到繁华的城市，以免影响士气；二是部队服装太坏，怕人民看见会讥笑为叫化部队，有伤国体；三是昆明白天的公路主要是汽车走的，部队晚上通过，不致妨碍交通。’我根据这些事实来判断，陈明仁这个人能以大局为重，遇事能通盘考虑，是难能可贵的。”龙云的这番话，说得蒋介石怒气顿释。
龙云走后，关麟征来见蒋介石，他说：“陈明仁除了脾气大以外，一切都在他人之上，今天要培养这样一个将领是不容易的。你是军队统帅，就要容得下全军的人。如果你不能宽容陈明仁，失掉的可不仅仅是一个陈明仁啊……”
蒋介石觉得此言有理，便感叹道：“是啊，千军易得，良将难求。以我领袖之怀，何能容不下几句硬话？陈明仁走了没有？”
“还没有，”侍从答道，“他正狼吞虎咽地吃饭呢。”
“真是一员虎将！”蒋介石笑道，“吃完饭，叫他回部队去好了。”
涉及到切身利益，陈明仁仗理“争”了，而且也赢了，但他若是软弱无能之辈，恐怕不敢争，争也得失败。
蒋介石历来是刚愎自用之人，但这次却“让”了。因为他听关麟征的话很有道理。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要争之有理，让之有据。
其实，争有时是为了让，让有时也是为了争，争中有让，让中有争。
1912年1月1日，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都永世不忘的一天。上午10时，孙中山偕各省代表由上海乘沪宁线专车赴南京。下午5时，汽笛一声长鸣，火车驶入了下关车站。当晚，孙中山到达总统府所在地：旧两江总督署。晚上10时举行总统受任礼，改年号为中华民国元年。
只要宣统退位，一切条件均可接受。这是残酷的现实。孙中山必须让位于袁世凯，尽管他们都看出此人是一代枭雄，但迫于形势，也无可奈何。在经过痛苦犹豫之后，一心想独揽大权、推行三民主义的孙中山，被迫让位，但条件是废黜宣统皇帝和定都南京。
袁世凯一口应允。2月12日，宣统皇帝退让。接着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之。袁世凯宣称他的国家元首职位，是受命于清皇室，而不是民国。孙中山觉得被自己的同志出卖了。一种愤怒而屈辱的感情压在心头。
4月24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换乘兵轮，次日下午抵达广州。省城万人空巷，热烈欢迎这位下野总统。
孙中山的南下，对于北方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虽然孙中山一再表示下野之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建设，但没有人相信他真的会把精力投放到经济问题上来。
袁世凯邀请他到北京一晤。孙中山慨然答应了。“你不能去，”人们吃惊地劝他，“袁世凯这人是个大枭雄，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怕你进了北京就出不来！”
“此行不外是调和南北感情，”孙中山微笑着说，“至于外交、财政、内政各事，如果袁总统有问，我一定会尽我所知告诉袁总统；如果他不问起，我也不会过问。”
继孙中山晋京之后，黄兴、陈其美等人也联袂北上。他们和袁世凯举行了十几次会谈，话题无所不包，但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孙中山向袁世凯谈到了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平均地权等问题。袁世凯几乎一律表示支持。这反倒使孙中山觉得十分奇怪。
关于铁路，孙中山说他打算在10年之内，筑20万里的铁路线，“纵横五大洲之间”。“嗯，嗯，”袁世凯边应付边问道，“听说你计划借外债来建铁路，是吗？”
“是的，”孙中山用热情洋溢的语气说，“20万铁路之费，可由十大公司自行借外债。铁路初归民有，40年后收归国有。事权不落于外人之手，国家不负债务，到期收路，不出赎资。”
“那很公道，那很公道。”袁世凯摸着光光的脑袋说。
“总统是带兵出身的，”孙中山说，“自然应该明白，铁路与练兵，应以铁路为先。无路，有兵也用不上。”
“有道理，有道理。”袁世凯大笑。
9月16日，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共同协商，制定了8项《政治纲领》：一、立国取统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孙中山和袁世凯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即南方对北方的中央行政不加干预，但北方对南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用人也不要干预。
如果这8项政治纲领真的能付诸实行，将是一次由南方人发起的大规模的“经济北伐”，由于强调开放门户和引进外资，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肯定比洋务运动，以及所有的军事北伐更为巨大和深远。换言之，也是孙中山的争。
孙中山让是迫于形势，争是出于志向。在争中有让，在让中有争，处理得非常恰当。
争与让如何把握度的问题，印度尼西亚著名华人银行家李文正处理得很好。他十分喜欢阅读中国古典书籍，并把一些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运用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他在和其他企业家谈判经营时，把“和为贵”的思想应用到谈判和经营中来。他认为，“做生意，眼光要放远，争千秋而不计较于一时”。如果“双方为利争斗，生意就不可能长久”。所以他主张双方谈判，不一定要分出胜败，而应皆大欢喜。正是在这种“双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李文正与印尼民族、华人及外国金融银行家有广泛的公私交谊，合作良好，事业也获得迅速发展。在短短的5年内，使泛印银行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一私营银行。
在同业活动中，竞争是自然法则。通过竞争，击败对手，独占市场，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但是竞争并不是万能的，有时双方势均力敌，争斗不已，不只会鱼死网破、两败俱伤；而双方达成一定妥协，发挥各自的优点，共同开发经营，这样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就能双方利益共沾，皆大欢喜。李文正的“和为贵”思想和“双胜共赢”思想是一种独树一帜的经营思想。可见，争与让，适时而用，都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经商如此，为人处世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