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在立宪会议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要求会议予以批准。可是，参加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人却拒绝讨论这个《宣言》。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要求休会，以便各党团能分别讨论《宣言》。休会期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提议：复会后宣读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并退出立宪会议。列宁的倡议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一致赞同。
复会后，所有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陆续离开了会议大厅，退出了立宪会议。
当其余的代表来到塔夫利达宫门前，准备继续开会时，却被卫兵挡在了门外。负责警工的德宾科向卫兵下达了命令：“禁止立宪会议继续开会。”
面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硬态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十分气愤，他们立刻组织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列宁对此早有准备，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员们呜枪驱散了游行队伍。列宁当即宣布：“兹命令在塔夫利达宫内执行卫生勤务的卫兵和水兵同志不得对立宪会议中的反革命成员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应准许所有人自由离开塔夫利达宫。但非经特别批准，任何人不得入内。”
斯大林制订新的《五年计划》。这样，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9日停止了活动。
斯大林从解散立宪会议这一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中再一次受到深刻启示。他充分体验到在政治斗争中，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具有极大的威力，即使行动显得粗鲁，但它最能迅速而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革命是不能心慈手软的！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作为中央特使去了赫尔辛基，参加芬兰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强调芬兰应按民族自决权原则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并且与列宁共同签署了关于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但是芬兰独立后，社会民主工党没有掌权执政，政权转到了芬兰资产阶级手中。因为这，斯大林所坚定维护的民族自决权原则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指责，他们认为这是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屈服。
面对种种压力，斯大林在1918年1月10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时，对民族自决权原则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说：“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这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的新原则在其后的乌克兰建国一事上得到了验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于1917年12月12日，当时在乌克兰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联合机关——中央拉达。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与中央拉达进行了艰苦斗争。
乌克兰终于没有独立，而是以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
十月革命的胜利响彻欧洲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他们纷纷出兵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消灭在摇篮之中。国内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也不甘心他们的灭亡，纷纷组织自卫军举行叛乱，全国烽烟四起。到1918年夏，苏维埃共和国3/4的领土陷入敌人手中，苏维埃国家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岌岌可危，面对严峻的现实，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宣布全国进入战时体制。把首都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得到1/8磅的面包。
战时体制包括：成立了15个方面军以应付战争；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取消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供给制；实行余粮征集制，成立武装征粮队，强制征收农民手中的“余粮”；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全国的各个战场。
1918年6月6日，列宁派斯大林作为中央特派员到俄国南方的察里津去征集粮食。并委以全权，当地的各级政府、军队、铁路、邮电、粮食等部门均须执行斯大林的命令。
斯大林到达察里津的第二天，就向列宁转告说：那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他马上采取了有力措施：对粮食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把那些腐化堕落和办事不力的官员撤职，解散一些不必要的委员会，严厉打击抢劫运粮火车的人。并向列宁保证过一个星期向莫斯科运送100万普特的粮食。
他果断地下命令说：如果有人敢抢粮食，就把他们的村庄烧成灰烬，使他们不敢再袭击火车。
斯大林在这里为收集粮食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并且在5天内向莫斯科发运了5列车粮食。
此外，斯大林还直接参与了军事领导。他领导区军事委员会，将分散的部队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些新的师团、特种部队和装甲列车纵队，建立工人民兵队伍。在危险面前，斯大林没有惊慌失措，表现出独揽大权的气魄和坚毅果敢的精神。
在卫国战争刚开始组建红军时，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缺少大量的军事专家，托洛茨基提议让沙皇时的旧军官补充到红军中，担任各级指挥官。列宁同意并采纳了这个提议，但斯大林不理解列宁的用意，心里是不同意此举的。
在察里津手握大权的斯大林，极不信任旧军官，撤销了由旧军官组成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多数人的职务。然后把他们抓起来，囚禁于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轮船上。托洛茨基闻讯后立即发来了一封电报，要求释放他们，但斯大林“不予理会”。最高军事委员会派调查团奔赴察里津，专门调查此事，结果军区司令一人释放，被捕的其余人连船带人沉没于伏尔加河中。
此后斯大林和旧军官的分歧越来越大，磨擦逐渐升级，终于导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直接对抗。双方互不相让，列宁从大局出发，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派斯维尔德洛夫亲自乘专列代表中央到察里津接斯大林回莫斯科。为了安抚斯大林，列宁又让斯大林兼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9年春天，彼得格勒局势严峻。尤登尼奇率领的白军对彼得格勒发动疯狂的进攻，形势很危急，驻守在那里的第7集团军未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敌人攻占杨堡，随后又占领了普斯科夫和亚姆市。第7集团军且战且退，撤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是战前的首都，是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地位重要。
就在这时，中央决定派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彼得格勒战线，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
5月19日，斯大林到达彼得格勒。当天召开了由总司令、西方战线司令员、第7集团军司今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彼得格勒的战况。后来，列宁又致电斯大林，要他在后方和前线注意“有组织的叛变活动”，一旦发现，即采取“紧急措施”。斯大林按照列宁的指示，号召保卫彼得格勒的部队同逃兵和叛徒作斗争。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不胜任的人撤职，把他认为对失利负有责任的军官交送军事法庭，调整供给系统。这些措施使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明显好转，部队加强了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6月13日，彼得格勒的海防要地红兵炮台和发马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立即从陆上和海上对叛乱者展开进攻，16日红军占领了这两个炮台。
6月21日，第7集团军开始对白卫军实施反攻，在维德利察战役中，红军把白卫军赶到了边境。8月5日第7集团军主力解放了杨堡。8月26日，第15集团军向西北发动进攻，夺回了普斯科夫。
由于保卫彼得格勒有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一样，获得了红旗勋章。
从保卫彼得格勒前线回到莫斯科以后，斯大林又曾被派往南方战线，领导那里的保卫莫斯科的重任。1920年10月16日又受命前往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指导那里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一直到11月20日才返回莫斯科。
1919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大会之后的中央委员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紧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上升很快。
1920年底，内战以弗兰格尔的失败而终结。1920年11月，莫斯科庆祝了自己的胜利。
在斗争中斯大林常以全权代表或政治委员的身份征战于各个战场，显示出斯大林的献身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斯大林的表现，列宁也看在眼里：斯大林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这在战争期间很重要。在战争以后，这样的人更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
2.推行经济政策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斯大林担任了苏共总书记。
1929年，斯大林迎来了他的50岁生日，仿佛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俄国上下忙着为总书记祝寿。
农业集体化给苏联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全国各地发来了向领袖致敬的贺词。各地的党组织千篇一律地歌颂他的丰功伟绩。莫斯科的墙上挂满了他的巨型画像。他的各种大小的全身和半身塑像充斥了广场、公共建筑大厅、商店橱窗直至最寒酸的理发店。宣传员高喊着“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
个人崇拜，在政治上斯大林是需要的。他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但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要的不是表面的热闹。
斯大林早就以“实干”著称，他是不图虚荣的。他坚信自己是一位主宰世界的领袖，是在履行历史的意志，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在《给祝贺斯大林同志五十寿辰的一切组织和同志》的信中斯大林仍谦虚的写道：“我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按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正因为我把这种祝贺看作是对我们光荣的列宁党祝贺，我才敢于向你们表示布尔什维克的谢意。”
“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决心今后继续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时把我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
这正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吉拉斯所说：“神化的斯大林……若说是他自己搞起来的，至少也同样是斯大林手下那一班人和官僚机构制造出来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位领袖。”
农业集体化和剥夺农民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分歧之一，没有了布哈林，他准备实施了。他知道这场革命必然会有阻力，对付阻力的办法，斯大林只有一招：那就是通过暴力手段，把一切阻力都当作反对势力来打倒。他认为如果依靠教育和劝说来实现共产主义，那将是一条漫长的路，而这是国际国内条件不允许的。用暴力对付来自人民中间的阻力，那就等于向人民宣战，这是冒险的，需要勇气和胆量。他决定现在就干。
农业集体化早在1927年就开始实施，但那时是农民的自愿组合，进展缓慢，斯大林要求加快进度。1930年1月，中央公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
中央的指示一下达，全国的集体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中央派出2.5万工人到农村，帮助当地的党组织工作。共青团员们起了党的后备军作用。
党的基层干部热心地贯彻集体化的路线，他们把党代会上的号召直接传达给农民，并许愿供给集体农庄拖拉机、收割机等。到1932年底，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62%，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0%，到1937年底，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数达93%，播种面积达99%。
全国各地建立拖拉机站、修配工厂、农艺站、驾驶员学校，农庄选派聪明能干的青年参加学习。不久，他们就开着拖拉机在自己农庄的大片土地上耕作起来。
如何对待富农，斯大林说：“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
中央对富农的标准，做了详细的解释：只要每口人的年收入高于三百卢布或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有磨坊、油坊，如此等等。在这些特征中，哪怕只具备一个，就可以使一个农民变成富农。这样，在生活中，最勤奋、最能干、最节俭、最有进取心的劳动者遭受了苦难。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靠自己的劳动形成的，而不是十月革命前的富户。
根据中央的规定：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包括牲畜、生产用房、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种子储备等。
这个规定对富农的处理方法分为3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的骨干、恐怖活动和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对这类富农应立即逮捕，送进监狱或劳改营，其中对特别危险的分子要处以极刑，家庭成员要迁到边远地区；第二类是反对集体化的“大富农和过去的半地主”，本人及家属应驱逐到边远地区；其余的富农属于第三类，把他们安排集体化居住区以外的某一指定地，并另行分配给他们上地，要他们承担相应的生产任务和义务。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电报指示：属于第一类的富农有6万余户，第二类约15万户，第三类约80万户。
随后，采取恐怖手段强行消灭富农的运动在金国开展起来。各地都在努力导找富农，来超额完成上面规定的“定额”，“挖制数字”。
富农们被没收了财产，驱逐到北部、乌拉尔、西伯利亚等荒无人烟，几乎无生存条件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富农村”，这些“富农村”有武装看管，直到卫国战争结束后才解除看管，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
后来苏联学者估计，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消灭的富农户总数大约在100万到110万户。许多富农在被迁徒的途中试图逃跑，但结果很惨：逃跑者或者在路上就被击毙，或者被送回集中营。1931～1932年被迁移的41.35万户中，只有37万户到达了目的地。
不幸的是，集体化后，粮食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年下降，畜牧业损失更大，马的数量下降了2/3，牲畜数量到50年代末才达到1926年的水平，粮食1950年才超过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达到的产量。
虽然粮食产量连年降低，国家收购的粮食却不断提高。1930年粮食产量是8350万吨，收购了2214万吨；1933年产量降至6800万吨，收购的粮食却提高到2330万吨。这种收购是强制性的，农民被迫用只相当于市场价的1/8到1/10把粮食上交给国家。各地必须完成上级规定的粮食收购任务。
如此玩命的收购粮食，最主要的是把收购上来的粮食出口、换取外汇，来购买外国设备。许多集体农庄庄员的口粮，包括种子都被“收购”了。
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乌克兰这些俄国主要的产粮区严重缺粮，有些地方出现饥荒。
1932年夏天，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饥民便纷纷充当“理发师”来到地里，用剪刀剪下谷穗熬粥糊口，当收获季节来临时，剩下的粮食又被送往收购点，于是，一些饥民开始偷偷地把场院的粮食装在衣兜里或藏在怀里带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