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不同，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不同，大的民族套着几个小的民族，大的地区套着若干个小的地区，一圈又一圏，一层又一层，在大同中存在着小异，这种小异又会渗透到每个人每个事物的毛孔里。从人的长相、脾气个性、语言民歌、舞蹈动作、手势做派、服饰穿着、饮食习惯，到盖起来的房子的样式、生产方式、群体的禁忌和祭祀习俗等等。这些不同文化传承的特点，又塑造了一个我，这是文化基因塑造的我。一旦塑造成功，这个人就一辈子带上了这个地区的文化烙印。连他自己也偏爱这个基因，如果不爱，他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这个基因。那个跑到台湾去的蒋介石先生，到了晚年还不时地要人偷偷到他浙江省的老家奉化去，捎上一点土特产带到台湾吃；而那个叱咤风云的彭德怀元帅，即使到了莫斯科去访问，也要让瞀卫参谋带上一筒臭豆腐乳。这在苏联人看来最不干净的东西，彭德怀却认为是中国人的奶酪，须臾离不开它。这些东西都构成了故乡的情与故乡的恋，一个人哪怕走遍了世界的天涯海角，到了老年之后，就愈加怀念自己的家乡故土。故乡的风、故乡的云，仍然在极有魅力地召唤着他回去落叶归根。
我们平时所说的地方优越感和地方保护主义，或者是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都来源于这种基因。我们中国人总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最勤劳勇敢的民族，英国人也自认为他们是最绅士最高贵的，而日耳曼民族也认为他们是世界最优秀者。当今还沉渣泛起在德国国内、英国国内、奥地利国内的小股势力的纳粹主义与排外集团，就是自感本民族的优越性，反对政府的移民政策，想将不是本民族的外国人清除出去，以纯洁自己民族的高贵血统为己任。缩小来看，上海人总喜欢围在一起说上海话，以示他们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不会说上海话的一概是老土。若是有一个外地人到上海的商店里去买东西，售货员听到他说的是外地腔，就油然而升起看不起他的情绪。而若是在遥远的外乡，碰到了一个地方出生的人，乡音一说，便马上亲切得了不得。这种观念，这种文化传统上的认同感与排斥性，就是文化基因在作怪。
于是，两个基因，一个是血统意义上的肉体里的基因，另一个是文化的基因，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固定在一定的坐标上，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按照冥冥中的轨道行驶。
每一个具体的人，受硬件和软件的制约，先天的基因与后天学习的固定，都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一起综合在他的脑子里了，形成了看不见的合力，这种合力构成了前进的动力和不能前行的阻力，成为头脑指挥部里的主导力量，当一个两难问题摆在了这个人的面前，当某一件事需要他下判断和决策时，这个人几乎用不着思索，头脑里迅速地做出了反馈，告诉了他：这件事可以干，那件事不能干；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做行得通，那样做肯定要碰壁等等，十分的干脆利索。只有当我们深层次地分析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想和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以上的这些条条框框是如此顽固地左右着他们的意识与思想。
头脑里有一张行为路线图
民间有鬼打墙一说，就是说当一个人在陌生之地（森林、草原、戈壁）行走时，闹不好，走着走着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过去的人认为这是被鬼所迷，鬼筑起了一堵墙，人就只得按照鬼规划的路线绕圈子了。
这种说法实属迷信，但事实上有不少的人确实碰到过。记得一位友人告诉我，他有一次在草原上迷了路，司机也辨不清要去的地方了，就信马由缰地开着汽车乱转，结果竟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愈是陌生之地，愈是大而无边的地方，就愈容易碰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不是什么鬼在使坏，而是人的习惯使然。无论是跑步、骑自行车，还是驾驶着汽车，甚至是划船，只要你仔细观察，人总有不知不觉地向左方倾斜的习惯。
在田径运动中，凡是200米以上的项目，运动员都是向左转变的。向左转变的给人一个很自然的感觉，若是向右转，就显得很不自如。
据外国专家分析，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的心脏位于身体的左侧，所以重心容易偏左；第二个原因是，人的跳跃等动作的起跳脚都是左脚，所以向左转向左倾都比较容易。进一步的研究指出。人类的两只脚，左右各有其作用，左脚起支持作用（支撑重心〕，右脚起运动作用（掌握方向和速度）。因重心偏于左脚，所以用右脚蹬地来增加速度和掌握方向，其实人是不知不觉中以左为圆心在绕着一个大圈。于是，在1912年，国际田联成立之际，把赛跑的方向统一定为左手为内侧，即向左转变，并列入田径规则，一直沿用到今天。
这就是说，由于人的心脏在人的左侧，人的身体的重心偏于左，于是左脚得支持住这个重心，左脚的立脚点就是圆心，而右脚一般比左脚有力，甚至跳跃与步幅都比左脚略高略大，这就等于人在以左脚为圆心，用右脚在那里画着一个圆。当然，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看不出来，但长跑或走长路时，这种倾向就不知不觉地反映出来了。
这个常规，或者说这个规律，也可以运用到人的行为科学上来。我们人生的轨迹虽然如丘吉尔所说的，是一些活见鬼的事件的组合，但客观存在透出了一些固定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像田径赛中的转大圏规律。
当一个成长到成熟了的人想要做事想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头脑里两部分的东西都会跳出来帮助他辅助性地思考，一部分是他的先天基因，另一部分是他的后天学习。而这个人的行为抉择，往往是这些过去（幼时）积累的一种发挥，这就像部队的一些首长们，如若是一个特别爱打篮球的青年人当了领导，那么他在建设自己部队的文化生活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建设一个十分像样的篮球场，但他肯定不会想到要建一个美国式的橄榄球场。如果另一个人的嗓子好，年轻时曾在比赛时得过奖（这是他的光荣），那么，到了他当领导时，这支部队里的卡拉0反室一定建设得很好。
同样的道理，一个一辈子善于笔耕的文人，到了退休之后，他想到要干点什么时，想到的一般都是返聘到某一个单位去当编辑或自己写几本书出版；而一个大半辈子都在商场上打滚的商人，他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先做点事时，他想到了办法一定都与商业有关联。
这样，我们就懂得了，某一个人今天的一些想法与点子，他的决心与抉择，都与他头脑里的积累和家庭特长的基因有关。我们把后来这个人的打算比喻成种一棵树，而把他过去的积累比喻成一块堆积起来的土地（小丘），那么，每个人想要种下的那棵树，肯定是长在他自己培植的那方土地上的。
在这个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我们了解与熟悉的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判断。
我国着名的老作家冰心，她与巴金、老舍都是很好的朋友，她曾谈起对这两位老友的看法，这里抄录两段，供我们参考与借鉴。
冰心：巴金不大说话，很沉默，脸上总是很忧郁的。所以我总说，巴金忧郁的时候就是他最自然的时候，他一贯的表情都没有像我其他的朋友那样哈哈大笑过，他总很严肃的。我喜欢他的就是，这个人呀，一辈子说真话，心口如一，从来就不说假话。跟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第二个是他对婚姻问题的严肃态度，是我所有的文人朋友里所没有的。他结婚比较晚，40岁才结婚，他对萧珊很专一、忠诚，所以萧珊死了以后6年，他才开始写关于萧珊的事情。可见，不知他写过多次了，最后才写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有人说巴金快结婚了，我就不相信。关于这两点，是我的朋友里所没有的，惟一的就是巴金。我的朋友多了，像梁实秋他们，要说才情什么的，他们都有，就是没有巴金这么专一。我最佩服的就是这一点，我最喜欢的也就是这一点。所以巴金的信我都另外放起来，我另外有个盒子专门装巴金的信。巴金还有一点，他不会太褒扬自己，吃的没有什么特别，什么都没有特别。
冰心：我觉得（老舍自杀）很可能，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的小说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这个人受不了委屈，他受欢迎时，听到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被人打他是受不了的。所以我听说他死，我一点也不奇怪。他的脾气跟别人不一样，他受不了一点委屈。还有，那时候夸他的人也多，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不好。他这个人又很乐观，平常玩猫呀，什么种花啦，他很随便的。突然有人对他那样批斗，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
冰心女士因为很了解她的两位作家朋友，所以谈起来如数家珍。在这次谈话中，我们注意到了她对这两位朋友的行为的预测。让我们单独挑出来再重复一番。
对巴金一巴金敢讲真话，对爱情专一，是他的两大特色。所以，当巴金的夫人去世后，有人传说巴金快结婚了，冰心不相信。
对老舍一脾气很硬，受不了一点委屈，平时听到的赞扬很多，忽然有人对他批斗，他是受不了的。而且他的小说中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自杀，她也预测如果老舍要死，也会跳水而死。
这就是说，一个人的脾气、个性其实是他的基因特征的外在表现，如果他已经生就了某一种脾气个性，那么只要你对他十分的了解，就会估计到当他面对某一难题时，他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应对行为，而这种行为正好是他原来个性与脾气的延伸。
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若是你对一个人有充分的了解，这个人已经活到30岁或40岁，你若能够画出他以往的行为的轨迹线，那么，你就很可能按此规则再画出他的行为延长线，这条延长线就是他未来的行为轨迹。
这里面，有绝大部分是这些人物小时候就已经定了位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后天养成的。例如上面的例子，巴金的敢讲真话、忧郁、对爱情专一的特点，和老舍的脾气硬，受不了一点委屈的特点，都是从小就养成的。只有老舍的另外一点：他事业有成后，听到的都是赞扬声，没有人说他不好，这是后天环境里养成的。而这后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对他进行了批判，把他的作品说得一无是处，这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正是这个落差，让老舍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
当然，即使能够充分了解一个人的脾气和个性，但我们仍然不能预测老舍会碰上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要是没有这场劫难，他这辈子都过得顺利，很可能不会投水自杀，他以后仍会生活在荣誉与幸福中，还会创造戏剧与文学上的更大辉煌。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可能在另外的地方发生挫折。因此，我们只能说，按照老舍的脾气与性格，他是受不了委屈的，要是碰到其他的挫折和危难，那么，按照他的这种性格的发展，他仍然会表现出那种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秉性来。
巴金先生呢，他忧郁，待人诚实，从来不说假话，对爱情专一，这些东西也是天生形成的。作为他的好朋友一冰心，由于对他有着充分的了解，所以当他夫人去世之后，有人传言巴金再婚，冰心不相信，而事实证明了冰心的估计是对的。当然，即使巴金事隔多年后再婚，也属正常的现象，无可非议。但即使巴金再度结婚了，巴金对新夫人的态度，仍然会一如既往像对前一位夫人一样。
平时，若是某个朋友有了某种遭遇，做出了某种行动，他的一些朋友在一起议论时，总是会说：嗯，这件事肯定是他干的！或者说：不对，他不会做这种事，他是冤枉的。朋友们的结论，都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人的太了解了之后，做出来的判断。而一般地说，愈是对某个人了解得深，这种判断也就愈正确。这一切都说明了，人的一切行为其实是沿着某一条特定的轨道运行的。
当然，我们的判断也许有误差，这是因为有时我们只了解朋友的这一个侧面，而没有看到他另一个侧面，或者是没有看到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他的性格所发生的某种异化。这些都是自然的，毫不奇怪的，因为我们讲过了，即使一个人被众多的圏圈绑住了，他也会跳出各种姿势的舞蹈来。但是这一点我们应当肯定，人的行为有一半是被锁定的，而另一半是自由的，我们根据这被锁定的一半，就能够做出许多英明的预见和正确的判定来。而这一点，不管是政治家或企业家对于设定谈判桌上的对手行为，还是公安人员对抓捕某个疑犯的先期估猜，其正确的程度，起码就提高了一半。而光凭这一点，我们就觉得对行为的半锁定大有研究和开发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