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医药的第二个特征是“神医合一”。从流行情况看，有时“神治为主，医治为辅”，有时“医治为主，神治为辅”。一切依据从医人员（加嘎阿达）和患者的意愿决定。通常情况下，第一种治疗方式是这样展开的：患者请巫师（尼帕）做法事，“神游”祖先村问问最高神（阿喷明艳），问问已过世的祖先们，患者为何患病，是否有违“神律”或“祖律”？巫师结束“神游”后，会告诉患者患病原因，症结所在。若属于因违“神律”或“祖律”所致，患者就要请祭师（贝玛）做法事，以求“神”或“祖先”原谅，并在此降福于患者，使之早日康复；若属于非违“神律”或“祖律”所致，患者就邀请从医人员诊治，使用相应的药剂。第二种治疗方式通常应用于病因明显的疾病，如外伤、骨折等，从医人员在使用相关医术和药剂治疗这类疾病的同时，会对患者说，某某祖先的后裔不幸得病，祖先们已经知道了，正在赐福给你，我的医术和药剂是天下第一流的，你的疾病将很快好转，安心静养吧！这种治疗方式与现代流行的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相结合的方法相似，也和汉族中医奉行的“既来之，则安之”的医道相似。
哈尼族医药的第三个特征是“经验医药”。从医人员所有的医术和药剂都是在实践中点滴积累并世袭传承的。如勐海县格朗和乡南糯山石头寨的医生捌仁，在哈尼族地区很有名望，深得民众拥戴和信赖，他曾用高超的医术治好过许多患者，在他已去世2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许多患者对他念念不忘，时常提起他的医术和医德。调查资料显示，捌仁的爷爷康润就是个有名的医生，康润将医药传给了儿子润捌，润捌又将医药传给了捌仁。所传医药是康润和润捌从实践中逐步积累的，传给捌仁后又加以丰富，形成家族医药宝库。20世纪50年代后，捌仁改变医药世袭的传统，将家族医药毫无保留地传给许多外宗族人，让其为大众服务。目前在南糯山有许多曾跟捌仁医生学医的人仍在行医，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患者提供服务。
哈尼族医药的第四个特征是药材以植物为主，动物为辅，矿石次之。1998年，西双版纳历史上第一本哈尼族医药书《西双版纳哈尼族医药》出版。据书中介绍，20多名哈尼族民间医生提供了600多种目前正在使用的哈尼族药材或配方，选取其中的200种结集出版。从书中介绍的200种药材或配方的构成情况看，体现了“植物为主，动物为辅，矿石次之”的药材特征。
第四节民间文学
哈尼族生息繁衍于红河与澜沧江流域、哀牢山和无量山之间海拔800~2000米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他们依山而住，脚踩天梯，顺山造田，在大山的脊梁上耕作、收获、生息与发展，创造并传承了本民族丰富多彩、蕴藏深厚的口头文化。
哈尼族的传统文学有神话、歌谣、传说、故事、童话、寓言、笑话、谚语、格言、儿歌、情歌、山歌、风俗歌、祭词等，而这些品类在传播形式上，可归为歌吟与讲述，即散、韵两体。散文体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笑话等；韵文体则有神话、传说、儿歌、情歌、风俗歌、山歌、祭词、谚语、格言等。在传播形式上又分为单纯讲述的、单纯歌吟的、且歌且舞的数种，而以前两种最为普遍。可以看出，在哈尼族文学世界里，神话、传说、故事、童话、笑话，甚至谣谚、格言，都能用歌吟的形式演唱出来，歌吟体和唱述体两种形式并行。
神话传说和“史诗”是哈尼族文学中最古老的部分，它们往往表现相同的内容，如《创世纪》、《合心兄妹传人种》、《古老时候的人》、《哈尼祖先过江来》等都属这一类。《创世纪》解释了天地万物的来历、河流山川的起因。《合心兄妹传人种》则讲述了人类经历了严酷的江水灾害继续繁衍的故事。此外，还有《祭龙春规矩歌》、《叫谷魂》、《老人安葬歌》、《讨媳妇的歌》等，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哈尼人多神崇拜的宗教观念和富有民族色彩的习俗，是了解哈尼族思想意识和习俗的重要资料。
哈尼族与汉族长期的杂居共处也反映在文艺的相互交流上。汉族的民间故事《桃园结义》、《大闹天宫》、《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在内地及红河南岸的哈尼族中都有流传，并被加以改编，涂染上哈尼族的色彩。如《梁祝故事》中祝英台给梁山伯的暗示，就以“公猴背母猴”等富于山野气息的比喻，代替了汉族民间流传的鸳鸯、蝴蝶之类的比喻。汉族民间文学的传入，对哈尼族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哈尼族地区政治、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哈尼族整个文化及其民间文学事业也获得了新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哈尼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真正迈开了前进的步伐。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有关专家、学者的帮助、培养下，哈尼族中涌现了一批难能可贵的民间文学艺术工作者，搜集、翻译、整理并发表、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民间文学成果。
据初步统计，至1991年年底正式发表或出版的哈尼族民间文学作品可分为如下四类：
创世史诗《奥色密色》、《十二奴局》、《木地米地》；
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哈尼祖先过江来》、《雅尼雅嘎赞嘎》、《普嘎纳嘎》；
叙事长诗集和歌谣《不愿出嫁的姑娘》、《哈尼族叙事长诗集》、《西双版纳哈尼族歌谣》、《哈尼族四季生产调》、《扎实扎依》、《央达与央才》、《哈尼族农事节气歌》、《报春的布谷鸟》、《送嫁歌》、《安慰出嫁的姑娘的歌》、《米刹威》，此外还有《斯批赫遮》（祭词）和《哈尼朵阿玛》（谚语集）；
神话、传说、故事集《哈尼族民间故事》、《哈尼族民间故事选》、《西双版纳哈尼族民间故事选》、《西双版纳哈尼族民间文学集成》、《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木人沙克》（童话集）等，在正式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山茶》、《红河县民族民间故事》，以及内部编印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料集》、《玉溪地区民间文学资料选》（1～4辑）、《红河文学民族民间文学专号》、《元江民族民间文学资料》（1～6辑）、《绮丽的山花》、《墨江民族民间文学资料集》等书刊中，也大量收进了哈尼族民间文学作品资料。
在大量搜集、翻译、整理和发表、出版哈尼族各类体裁民间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在传统文化的哺育下，哈尼族新文学应运而生，涌现出一批素质好、起点高、勇于攀登的第一代哈尼族作家群，写出了第一批书面文学作品，在中华民族文学长廊里填补了哈尼族无书面文学作家的空白。这个充满朝气、锐意闯关的书面文学作家群体的崛起，对繁荣哈尼族书面文学创作，乃至推进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历史性的拓展意义。
总之，新中国成立5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哈尼族民间文学工作，取得了开创性的巨大成就。
第五节民间工艺
一、纺、染、绣、缝是哈尼族传统女性的人生必修课
哈尼少女成人之前，不用费心学习纺线、织布、绣花、缝衣，一旦成人，就要开始认真学习纺线、织布、绣花、缝衣等女红。对于哈尼族传统女性来说，制衣的每个环节——纺、染、绣、缝都是她们人生的必修课。
哈尼族少女的主要任务是跟随母亲或姐姐学习纺纱、织布、印染、裁剪、缝补以及挑花绣朵。哈尼族有句俗话说的是“儿子多，打猎不必靠别人；女儿多，织布不用求别人”。几乎每个哈尼族妇女都是种棉、纺织、染布、挑绣的能手，因为家庭所有成员的穿着、被盖均依赖于她们。哈尼人家平均每人每年需要两匹布，以成年女子双臂展开为“一排”，一匹布一般有十二排，相当于18米，通常要织两个整天方能完成，哈尼族织布机手足并用方能操作，织出的布紧凑结实，称为“小土布”。每个女子学习和掌握服饰制作的过程，实质便是民族服饰文化代代相传的过程。
各地哈尼族的俗谚有不少描写妇女织布场面的——“下面竹板似桥晃，上面千丝百线机上跳”；“梭子穿来传去像跳舞，姑娘坐在织机上似骑马”“妇女挑线用豪猪针，上挑下挑理顺线”。
纺织之后的工序是染色，通常是将所织布料染色后再裁剪制衣。也有待缝制成衣后才染色的。哈尼族善于用蓝靛染衣服，各家房前屋后种有一种植物称蓝靛，取其叶放入缸内加水浸泡，即成蓝色，衣服穿脏后就丢在缸里泡洗，常洗常新，直至穿破而颜色不变。除了浸染工艺，一些哈尼族地区还兼有扎染工艺。笔者收藏的元阳马街哈尼族挎包，主体部分为两片蝴蝶纹扎染土布。当地哈尼族介绍，将土布按照一定的要求，把不受色的部分重叠、掐皱，用线缝紧呈疙瘩状；投入靛缸浸泡，经一昼夜取出晾干，再染再取，反复几次；最后漂洗晾干，拆线便成。扎染不是哈尼族擅长的染布工艺，在云南，白族是扎染的能手。哈尼族传说里，清楚地叙述到与白族共居于洱海边的历史。或许，扎染技艺为当初向白族学习所得，如今难能可贵地遗存在部分哈尼族中。
除了纺织，哈尼族女子还普遍喜欢编织一种艳丽精美的彩带，称做“帕阿”，或用古老的编带机，或纯粹利用身体手足进行一种类似“腰机”的编织。编带机普遍见于大多数哈尼族村寨。类似的编带机，至今在纳西族中也有使用。
哈尼族女子编织“帕阿”则是利用身体手足。她们坐下伸直两脚，将五色棉线的一头相间固定于腹前作为经线，另一头互相交叉扣在脚拇指上。身体左右放五色线团作为纬线。经线交叉一次，纬线便横穿一次，并用木片压打纬线。不停地交叉、穿梭、压打，一条长长的“帕阿”便织成了。“帕阿”一般宽15厘米，长1～5米，两端系有彩线绒球。多用做腰带、篾帽带、伞带、三弦带、月琴带。因为“帕阿”通常作为爱情信物赠送给心爱的“车埃”，所以姑娘们在编织“帕阿”时，都要避开父亲和叔伯弟兄等同宗血亲。
相对辛劳的纺纱织布来说，“绣”无疑是一件充满情趣的工作。刺绣是整套技艺中最能显示女子聪慧灵巧的环节，每个女子都会用五彩丝线绣出丰富多样的图案，把头帕、领口、衣襟、袖口、衣袋、腰间、裤腿、脚套等装点得独具情趣。西双版纳的哈尼族还能用彩线织出有美丽图案的花布和背包。墨江哈尼族纺织的细蔑斗笠帽，花色新颖别致，既是精美的艺术品，又是耐用的生活品，为各族人民所喜爱。崇尚自然、充满对生命本源的热爱，无疑是哈尼族女性创造服饰之美的不竭源泉。择取自然灵物为符号来表达情趣和装饰衣物，是哈尼族女性服饰的一个审美特点。一套精美的衣装往往耗时数载，一针一线倾注了她们炽热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对民族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的形象化，既是哈尼族女性对民族文化的一种记忆，又是她们创造的源泉。神话传说是服饰图案的内核，是附着在服饰图案上的意象，也是每个哈尼族女子的刺绣语言。
服饰制作的学习和掌握，对于哈尼族女性来说，不仅仅是技艺的传承，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少女在纺纱、织布、印染、裁剪、缝补以及挑花绣朵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并熟悉了民族服饰，而且耳濡目染了女性集体内部种种知识的教化，包括接人待物的礼仪规范以及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习俗和生产。
除“帕阿”之外，腊米人的“披秋”拖带边也极富哈尼族民间造型艺术的特点，其上绣有狗牙形几何图案。切地人的围腰绣花图案有芝麻花、面瓜花，象征多子多福。伲人的少女帽子、衣服、护腿挑刺绣着花纹图案。布都妇女擅长桃花刺绣，图案构思取材于花卉虫鸟形象，并赋予特定含意，如葵花图案表示长寿，葫芦图案表示早孕早育等。布孔人裤腿边沿绣着犬齿花、腰带腿罩绣花。阿木人有精致的刺绣工艺，在腰带、围腰、筒裙、扎头带上均有绣花图案，内容有花鸟虫鱼。西摩洛人的刺绣多表现在坎肩、腰带、花绑腿上，用红、白、黄、蓝色线绣有太阳花、月亮花、南瓜花、狗牙花等各种动植物及几何图案。
二、雕刻与树皮衣制作工艺
雕刻是男子的事，不少男子能从事平面和立体的木料雕刻，式样朴实美观。他们喜欢在乐器、烟袋及针筒等小件器皿上雕上各种图形；跳木雀舞时使用的木雀，是罕见的立体木雕，虽不很精致，但也逗人喜爱。
哈尼族还有一门独特的民间工艺——制作树皮衣。
中国历史上，有关树皮布的文献记载大概始于公元前6世纪，其为衣冠的文化更早，可以推溯至石器时代，古籍文献中出现的布的名称有：“榻布”“答布”“纳布”“楮皮布”“毂皮布”等，经查都是以树皮为原料加工而成的布；据说蔡伦发明造纸术也是得益于树皮布的启发。在云南，有关树皮衣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樊绰《云南志》，说当时裸蛮“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随后《云南通志》等史料上也提及基诺族、景颇族、独龙族等都有以树皮为衣的现象，说明早期在云南各民族中取树皮为衣较为普遍，只是其取材料不一，有用棕皮、椰树皮、木树皮等，加工程度也不同。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民族调查资料表明，西双版纳傣族曾用箭毒木的树皮缝制衣服，且在勐腊县的克木人生活中还很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