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是极其深刻的社会基础部分的转化，是十分重大的社会基本机制的变换。这个转化和变换，势必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掀起倒海翻江的巨大波澜和细致入微的深刻变化。这里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剧烈冲突。有沉渣的泛起，也有新芽的萌生；有腐朽的丑恶事物趁机作祟，以至在某些局部泛滥成灾，也有新生力量在拚搏中成长，放射出人类希望的光辉；有旧规范的失效，也有新规范的建构；有优秀传统（中国的和外国的）的赓续，也有新的人文精神的创造。这一切，必将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伦理道德领域之中，因为道德关系是最牢固、最基本的人间关系，道德事关人人、家家、国国，世界没有道德关系，社会就会解体。打开我们的报纸，听听我们的广播，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道德问题多么突出！这自然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之一。
与此相关，上述一切也必将非常突出地表现在文艺问题上。文艺是社会人生最敏感的神经之一。你记得，五十年代曾经讲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如果我们不像过去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把时代内涵理解得过分偏狭和扭曲，那么，“晴雨表”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谈到文艺与道德，我很赞同这样一个说法：从某种意义上看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通过道德为中介的。应该说，文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有好多中介，其中最恒常、最根本、最普遍、最贴近的中介是道德。
对于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前几年我们一些同志（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以及我自己）并没有十分清醒的认识。那时候为了把文艺从以往“工具”和“奴仆”的可怜境地中解救出来，常常主要强调文艺自身的审美品格和区别于政治、哲学、道德的独特性和独立性，突出论述文艺的自律性。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缺点是注意了区别而忽视了联系，就是说，对文艺与道德（以及哲学、政治、宗教等）的联系注意得不够。这是不是造成文艺离道德越来越远的一个原因呢？当然，问题是复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后来这几年由于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出现了“文学不关道德、不论道德、无道德、不道德”的倾向，提倡“零度感情”、“中止判断”，赞赏“价值中立”。在某些作家和理论家、批评家看来，文学不愿、不必也不应再承担社会责任、道德责任，文学不愿、不必也不应再肩负历史使命，于是只剩下了“玩”。当然，文艺常常少不了“玩”（游戏、娱乐甚至消闲的机制和功能），我们的文艺不能像过去那样板着面孔进行政治训诫和道德说教，使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但是，“玩”却不能是、不应是文艺的全部。如果文艺只是玩，那也等于取消了文艺，就像过去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等同于道德从而取消了文艺一样。把文艺看成只是“玩”，违反了中外文艺史的基本规律和基本事实。难道看不出那些伟大作家笑中常含着泪水？看不见他们笔下常滴着血？听不见他们“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文艺不能无关社会、无关人生，因而也不能无关道德。我还是信奉这样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所从事的，是一项人类灵魂的伟大工程。文学通过塑造灵魂、改造灵魂、构建灵魂，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学”，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灵魂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是道德、人格，因此一个伟大的作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道德家。
文学与道德自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学尤其如此。这也许可以算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中华民族的特色吧，你说对不对？
就全人类范围而言，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管非洲还是美洲，人类的精神宇宙都有三个光辉的太阳在照耀着，这就是真、善、美。只要人类存在，这三个太阳永远不会坠落。但是，因文化传统不同，东方（中国）和西方，人的心目中这三个太阳的地位却不尽相同。中国人更看重善，而西方人更看重真。如果说中国人以善为本位，那么西方人则以真为本位。中国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重心和中心是“诚意、正心、修身”，即道德修养、人格建设。“格物、致知”是以“诚意、正心、修身”为目的的；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须以“诚意、正心、修身”为根基，不然将一事无成。西方自古希腊起就把认识真理放在首要位置，对外，要认识自然，对内，要“认识你自己”。认识真理高于一切，其他精神活动都以此为中心来进行。联系到文艺，中国历来重视文艺与道德的联系、美与善的联系。孔子就是以美与善相联系的标准来评价古乐的，说《韶》“尽美尽善”，而《武》“尽美未尽善”。儒家还讲“修辞立其诚”，这“诚”，是道德范畴（价值论范畴），而不是真理范畴（认识论范畴）。中国古人很重视文学的道德意义。《荀子·大略》中说：“人之于文学（按：此‘文学’有文章、博学二义）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一个“鄙人”，“被文学，服礼义”，就成为“天下列士”，可见文学对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建设的意义。汉代的王充也强调“人无文则为朴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并明确提出“文人之笔，劝善惩恶”。“劝善惩恶”几乎成了中国戏曲、小说创作的根本信条。与此相比，西方更重视文学的认识意义，从古希腊的“摹仿自然”，到十九世纪俄国美学家的所谓“再现现实”、“复制现实”，一根线穿下来。“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个口号更具有西方味儿。
然而，西方文学也并不忽视道德意义。你对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很熟悉，我们就以他为例。托尔斯泰的创作，托尔斯泰的理论，都强调文学的道德价值和道德作用，着名的“托尔斯泰主义”根本上应作道德的理解。托尔斯泰在为《莫泊桑文集》作序时，也反复讲文学家必须具有“道德态度”，认为这是一部作品是否获得成功的根本条件之一。这说明，尽管西方与东方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美学主张，但对文学与道德的联系还是普遍认同的。
到近代和现代，中西美学互相交汇，显出某些合流趋向。中国借鉴西方美学，西方也吸收中国美学，真、善、美在中国文艺、西方文艺以至全人类文艺中越来越取得大体均衡的地位，被看得同样重要。这是符合文艺的本性的。优秀的文艺，真、善、美三者缺一不可。针对目前我国文艺中某种忽视善、忽视道德意义的倾向，应该疾呼：文艺不能天德，更不能缺德！作家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1996年6月
人道与天道
--环境文学与道德问题
你对文学与道德的问题发表了一番宏论，但是没有涉及到环境与道德、环境文学与道德问题的关系。其实，环境文学也与道德问题密切相关。我想从这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环境文学以审美的方式诉诸人们的环境道德意识、环境权利意识，努力唤醒人们的环境道德感、环境权利感，呼吁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受到损害的人们，赶快觉悟起来，保护自己的“环境权”。
“环境权”？直到目前为止，恐怕许多人对这个名词还相当陌生。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说：“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当代的和未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这段话的前一句，就是说的环境权。有许多作品，如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拯救与命运》、《中国；水危机》、《北京失去平衡》、《只有一条长江》、《声环境--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等等，以及小说《消息不宜披露》（写掩盖严重的污染事实）、《小酒馆》（写滥伐森林）、《自杀未遂者的讲述》（以近乎戏虐的方式写这个被污染的世界连自杀都找不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诗歌《款步走出记忆》等等，除了诉诸人们的良知，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之外，还诉诸人们的权利意识，把因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而使人民群众环境权受到侵害的大量事实揭示出来，使人们睁开眼看看残酷的现实，号召大家起来为保护自己的最基本的环境权而抗争。责任和权利是连在一起的。环境权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部分，因而环境权也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保护环境权也是在保护人权。
但是，你知道，以往许多年究竟有多少人为受到侵害的环境权而抗争过？很少。这与人们环境权利观念普遍很低、实际上是公民意识的不觉醒有关。
在上面我给你举出的那些作品中，作家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下笔的。他要把许多尚在麻木中的受害者摇醒，向人们诉说保护自己环境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指出，保护环境权不只是为了自身，同时也是为了他人、为了人类、为了未来。
当然，这几年我国许多人的环境权利意识已经逐渐增强。报告文学作品中对人们为环境权抗争的事例也有所描写。《拯救与命运》写到，辽宁本溪市石桥子地区居民为解决石油化工厂的污染问题，在自救自助的共同意愿下联合起来，三天两头上访有关部门，甚至提出如不治理污染，他们将去法院提起诉讼。一位姓戴的老太太挺身而出：“如果大家信得过我，我戴老太太当石桥子居民的代表。就是赔上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把这场官司打赢。”
这位戴老太大的确是目前我国人民环境权利意识迅速觉醒的代表。
环境文学不但在用血的事实促使人们猛省（一方面唤醒人们的环境责任意识、环境道德意识，另一方面唤醒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而且更重要的，它还用审美的方式，帮助人们培养和树立新的环境观、生态观、自然观，建立新的环境道德观念。是的，人们应该重新审视和确定自己同大自然的关系。应该认识到，爱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就是爱护人类自己。对待大自然，绝不能像过去某个时候那样，只是一个“斗”字，把大自然作为榨取的对象、奴役的对象。大自然是人类的朋友和生存伙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人自尊也要尊重大自然。人的尊严与“天”的尊严、对人的尊莫重与对“天”的尊重、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无数事实证明，伤“天”总是害人，敬“天”即是爱人。损害“天”的尊严，往往导致失去人的尊严；以不尊重“天”开始，往往以不尊重人告终；违反“天”道，最终将违反人道。
为了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环境文学充当人与自然之间友爱亲善的使者，沟通人与自然的感情，倾其全力陶冶和培养人对大自然的挚爱情怀。本来，在“天人合一”悠久文化传统熏陶下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们，对大自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情。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王维，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描绘自然美的诗篇！文人雅士，向与自然情同手足，文与可与竹同化，米芾呼石为兄，林逋梅妻鹤子，李渔嗜花如命。但是，现代以来，在部分人那里，大自然似乎由可爱的朋友变成了任意糟践的奴仆。人要骑在大自然头上拉屎拉尿、呼五喝六了。要“喝令三山五岭”，要“让高山低头”，要“让河水让路”，要“征服自然”，要“围湖造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不难找到“战胜自然”的描写和要“与夭斗”、“与地斗”的豪言壮语。结果如何呢？是洞庭湖、太湖、白洋淀等等的面积逐年减少，是森林遭到破坏，是水土流失，是生态失衡……只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人受到惩罚才不得不改弦更张。
是作家们较早感受到事态的严重，并且主动帮助人们与大自然实现和解。新时期的作家同古代的作家一样，也与大自然有一种天生的血缘联系。你读一读他们的作品吧，他们把大自然视为亲人和朋友，并把这位亲人和朋友介绍给读者，使人们都和大自然结亲，他们把大自然写得那么美，那么有人情味，那么纯真，那么可亲、可爱。
但残酷的事实是，到处存在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令你我都很伤心。这是不能容忍的犯罪！这是最大的不人道、不道德！
环境文学在对这些丑恶现象进行谴责的同时，宣扬新的自然观、生态观和环境道德观。
环境文学热情描写和歌颂正在形成和发展着的新观念新道德。纪实文学《拯救与命运》的价值在于，它描绘了本溪人环境意识和环境道德观念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生动过程，表现出本溪人有一种新的生态观、自然观在萌发、在生成，这对当前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许多作品生动描写并热情歌颂了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他们是真正的当代英雄。他们的形象无疑为全社会正在建立新生态观、新道德观的人们树立了榜样。他们当中有联合国环境领域最高荣誉奖--“世川国际环境奖”得主、前中国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几十年来，他奔波于全国各地，为治理污染、保护生态而呼号。
他们当中还有几十年如一日奋斗在三北防护林战线上的农民和干部。徐刚的报告文学《中国风沙线》，描写了华北、西北、东北人民几十年不懈地建设三北防护林的卓越事迹。
还有为保护大熊猫和自然生态，几十年默默工作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田致祥（陈祖芬《一个人，一只熊猫，一座山》）。还有为保护滇金丝猴而奔走呼号的环保作家唐锡阳和四十年一日保护塔克拉玛干胡杨的李护群（均见1997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东方之子”）。他们的哲学是：物我同舟，天人共态。他们的口号是：还我自然。
这样的人，是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人格高贵、道德高尚的人，因而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是“生态型社会”的主人翁。
让我们共同关注环境文学，并且向“生态型社会”的主人翁们致敬！
199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