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是变法维新运动中最有成效的一个省。而在其中扮演推动和领导角色的人物，应当首推谭嗣同。
1897年10月，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从南京回到湖南。与湖南学政江标、按察使（主管地方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员）黄遵宪以及熊希龄、皮锡瑞、唐才常等人，一同开始了推行湖南新政的工作。
倡导、兴办学会是湖南新政中一项重要内容。追溯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并没有学会这种事物，学会的产生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醒的标志，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组织成立的。维新人士认为，近代中国屡屡被列强打败，是因为全国4亿人形同散沙，大家没有为民族和国家利益奋争的凝聚力。因此，要使中国摆脱危亡，就必须“合群”（结成团体，协同一心，共纾国难），养成公德。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借助学会，开发民智，培养民德。
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由拥护光绪皇帝的官员文廷式出面组织，会长由户部郎中陈炽担任），这是维新派成立最早的具有政治团体性质的组织。强学会以挽救时局为宗旨，每10天集会一次，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强学会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教师翁同龢的支持，曾一度吸引了许多官员和士大夫。会员数千人。强学会成为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阵地。然而在1896年初，北京强学会遭到朝廷封禁。谭嗣同听到强学会被清政府封禁的消息后，极为愤概。原本并未参加强学会的谭嗣同，偏偏在强学会被封禁之后，立即在汉口着手建立湖南强学分会。经过多方努力，强学分会虽然没有建成，但却表现了谭嗣同与封建势力勇敢抗争的精神。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康有为在上海闻讯后，急速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大臣想在都城做一个平民百姓都做不成了”。光绪皇帝读后深为感动，表示不甘做亡国之君，随即准备亲自召见康有为。恭亲王奕忻和一些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借口，从中阻拦。光绪帝改令康有为上递条陈（向上级陈述意见的文件）。
这时，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支那”可以不亡，因而筹议组织南学会。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南学会于1898年2月成立。组织南学会，本是想从湖南一省做起，逐步把南方各省仁人志士联合起来，共同探讨爱国之理，寻找救亡之法。南学会在长沙设立总会，由陈宝箴选派本省10位士绅担任总会长，再由这10人联络会友。会友分三类，一是议事会友，由南学会创办人谭嗣同、唐才常充任，职责是议定会中事务章程；二是讲论会友，定期讲学，随时答问，公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地理；三是通讯会友，承担回复咨询的工作。南学会规定每周开一次大会，或公议地方的事情，或由谭嗣同等人发表演讲。听众十分踊跃，每次都有近千人参加。
谭嗣同演说时，常常挥动有力的手臂，气势激昂，他的观点明晰，语言犀利，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在南学会。谭嗣同发表的第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情形危急》。他沉痛分析了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而面临着的被瓜分的危险。在《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派所有》的演讲中，他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代论和天赋人权论的思想，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谭嗣同对着千百位听众大声说：“君主是什么？他应是老百姓推举出来为天下人办事的人。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为本，君为末，先有民，后有君。如果君主骄奢淫欲，不能替天下人办事，人民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除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谭嗣同在演讲《论全体学》（即生理学）时，他形象生动地说：“大自然造就出像精巧机器一样的人体，就是要让人们顶天立地，干出一番事业。大家想想，这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为给人当奴仆、做牛马的。我们现在不振作起来，离给别人当奴仆、做牛马的日子不远了。”听着这些闻所未闻、又着实说到人们心坎里的话，台下屡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谭嗣同希望通过南学会来团结维新人士，开导风气，并不只是着眼于湖南，而是以湖南为基础，将变法成果扩及全国，力图掀起全国性的变法维新运动。同时，谭嗣同还寄希望南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议院”的作用。他认为，要图谋改革，实施新政，关键在于平权：“即官不可居民之上而独尊，民不可受制于官而尽失其主人之权”。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使南学会有议政之权，谭嗣同指出：“西方国家对于议事和办事机构的区别是最严格的。议院是议论政事的机关，官府是行政机关，这种制度表明，议政和行政各不相侵，也没有偏重，议政和行政体现大公无私，公开地互相牵制。这种统治办法是最善而又没有弊端的。”正是出于这种思想，谭嗣同希望把南学会办成全湖南省的总学会。府厅州县设立分学会，分学会受成于总学会。如果官府要兴办什么事业，应首先与学会商议，学会议定后，官府才可以实行。如果意见不一致，则要遵从学会内多数人的意见。如果百姓想兴办什么事业，首先要将议案呈送给南学会的分学会，分学会转呈给总学会，总学会同意后，所提议案就可以实行了。一定要使大吏不敢肆意骄横，小吏不敢欺诈百姓，如果照此行事，便能够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谭嗣同以南学会为活动中心，团结了一部分迫切地要求革新的维新人士，并得到陈宝箴的支持，他对湖南的兴革事宜多资策划，从而促使湖南的的维新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在南学会的影响下，湖南各府州县纷纷组织学会，最著名的是浏阳群萌学会、郴州舆算学会、常德明达学会、衡州任学会。这些学会团结有志之士，研习算学、物理、化学、地理、经史大义、掌故，培养改造社会的人才，对于削弱陈腐守旧的顽固势力，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学会积极参与推行新政，倡导设立课吏堂，以培训新式官吏。开办课吏堂是使那些不懂得世界发展形势，不懂得近代知识的守旧官僚进修学习。陈宝箴对此深表赞同，并责成黄遵宪总理其事。课吏堂的课程，分为学校、农工、工程、法律、警务、外交六类。官吏所进修的课程，都是湖南新政的重要内容。
在南学会的倡导下，湖南仿照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形式，设立了一个由官绅合办的维持市区秩序的机构——保卫局。谭嗣同建议保卫局，不仅要能够抵御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屠杀，而且要附属设立迁善所，拘留有流氓、拐骗、盗窃等行为的人，强制他们劳动、学习技艺，使他们在被释放以后，能够弃恶从善，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不仅如此，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积极创办学会以外，还致力于移风易俗的工作，使得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方面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把戒除妇女缠足作为社会风俗变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广为宣传，认真组织。1896年广东顺德县倡立“戒缠足会”。随后，梁启超也在《时务报》上发表《戒缠足会叙》，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痛斥歧视损害妇女的封建陋习。1897年，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试办不缠足会”。1898年春，维新派人士荟集湖南，由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唐才常、徐仁铸、熊希龄等16人为董事，在长沙发起“湖南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的女子。在总会之外，有些县还成立了分会，参加和捐助者十分踊跃。不缠足会搞得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谭嗣同、熊希龄在长沙成立了延年会。它是一个树立新风、反对旧习、破除恶俗，讲求效率的群众团体。它的《章程》规定，会员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都要做体操，不搞无谓的社交应酬，婚丧嫁娶要从简办理，反对起居无节、酒食征逐等等。实际上是提倡文明、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反对愚昧、腐朽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