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做学问”
上封信同你谈“做学问”的问题，主要是谈治学精神。但意犹未尽，所以这封信再谈“做学问”。我想这次着重聊聊做学问的方式。
学问有各种做法。着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概括为两种基本方式，即“照着说”（做）和“接着说”（做）--他是把做学问比喻为同人说话或开会发言，他认为做学问同说话或发言一样，无非是“照着说”或“接着说”。
什么是“照着说”呢？我想冯先生的意思就是人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也就是照着人家说的说，--或者是照着人家说的内容说，或者是照着人家说的方法、样态、范式说。这大约也就是孔子的“述而不作”。
什么是“接着说”呢？我想冯先生的意思就是接着人家说过的往下说。也就是说，人家已经说过的我不说了，我要说人家还未曾说的，我要在内容上或者方法、样态、范式上说些新的东西。
冯先生不愧是大家，他所概括的这两种做学问的方式确实具有普遍意义。细细寻思起来，古今中外做学问或者做其他任何事情，无非是照着说（做）或者接着说（做）。这两种方式不但对于做学问，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极为重要。因为，人们做学问，或者扩大来说，进行一切精神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都必须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不然，人类既不能保存住已经获得的成果，也不能扩大和发扬这些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成果，取得进步。照着说，着重在继承；接着说，着重在发展。
许多学者指出，能够学习和继承以往的已经获得的文化成果，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动物只是靠它们的生理本能而生存，靠它们的生物遗传而延续其族类的生命，它们的生存手段和能力是生来就有的、不学而会的。例如，老鼠生来就会打洞，蜜蜂生来就会采花酿蜜。如果说动物也“生产”的话，那么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它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它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特别重要的是，动物这种“生产”手段和能力只是生物本能，而不是文化成果，它既不能通过人类意义上的学习而掌握前代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技能，也不能通过人类意义上的教育而把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传授给下一代。人则不同。怀特着《文化科学》一书中引述了约翰·杜威的一段话：“人与动物不同，因为他保存他过去的经验……对动物来说，经验产生又随即消失，每一新的活动或痛苦各自独立，互不相关。但是，人却生活在一个特殊的世界中，在那里，每一现实事件都引起他对往日的业已消失的事件的回想和记忆，在那里，每一事件都勾起了他对其他事物的回忆。因此，人不像荒野里的野兽那样，生活在仅有自然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信号和符号的世界中。”人是文化的动物，是能够依靠自己的理性、智慧和意志，通过符号而创造文化、保存文化、发展文化的动物。人若想做到这一点，就只能通过教育和学习，而“照着说”正是其基本方式之一。詹姆斯·哈维·罗滨逊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1929年版）写的“文明”条里曾有一段话，大意是：人类有双重遗产，一是天然遗产，它不用学习就能得到，而且千年不变；一是文明的遗产，它是不稳定的，它必须被我们每个人照他自己环境所允许的程度重新吸收为自己所用。正像人类历史大量证明的那样，文明的遗产能无限地增长，但也会急剧地减少。它是一项不仅能保存、能增加、也能失去的遗产。假如人类有一天得了健忘症，或者不学习、不继承，那么以往的全部文化和文明就会立即完全消失，人类就会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当然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人类总是不断地通过教育和学习，继承前代的文化和文明的遗产，并且又传给后代，人类总是善于“照着说”，历来的学问家也总是善于“照着说”。
当然，对于冯先生的“照着说”，绝不可误解为做学问可以“抄袭”和“剽窃”（这同偷盗一样，历来为人所不齿），而只能理解为对以往文化遗产的积极学习、继承和保存。但是，即使作这样的积极理解，倘若止于“照着说”，对于做学问，扩大来说，对于人类一切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那也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人类仅仅是“照着说”，那么便不会有后来的进步和发展。例如，假若孔子那时代的人们只“照着”夏、商、周（春秋以前）已有的传统说，以后历代又只“照着”孔子说的说，那么中国人恐怕至今仍然在竹片上刻字来着书立说，像孔子那样坐着牛车周游列国，--如果仅仅具有这样的手段和水平在《太原日报》开副刊讨论会，那么当北京、天津、广州、武汉、上海的学者背着用竹片写成的论文，坐着牛车云集于太原时，光花在路上的时间恐怕少则数月、多则逾年。
所以，做学问，进行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活动，除了“照着说”，还必须“接着说”，即接着前人已经说过的、做过的，往下说，往下做。要说前未说的话、做前人未做的事。人类发展到今天，有电子计算机，有宇宙飞船，有海底隧道，有地下铁路，有哥特巴赫猜想，都是由于“接着说”、“接着做”的缘故。我们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学习和继承（照着说）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学问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人类、为社会提供了些什么新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现和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发现和提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学说（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概括的那样：“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爱因斯坦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提出了不同于牛顿经典力学的相对论，等等。
“接着说”主要是指后来者要善于找到前人应该说却由于历史的或认识的局限而未曾说的那个关节点，然后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接着说新的话、做新的事，这是在前人已经说了许多正确的话或开辟了正确的前进方向的基础上继续把学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或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方面得到新的发展。但是，前人说的话、做的事并不都是对的，而是可能有许多谬误，这时，后人要想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就不能如冯先生所说“照着说”，甚至也不能是通常意义上的接着说”，而是“对着说”甚至“反着说”。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人家说“金玉良缘”，他偏念“木石前盟”，人家把仕途经济视为立身扬名的正路，他偏说这话是沽名钓誉的邪道。所以，“接着”冯先生提出的“照着说”和“接着说”，我们补充提出第三种方式：“对着说”。
“对着说”，主要表现为一种逆向思维，发明、创造常常少不了这种逆向思维，甚至往往得力于、得益于这种逆向思维。例如，16世纪波兰伟大科学家哥白尼之前，“地心说”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哥白尼则敢于“对着说”，在他的《天体运行论》一书中针锋相对地提出“日心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也是同历史唯心论“对着说”而提出来的。做学问就应该有这种学术勇气，敢于针对以往的谬说而提出自己的新见，敢于自我作古，敢于“开天辟地”。当然，对着说绝不是人为地、故意地同前说对立，而是必须具有严肃的认真的科学态度，我们要反对那种不负责的故意标新立异，应该提倡有根有据、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科学精神。
总之，对于严肃的科学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对于认真负责的学问家，“照着说”、“接着说”、“对着说”这三种方式都是有意义的、必要的，应辩证地把它们统一起来。
话说“新启蒙”
最近我听到一种说法：九十年代“启蒙”已经过时，未来的时代是不需要“启蒙”的时代。你的看法呢？
我认为，“启蒙”并没有完结，只是改变了形态。新时代需要“新启蒙”，而且未来还会不断有新启蒙和新的启蒙理论家出现。当然，未来的时代不需要“高居人上”的“启蒙”家，而需要作为民众朋友的启蒙家；而且，人们还会互相启蒙。因此，启蒙永远是需要的。
前几天我听了几个发言，读了几篇文章，受到触动很大，深深感到自己被“启蒙”。
几个发言是在一次有关文化战略问题的研讨会上听到的。
一个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董光壁研究员谈《信息时代的文化发展》。他认为，人类社会有五种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社会中轴，历时地看，依次是：情意中轴、道德中轴、权势中轴、经济中轴、智力中轴。目前是从经济中轴向智力中轴转化。我们现在仍然处处围绕经济中轴转。在智力中轴时代，要充分考虑到科技对文化的影响，但要警惕科学、艺术、道德的分裂，要注意促使科学的人道化。
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研究员谈传统文化。他提出了几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一、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有数的几个有自己独立起源的民族文化，而且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古一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二、中国古文明是多源的、开放型的，中国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中滚动发展的。三、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要“完整”地发展。何为“完整”？他举来华访问的一位美国大学校长的一句话加以说明：“不要做半个人”。--只懂科技是半个人，既懂科技又懂人文，一才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
他们的发言，对我们研究文艺学美学无疑是具有启示性的。
几篇文章，主要是谈“知识经济”（或称“智能经济”）和”知识社会”的：一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发表在199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上的《谈谈“知识经济”》，一是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发表在1997年底《科技日报》头版头条的《无限的智能和智能的无限》，一是中国科协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先生发表在1997年12月11日《中国科协报》上的《知识的社会-一我看二十一世纪》。这三篇文章给孤陋寡闻如我者，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二百年前开始以工业经济代替农业经济，而今天，则开始以知识经济代替工业经济了。我们正在走向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正在步入知识的社会。靠知识（特别是电脑、信息、软件知识）致富，把知识作为资本来发展经济，这或许是知识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征。知识经济的“燃料”就是信息。用一片指甲大小的芯片可以存放两年《人民日报》的信息量；用一张光盘可以存储一部大百科全书；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一秒钟可以把两年《人民日报》的信息全部传输完。二十一世纪将是知识的社会，信息的时代。信息化制造技术将导致生产车间无人化，制造过程非物质化。科学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以互联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2005年电视电话将大行其道，2030年汽车将用氢来驱动……
谁说“启蒙”的知识分子衰退了、“边缘化”化了？谁说“启蒙”可以停止了？知识分子虽然绝不应以教师爷自居，但也不能自我放逐。社会越发展，知识越增加，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也就应该越高。当越来越多的人掌握知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将借助于知识而展开思想的翅膀，并且将更多地互相启蒙。有理性的人是不会拒绝启蒙的。
智能经济，知识社会，信息时代，将给文艺和审美，将给文艺学和美学，带来什么呢？
有的人认为，未来的社会，科技将大发展，科技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但科技与人文是矛盾的，科技高扬的是物，而物的高扬就意味着人的贬低，就意味着人文的衰微。我想，这个看法未必正确，至少未必全面。最近获得14项提名、11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的成功，透露了一些信息，表明高科技对文艺和审美发生的影响未必是负面的。恰恰相反，利用高科技手段，可以高扬人、高扬人文精神。英国《金融时报》1998年3月24日电一篇文章中说，“影片中计算机利用数字信息模拟出海洋、海豚以及数以千计爱德华时代的人物”，令人很难找出破绽，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和审美动情力。还有的文章说，观众在影片中所看到的沉在海底的船骸和舱内景象，绝大多数是在3800公尺的海底拍摄的。导演说，他所采用的复杂技术，几可与登陆火星的摄像机比美。因此，这部影片利用高科技创造出来的高度艺术真实，歌颂了人的最美好的爱情，科技与审美联姻，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该片上演，“万人空巷，好评如潮”。它在全世界的票房价值已近12亿美元。
难道技术的发展会导致艺术的灭亡？不会。未来的智能社会、信息时代，可能会产生新的艺术或艺术的新形式，但不会是艺术的灭亡。
文艺学美学又如何与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艺术实践相适应呢？有识者不能不深长思之。我坚信，艺术不会灭亡，文艺学美学也会继续发展。
将来的文艺学美学理论应该特别考虑科技对艺术实践的影响，尤其要促进科技的人文化和人性化。譬如说，电视文化（文艺）、网络文化（文艺）都是科技含量很高的文化（文艺）形式，如何使其中人文因素处于主导地位，而不让科技压倒或淹没了人文，值得高度关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个实践需要理论给予有力支持。最近我读到了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的《电脑艺术学》，我不敢说这是一部十分成功的着作，但其意图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他想为新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的艺术实践提供理论支持。黄先生认为，电脑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形态，冲击着似乎天经地义的艺术观念，在造就一批艺术新人的同时，动摇着传统艺术的根基。所有这一切，都呼唤着人们对电脑与艺术关系的关注，为新艺术和新的艺术理论催生。
此外，新时代不仅是信息时代、智能时代，而且是“生态学时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整个世界将从“工业型社会”转向“生态型社会”。在“生态型社会”中，一种新的文艺形态--“生态文艺”或曰“环境文艺”将获得长足发展；相应的，“生态文艺学”或曰“环境文艺学”将建立起来。这将是与以往不同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另一种世界观、自然观、生态观、人生观和美学观。
总之，新时代呼唤新的美学和文艺学。我呼吁学界同仁热切关注新时代美学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