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革命的董振堂将军
郝成铭
董振堂（1895—1937），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人。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著名将领，红军西路军第五军军长。1937年1月20日战死甘肃省高台县城，时年42岁。
（一）
董振堂出身农民家庭。由于家贫，13岁才入小学读书。19岁入冀县中学求学，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校学习。1919年底从预校毕业，分配到北洋军中服役。1921年入保定军官学校受训，1923年毕业，时年28岁，分配到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任见习官。由于他怀有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工作踏实，不怕吃苦，又能团结官兵，因而很快得到升迁，一年之内，即由见习官、排长提升为炮兵连长。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北洋军阀曹锟的贿选政府，并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故宫，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董振堂参加了这次政变，因功提升为营长，不久又升任团长。1926年8月，冯玉祥考察苏联后回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于9月间举行“五原誓师”，反对北洋军阀统治，董振堂被任命为冯部第四军十二旅旅长。此后，他率部随冯玉祥进军西北，经银川、平凉等地，进军陕西，打退了围困西安的河南军阀刘镇华部，解了西安之围。
1927年5月，冯玉祥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加北伐战争，师出中原，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董振堂率部东出紫荆关，攻入敌军要害部位，消灭了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旅，吴只身脱逃。他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因功升任第二集团军三十六师师长。此后，又曾改任第十三师、第五师师长，率部移驻河南洛阳，并兼洛阳警备司令。
1930年3月，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伐蒋介石，“中原大战”爆发。董振堂率部参加豫西战役，激战月余，屡败蒋军；接着又参加豫东战役，冒雨驰援皖北亳州，经七昼夜激战，击退蒋军，解亳州之围，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后来冯玉祥失败，所部被蒋介石收编，第二集团军一部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总参谋长。董振堂的第十三师改编为该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他被任命为旅长。1931年春天，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当年7月进驻宁都县城。
由于第二十六路军出身“杂牌”，改编后备受蒋介石集团的歧视，待遇很差，部队开到南昌后才第一次给官兵发饷，但仅发了三分之二，不但远远低于蒋系中央军，而且低于其他杂牌部队，因而引起广大官兵极大的不满。孙毅将军回忆说：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大都是北方人，驻宁都以后，对南方的环境、气候不适应，部队中产生了几“怕”——怕下雨，怕生病，怕与红军打仗。兵饷本来就不足，再加各级军官层层克扣，士兵生活更加清苦，天天喝稀粥，吃卷心菜，许多人吃不饱，瘦得厉害，加之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许多人病死，一个团平均每天要死四五个人。进驻宁都不到三个月，城北面和城西面就埋了两三千个，新增加的坟头几大片，部队中产生了恐惧情绪。因而，人心浮动，军无斗志，厌战思乡情绪日益严重参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在大革命时期，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曾在冯玉祥部队进行过革命活动，董振堂受到过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当时政治腐败、
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状况十分不满。现在放着日本侵略军不打，却开到宁都打红军，他“一百个想不通”。宁都城内外，到处都有红军撤退时留下的标语：“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你们过去打蒋介石，不知死了多少人，现在为什么又为他送命？”“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你们打红军不应该！”“欢迎二十六军的弟兄参加红军！”这些标语、口号，使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产生了向往红军的思想，也使董振堂的思想日益倾向革命。
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有一个连长，曾被红军俘虏，他把这个连长找来问红军那边的情况，连长说：“人家对被俘的人很好，没打没骂，跟人家吃一样的饭，愿意回来的就放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红军还给了两块大洋。”董振堂又问红军还讲过什么话？连长说：“红军说了，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了。人家红军对老百姓很和气，官兵平等。人家说，二十六路军要想活命，只有跟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干。”这位连长说的话，对董振堂触动很大。
董振堂不止一次的讲过要找红军的事。一次，他对老部下苏进说：“部队现在情绪很坏，大家都感到没有出路，我想找个人到那面（指苏区根据地）去了解了解情况。”苏进当即表示赞同，并说：“听人说刘伯坚在上海，何不派人去找他？”不几天，董振堂就以“养病”为名，带着参谋刘振亚到南昌找党组织，未果，又派刘振亚去上海找刘伯坚。其实，刘振亚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只是没有和上级取得联系，到上海也没有找到刘伯坚，就回到宁都。
不久，中共中央派党员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很快和刘振亚取得联系，并在刘振亚、赵博生、董振堂的掩护下，站稳了脚跟，先后发展译电主任罗亚平、学兵连长李青云、执法队长王振铎、副连长王铭五、战士王幼平等入党，成立了地下特别支部。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于10月间又发展总参谋长赵博生、董旅参谋郭如岳等十多人入党。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又建立了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党的地下支部的建立，使二十六路军中党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华北地区处于危急，第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开赴华北，参加抗日，保卫家乡。但蒋介石不让该军离开“剿共”前线北上抗日。因此，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同蒋集团的矛盾，特别是赵博生、董振堂等具有正义感的高层爱国军官同蒋集团的矛盾，更趋尖锐，他们纷纷向孙连仲申述北上抗日的理由，有的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孙连仲为了摆脱困境，一面向蒋介石致电请示，一面命令部队北上。当部队北开30余公里后，便受到中央军的阻拦，只得重回宁都。董振堂返回宁都后，非常愤慨，说：“我们不能参加抗日，何以面对华北父老。”“二十六路军的出路何在？如何才能走出困境？”成了他当时昼思夜想的大问题。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董振堂的思想日益倾向红军；更由于他的两位贴身参谋刘振亚、郭如岳不断地向他“吹风”，他的思想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第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的入党，加快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准备工作。董振堂是赵博生保定军校的同学，又都是河北同乡，彼此十分亲近。赵博生和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地分析研究过争取董振堂的工作。赵博生认为董振堂作风正派，能吃苦，富有正义感，在官兵中有比较高的威信，他有倾向革命的言论，对蒋集团贪腐作风及打内战的政策十分不满；他主张坚决抗日，不愿到江西来攻打红军。因此，赵博生认为争取董振堂参加起义是完全有可能的。董振堂任旅长的第七十三旅实力比较强，如能把董振堂争取过来，对起义的成功将起保证作用参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35页。。刘振亚、郭如岳更认为，董振堂已是坚定的革命者，主张向他公开党的组织，并吸收他入党。
此后，赵博生多次找董振堂谈话，向他交了底：“二十六路军只有跟红军走，才有出路。”董振堂立刻说：“我们七十三旅听参谋长
的，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你说怎么好就怎么办！”不久，赵博生又把组织暴动的事告诉了他，他又当即表示：“我听参谋长的！”此后，他即根据赵博生的指示，积极活动起来。这样，董振堂就完全站到革命方面来了。
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活动，被蒋集团侦知，蒋介石便连电赵博生，要他立即将“共党分子”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等逮捕惩处。赵博生与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立即派袁血卒到苏区向红军领导人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同时加快准备工作，乘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宁都的机会，举行起义。赵博生把董振堂当作起义的主要助手，并把他领导的第七十三旅当作起义的重要力量。赵博生多次找他研究起义的具体方案，又多次到七十三旅召开骨干会议。
暴动的前几天，董振堂显得格外忙碌。他协助赵博生做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制定起义的详细方案。12月11日，赵博生和李青云来到七十三旅旅部，和他研究了起义的具体行动部署。12月14日行动之前，赵博生又来七十三旅，召开骨干会议，赵博生对大家说：“今晚要行动了，成功与失败，关系到二十六路军的前途，也关系到大家的命运。成功了，我们就把部队带到红军那边去；万一出了差错，要有秩序地撤出东门，白塔那边有红军接应。”董振堂说：“这是天大的事，大家一定要认真负责地去做，一定能成功。”接着他给几个骨干布置了任务：“刘振亚带特务连扼守通往苏区的通道；李青云率学兵连一部负责城内与东门的警戒、巡逻；郭如岳带学兵连一部占领总指挥部和二十五师师部电台；高志中留旅部联络。”高志中《怀念董振堂》，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63～164页。
12月14日晚，总参谋长赵博生在总指挥部举行“宴会”，全路军团以上军官应邀赴宴。董振堂布置好岗哨、巡逻队伍、应急分队后，带着他的四个警卫员也来赴宴。酒过三巡后，赵博生宣布举行暴动，董振堂、季振同二位旅长当会带头响应，其他大部分旅长、团长也表示支持，只有两三人反对，被当场下了随身武器。这时，董振堂按照原定计划，立即返回部队，指挥部队行动起来，占领要点。当他得知进占第二十五师电台的部队受到抵抗时，立即带领一部分部队赶去攻打，经过十多分钟战斗，攻占了该电台。
12月15日清晨，宁都城里的枪声停止，起义成功了，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宣布参加红军，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季振同的七十四旅全部起义，无一人脱逃。董振堂对大家说：“弟兄们！从今天起，我们再不受蒋介石的欺骗了。我们要到苏区去，与红军并肩战斗，打日本鬼子。”早饭后，董振堂和赵博生、季振同带着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向苏区根据地。
（二）
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部队开赴中央苏区石城县的秋溪、龙岗一带整编。董振堂向军委派来的红军干部虚心学习，教育部队严格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纠正军阀主义，克服旧军队的恶习，大力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使这支部队很快成长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宁都起义后，董振堂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2年4月，苏区中央局批准了他的要求。入党后，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向政委何长工表示一定要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还向何政委提出要把自己在旧军队中积蓄的一笔大洋全部交给党。毛泽东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就给他捎话说：“不要全交，可寄一点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他却说：“革命了，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这点钱是我对党的一点心意！”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他还把自己用的一条毛毯送给朱德总司令，这条毛毯就跟随朱总司令跨过千山万水，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36年12月，周恩来要赴西安谈判，解决“双十二”事变，朱总司令又转赠给周。全面抗战爆发后，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又把它回赠给朱老总。朱老总带着它，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一直到全国解放，最后把它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了革命领导人诚挚友谊的象征和教育后人的珍贵文物参见高志忠《怀念董振堂》，载《回忆宁都起义》，第170页。。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焕发出了高昂的革命士气。这时，红三军团攻打江西赣州，守敌约有万人，城防工事坚固，连续爆破三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参加攻打。这是红五军团参加的第一次战役，指战员们情绪很高，决心打好这一仗，接到命令后，积极进行准备，急行军奔赴战场。部队开到赣州城下，董振堂立即组织一批战士，用几个棺材装上炸药，同时炸掉了城楼和左右两面的碉堡。这次爆破威力很大，掀起的泥土遮天蔽日，把守点的敌军全部炸飞。这次攻城战斗显示了红五军团的强大战斗力，但蒋集团急派兵增援，挽救危局。红军总部见攻城无望，遂放弃攻城计划，命令红三、五军团撤出战斗。
1932年3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命令，以第一、第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以第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在赣江以西作战。3月下旬，东路军入闽，在毛泽东率领下，直下龙岩、上杭，于4月15日到达漳州附近。毛泽东决定红一军团担任主攻任务，红五军团为助攻部队。战斗开始不久，董振堂就主动指挥部队参加战斗。敌人的炮火异常猛烈，有几发炮弹在董振堂的指挥部附近爆炸，飞扬的尘土落了他一身，有关同志建议把指挥所向后转移一下，被他断然拒绝。他说：“一将不动，全军稳定，指挥员一遇事就慌张，还怎么指挥打仗？”他冒着烟尘坚守原地，沉着指挥，一举攻占附近的几个军事要点，压制敌军火力，积极配合了主攻部队的作战。在战斗进行中，他发现打阻击的一支部队的阵地上发生激烈战斗，红军部队有些吃紧，便急调一个团上去，死死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漳州战役，红军攻占漳州、天宝、南靖等地，歼灭敌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类枪2300余支，子弹13万发，炮弹、炸弹5000余发，飞机两架，电台、电话机及其他物资一大批见杨成武《熠熠生辉的漳州战役》，载《人民日报》1992年4月19日第5版。。其中董振堂指挥的第十三军，即俘敌1000余人，胜利完成作战任务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73页。。
